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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七权力篇(1)
把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
李嘉诚手下有两员大将,霍建宁和周年茂,针对两人的不同特点,李嘉诚对他们做了不同的安排。
霍建宁毕业于香港大学,随后留美深造。1979年学成回港,被李嘉诚招至旗下,出任长江集团会计主任。他利用时间进修,考取了英联邦澳洲的特许会计师资格证。
李嘉诚很赏识他的才学,也发现霍建宁是一个策划奇才,却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闯将。于是在1985年任命他为长江集团董事,两年后提升他为董事总经理,让他在幕后工作。
为了发挥霍建宁的长处,李嘉诚较少派他出面做谈判之类的工作,而是给了他一付新的担子,为李嘉诚当“太傅”,肩负着培育李氏二子李泽钜、李泽楷的职责。
周年茂是长江集团元老周千和的儿子。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时,李嘉诚就把其当做长江集团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并把他和其父周千和一道送赴英国学习法律。
周年茂学成回港后,顺理成章地就进入了长江集团,李嘉诚发现他做事干脆,口才很好,指定他为长实公司的代言人。
1983年,回港两年的周年茂被选为长江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荣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当时,周年茂才30岁。
周年茂虽然看起来像一位文弱书生,却颇有大将风范,指挥若定,调度有方,临危不乱,该进该弃,都能够把握好分寸,收放自如,这一点正是李嘉诚最放心的。周年茂升任副总经理,负责长江集团的地产发展。
周年茂走马上任后,负责具体策划,落实了荼果岭丽港、蓝田汇景花园、鸭利洲、海怡半岛等大型住宅屋村的发展规划,顺利实施了李嘉诚的计划,从而以自己的能力赢得了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将更大的重任托付于他。
智慧点评:
管理者为了事业的发展,有必要求贤若渴,但是有了“贤”还要会用“贤”,能让他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把他安排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埋没他的才干。
不要干预下属的工作
《吕氏春秋》记载,孔子弟子齐,奉鲁国君主之命要到宣父去做地方官,但是,子齐担心鲁君听信小人谗言,从上面干预,使自己难以放开手脚工作,充分行使职权,发挥才干。于是,在临行前,主动要求鲁君派两个身边近臣随他一起去宣父上任。
到任后,子齐命令那两个近臣写报告,他自己却在旁边不时去摇动二人的胳膊肘,捣他们的乱,使得整个字体写得不工整。于是,子齐就对他们发火,二人又恼又怕,请求回去。
二人去之后,向鲁君报怨无法为子齐做事。鲁君问为什么,二人说:“他叫我们写字,又不停摇晃我们的胳膊。字写坏了,他却怪罪我们,大发雷霆。我们没法再干下去了,只好回来。”
鲁君听后长叹道:“这是子齐劝诫我不要扰乱他的正常工作,使他无法施展聪明才干呀。”于是,鲁君就派他最信任的人到宣父对子齐传达他的旨意:
“从今以后,凡是有利于宣父的事,你就自决自为吧。五年以后,再向我报告要点。”
子齐郑重受命,从此得以正常行使职权,发挥才干,宣父得到了良好的治理。
这就是著名的“掣肘”故。
后来孔子听说此事,赞许道:“此鲁君之贤也。”
古今道理一样。领导者在用人时,要做到既然给了下属职务,就应该同时给予其职务相称的权力,不能大搞“扶上马,不撒缰”,处处干预,只给职位不给权力,在这方面做的最出色的是齐桓公的“凡事问管仲”。有一次,晋国派使者晋见齐桓公,负责接待的官员向齐桓公请示接待的规格。
齐桓公只说了一句话:“问管仲。”
接着,又来一位官员向齐桓公请示政务,他还是那句话:“问管仲。”
在一旁侍候的人看到这种情形,笑着说:“凡事都去问管仲,照这么看来,当君主蛮轻松的吗?”
齐桓公说:“像你这样的小人物懂什么呢?当君主的辛辛苦苦网罗人才,就是为了运用人才。如果忘了这一点,凡事都由君主一个人亲自去做,一则不可能做得了,再则就糟蹋了苦心找来的人才了。”
“我花那么多的心血寻找人才,”齐桓公接着说,“才让管仲当我的臣下,既然交付给他处理,齐国就安泰,我就不应该随便插手。”
网罗人才是一件很辛苦又费力的事,得到真正的人才不易。一旦得到贤良而忠心的人才辅佐,国家就会兴旺安泰。
要放手让人才发挥自己的才干,身为领导者,就不要随便插手干预。正是因为齐桓公的贤明,再加上管仲的大力辅佐,不久之后,齐国就跃居春秋五霸之首。
智慧点评:
放手让你的下属去施展才华,只有当他确实违背的工作的主旨之时,你再出手干预,将他引上正轨。只有将下属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你的事业才能迅速地获得成功。
对下属要适当地放权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在任期间,他并不像有的国家领导人显得那样日理万机,他甚至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悠闲。我们先来看一个他的日常生活镜头:
一次,艾森豪威尔正在打高尔夫球,白宫送来急件要他批示。总统助理事先已经拟定了“赞成”与“否定”两个批示,只待他挑出其中一个签名即可。谁知艾森豪威尔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后,就在两个批示后各签了个名,说:“请狄克(即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帮我批吧。”然后,就又若无其事地打球去了。
但就是这样一位“懒”总统,却领导美国取得了历史上最为和平安定的时期,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空前的繁荣,直到现在,人民还在怀想着过去的那段好时光。
艾森豪威尔的“懒”并不是当上总统之后才有的,他的这个习惯由来已久。
二战结束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一次,副校长安排他听有关部门的汇报,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只安排会见各学院的院长及相关学科主任,每天见两三位,每位谈半个钟头。
在听了几拨人的汇报后,艾森豪威尔把副校长找来,不耐烦地问他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回答说共有6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