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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之死

武则天在参预朝政期间，确实是“忧劳天下”的。可是古往今来，许多历史学家并未看到这一点。相反，不少人还指责她专权，说她为了要当女皇，鸩杀了太子李弘。李弘果真是武则天杀害的吗?这是必须澄清的问题。

关于太子李弘之死，史书记载不一。《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云：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25日），皇太子弘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同书卷八十六《高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云：“上元二年，太子从幸合璧宫，寻毙，年二十四。”《新唐书》卷三《高宗纪》云：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同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云：“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鸩杀弘。”卷八十一《孝敬皇帝弘传》云：“帝尝语侍臣：‘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而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

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毙，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四月条载：“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敬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从这些记载来看，“鸩杀”说盖出于《新唐书》。后人言武则天杀太子者即源于此。

对于《新唐书》的记载，《资治通鉴》的作者已表示怀疑。司马光在《考异》中说：

《新书本纪》云：“已亥，天后杀皇太子。”《新传》云：“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唐历》云：“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按李泌对肃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第四。长日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新书》据此及《唐历》也。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

司马光的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他在众说纷纭的史料面前，不肯作出明确的判断，只说“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作客观的叙述。

司马光修《通鉴》时，《新唐书》刚问世不久。作为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对宋祁、欧阳修撰写《新唐书》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据《考异》所说，《新唐书》“鸩杀”说的来源是李泌对肃宗讲的话和《唐历》的记载。

《唐历》凡四十卷，是唐人柳芳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该书作于肃宗上元（760～761）之后。当时作者被贬黔中，史料缺乏，所载或凭自身及高力士回忆，难免有失误之处。且柳氏言太子弘不以寿终者，并未肯定太子系武后所杀。因为不以寿终也可能是因病死亡。所以，以《唐历》所载“不以寿终”作为武则天鸩杀太子弘的论据，本身是软弱无力的。

至于李泌对肃宗之言，史书记载颇多，似乎确有其事。但问题在于，李泌所言，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新唐书》卷八十二《十一宗诸子·承天皇帝谈传》云：

肃宗即位，“议以（建宁王）侦为天下兵马元帅，左右固请广平王（即皇太子）。

帝从之，更诏俊典亲军，以李辅国为府司马。时张良娣有宠，与辅国交构，欲以动皇嗣者。忠謇，数为帝言之，由是为良娣、辅国所滑，妄曰：‘谈恨不总兵，郁郁有异志。’帝惑偏语，赐侦死，俄悔悟。明年，广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献捷。泌与帝雅素，从容语侦事，帝改容曰：‘侦于艰难时实自有力，为细人间阅，欲害其兄，我计社稷，割爱而为之所。’泌曰：‘尔时臣在河西，知其详。广平于兄弟笃睦，至今言建宁，则呜咽不自己。陛下此言得之谗口耳。’帝泣下曰：‘事已尔，未耐何!’泌曰：‘陛下尝闻《黄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为行，而睿宗最幼。长日弘，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图临朝，鸩杀之，而立次子贤。贤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而贤终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无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时，广平有大功，亦为后所构，故泌因对及之”。

由此可见，李泌的这段话是在张良娣（后为皇后）谗杀建宁王并企图陷害广平王的情况下对肃宗讲的，其目的是想让肃宗觉醒，从而保护广平王。为此，他在所举前朝故事中，也可能有编造和附会传说的成分，其《黄台瓜》诗句很类似流传极广的曹植《七步诗》。

《通鉴》在“慎无再”之后还记载说：“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为书绅。’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显然，在此之前，唐肃宗根本没有听过什么“黄台瓜辞”。如果说李泌所言李贤“黄台瓜”属实，肃宗何以茫然无知?又，李泌言“黄台瓜辞”系李贤所作，当时李贤正为太子，聪明过人，岂能将兄弟比作供人采摘的“瓜”?退一步说，纵然他自比为瓜，认为杀掉太子弘对自己有利，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唱“一摘使瓜好”的诗句而让他们去感悟。如果感悟了，岂不是将他的人品也暴露无遗!所以，我们认为所谓《黄台瓜》可能是李泌借题发挥出来的玩艺。如此说不谬，则《新唐书》“鸩杀”说的两个来源都是靠不住的。

从《通鉴考异》中可知，司马光在修《通鉴》时，曾看到过当时的《实录》。《实录》不言太子弘遇鸩。《旧唐书》卷五《高宗纪》、卷八十六《高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唐会要》卷入《追谥皇帝·孝敬皇帝弘》、《册府元龟》卷二百五十八《令德》等亦不言遇鸩。这些都说明“鸩杀”说是缺乏可靠记载的。

撇开《新唐书》“鸩杀”说的出处不谈，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很难成立的。《新唐书》的作者并未拿出太子弘遇鸩的直接材料，只是从太子弘与武则天的关系方面加以推测：“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因而武则天鸩杀了太子弘。这种推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首先，所谓武则天“方图临朝”而杀太子是毫无根据的。武则天确曾临朝称制，但那是后来的事；要说她在上元（674～676）年间即“图临朝”却非事实。如前所述，武则天是在高宗多病，太子幼弱的情况下参预朝政的。她有参预朝政的愿望，但当时并无当女皇的野心。

咸亨元年（670）以久旱请避皇后之位，就是明证。退一步讲，假如武则天要临朝称制，那么，她首先要杀掉的应当是唐高宗，其次才是皇太子，并且，连自己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应统统杀掉。不杀掉高宗，怎么临朝称制，不杀掉李贤李显等人，难道他们不会成为新的皇太子?但事实上，武则天并没有加害于高宗，相反，对高宗还颇为关心。李弘死后，紧接着就是立李贤为太子。李贤获罪，复以李显代之。如果说武则天是为临朝而杀死了李弘，这些事实将如何解释?

其次，所谓“弘奏请数怫旨”也是有问题的。查太子弘奏请之事，大抵有以下几宗：

总章元年（668）二月，释典于国学，请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

总章元年十二月，“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弘上表认为征辽军士逃亡，可能有各种具体原因，不应罪及妻子，“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

咸亨二年（671），高宗及武后幸东都洛阳，留太子弘于京师“监国”，弘见萧妃所生义阳、宣城二公主仍幽掖廷，请嫁之；又请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