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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人 谋 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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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导语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萧楚女

本节要点

待人处世要豁达;保持一颗宽容大度之心;以礼动人的社交战略;治军理政怀有仁心。

故事案例

1。待人处世要豁达

在同治二年(1863年)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则借李白等人的诗文风格来比喻人生的道德修养,他说: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然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则豁达处多……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有胸襟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望勤劳……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告诉弟弟,自己兄弟虽然掌握兵权,但一定要以豁达的气度来待人处世,保持恬淡冲融的气度,而不要参与争名夺利的斗争。

2。保持一颗宽容大度之心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对于胸襟豁达坦**、虚怀若谷的君子,他从内心感到敬佩,并以此自勉,因此他一生虽然追求功名,却绝不贪图名利和私欲,而是能够推功于他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

当时,清朝太平军四起,为了剿捻,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难免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只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左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

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像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好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人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3。以礼动人的社交战略

曾国藩十分注意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和不满,在官场和军队中实施以礼动人的社交战略,竭力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并以此来感化同僚,以共图大事。

曾国藩在任职两江总督时,朝廷派满人出身的贪官官文到湖广,让其以总督的身份监视汉人。曾国藩的湘军都十分憎恶这个人,曾国藩本人对他也很厌恶,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他仍告诫部属对官文要以礼相待。

一次,正值官文宠幸的六姨太三十岁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庆祝一番。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没有好感,更不屑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曾国藩手下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湘军利益出发,以礼服人,主动前去祝贺。到了那一天,胡林翼甚至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让自己的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官文的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

官文的六姨太自幼丧母,对此十分感动,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也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官文对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官胡两家认了干亲,从此不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自此以后,湖北的军事民事,全交付予胡林翼一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盖章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

一时间,武昌城里督抚关系如此亲密,成为全国之首。由这件事也使曾国藩认识到了“以礼动人”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他推崇以礼治军的信心。

4。治军理政怀有仁心

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在治军理政的过程中,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怀有仁心,他的下属对他才由衷敬服。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他们的矛盾冲突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而曾国藩却能以德报怨,在左宗棠穷困潦倒、处于危难之时,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施以援手,尤为难能可贵。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上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尽是溢美之词,对其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之后,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又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这场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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