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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动心忍性之德（2）

3。曾国藩的《爱民歌》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传统的以仁爱带兵这一方法，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方法是极为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日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日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规定了许多不许扰民害民的事：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火。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贼匪**。若是官兵也**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最后他总结地写道：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曾国藩一方面标榜仁爱，一方面又被人称为“曾剃头”，意即杀人像剃头一样。在这方面，应该说暴露了他本性残忍的一面。

咸丰二年底他刚出办团练，就对友人说：“不治以严刑峻法，则竖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更表明决心说：“不敢不威猛救时”，“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所以只几个月，在湖南便盛传他为“曾剃头”，令人侧目。

过了八年，正当湘军围攻安庆之时，他给正在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写信，叫喊：“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以假仁慈误大事。”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以杀人为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似乎发现了良心一样，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国藩写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确实一本正经，堂堂皇皇。可是湘军果真不扰民、解散胁从吗？只须举一个例子。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太平军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后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当那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稍流露出一点悔意，曾国藩立即对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尤可愤慨的，是曾国藩对湘军屠城的肯定与鼓励。他兴奋地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他鼓励正围攻吉安的曾国荃说：“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克城’虽迟亦无后患。”后来，湘军在攻占安庆、苏州、金陵时，都疯狂地屠城，仅金陵一处，曾国藩便向同治帝报告说：“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显然，这些被杀者不仅包括大量胁从，还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拥护满清皇朝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属。

所以，儒家提倡爱有差等，即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爱，爱的只是自己阵营中的人，而对非自己阵营的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人，则应毫不宽贷。曾国藩的行为大概也只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了。

智慧点评

仁，就是二个人字，从这个字的形我们看到了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样写这个字呢，古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害人人，人人必将害我。”的简写。这句话中两次使用二人组合。所以就是仁的意思了。仁是道的一种。

No。30拂逆面前如圣贤

名人导语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气节。

——莎士比亚

本节要点

逆境面前“无所逃而待烹”；拂逆面前做到“圣贤之用心”。

故事案例

1。逆境面前“无所逃而待烹”

对待逆境的方法，只有《西铭》中所说的“像申生那样无处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样勇于追随而顺从命令”等话，说得最亲切。

外界困境的侵扰，不可常存心中，而应把它排除，这样，终究会走上坦途。心要安定，气要静定，精神要安适，身体要泰定。

古人办事，也往往有人干扰阻挠，这种违拗的情况，代代都有，人人难免。因为厌恶别人违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别人顺从自己，便设法诛除异己，这是权奸的行径。听任其违拗自己，借此砥砺自己的德性，培养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并且以没有敌国外患，反而造成亡国为虑的，这就是圣贤的用心。借助别人的违拗，来磨砺我的德性，这就差不多了吧！

《挺经》的主旨就在于在逆境中顽强挺立，等待机会的到来。因此，此章处逆境之道当属《挺经》的核心内容。曾国藩把逆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的逆境，它关系到生死存亡；一类则是比较小、的逆境，它关系到事情处理的顺遂与否，这也称为拂逆。

在逆境面前，曾国藩为什么会主张“无所逃而待烹”呢？这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将特别提一下曾国藩两次自杀的经历。1854年2月，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又被太平军夺回。岳州之役后，石达开之堂弟石贞祥与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得距长沙城北仅五十里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九十里的湘潭。王闿运后来分析道：“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二十刻。”与此同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两粤诸地本已很活跃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想”。当此之时，省城内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因而昼闭城门，自断饷道。曾国藩于是于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众计议，都说：“人城坐困，宜亲督战。”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名，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为数不多。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当然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指向何处，当时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人建议先夺取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因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若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向；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们多不同，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理宜先夺取湘潭；若攻靖港大败，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于死地。持此主张最力者是陈士杰。他对王闿运说：“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阎运把这个意见转告曾国藩，曾“即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向曾国藩“尽其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恰恰这时，“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决心先攻湘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带动一千三百余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管带水师五营逆湘江而上，夹击湘潭，并且约定由曾国藩于第二天自带五营继进。

当天晚上，突然长沙县乡团的士绅来报：“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

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

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竞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

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