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动心忍性之德2（第3页）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竞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温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人参六两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冤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竞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劝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之将，而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大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咸丰皇帝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咸丰毫不容情地大骂曾国藩：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打了七八年烂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蔼，未信君山铲不平”句，强调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生主自许，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处，否则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更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

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如其致同乡兵部侍郎黄悼函说：

弟自庚申（公元1860年）忝兵符以来夙夜只惧，最畏人言。返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文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便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

此函颇明白地透露出对朝内倾挤之怨望。在其具疏请辞之先，亦将引退决心函告郭嵩焘：

近来礼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谢事。拟于近日，毅然行之，未审遂如人愿否？

此已充分表明曾国藩决心引退之志，而无所隐瞒与系恋。曾国藩值此众谤丛集之会，惟有与弟曾国荃互相安慰，互相勉励，其致曾国荃函，尤见心情之充分流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初三日函说：

至于朝内方面之猜嫌疑忌，尤加深曾国藩之恐惧忧烦。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算。因此有御史贾铎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诫。

朝廷故示生杀之威，操纵臣下，尤足使曾国藩惊惧伤心。此一谕旨，极具参考价值，足为研究当时政情之重大参考。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十一日上谕：

据御史贾铎奏：请饬曾国藩等勉益加勉，力图久大之规，并粤逆所掠金银，悉运金陵，请令查明报部备拨等语。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至国家命将出师，拯民水火，岂为征利之图。惟用兵日久，帑项早虚，兵民生困，若如该御史所奏，金陵积有巨款，自系各省脂膏，仍以济各路兵饷赈济之用。于国于民，均有裨益。此事如果属实，谅曾国藩亦必早有布置。惟该御史既有此奏，不得不令该大臣知悉。

同时，果然有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由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之猜疑，对湘军之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在这种种拂逆面前，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动心忍性”的圣贤用心，不断地表白自己不愿官居高位的心迹，只是让人感到过于悲凉。

第三个例子是曾国藩剿捻防线崩溃之时。针对当时捻军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特点，曾国藩摒弃了僧格林沁前堵后追的疲劳战术，而代之以千里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筑就的千里防线都在一夜之间被捻军冲破，从而使他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准、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顷。”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戮，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里，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行，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时，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又开异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常留余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曾国藩这里，成为了他治政治军过程中处事的一条原则。他在攻克金陵前对曾国荃强调说：“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这种“功不独占”的思想，以及攻克金陵后由裁军、减饷等事所体现出来的“功成身退”的思想，都是“常留余地”的具体化。

他对下属，也常劝诫他们“常留余地”。例如，当鲍超“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之际，他写信给鲍超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盛衰消息，“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本是自然规律。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的思考，是具有辩证因素的。他告诫诸弟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曾国藩也是过分自责了。

所谓顺境，指的是一种顺利的环境、和谐的局面、良好的态势。逆境，不顺利的境遇。也就是说，人总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维持生存还是成就事业，总感到困难重重时，我们说，这样的环境是逆境。人人都渴望顺境，因为从顺境到成功，困难少，阻力小，资本厚，条件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