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们（第7页）
玉表兄站在门口看见了，他跑过来，大声地喊：“不准打人！你们欺侮小表妹，太不像话了！”说罢，他走到中间，抓住一个年纪大点的伢崽，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作声。有个小孩说：“他叫小秋，是大舅的崽。”
大家看着他好气派的，穿身学生装，像个大人一样的威严。大家一窝蜂地跑散了。
玉表兄把我领到外婆房里，并帮我擦掉眼泪。
母亲问：“怎么了？还哭了的。”
玉表兄告诉我母亲，说刚才一些舅爷们的小伙计在禾堂里放炮响玩，表妹去看，他们就起哄打她，说她是永州牯子。
“那些舅舅们的崽真野蛮。”他说，“为什么大舅在庵子里教书，不把他们都放到庵子里去管起来？”
母亲说：“大舅一个痨病鬼，教庵子里那些学生都奈何不了，哪里还有力气来管这些野牛一样的小伙计？”
虽然每年去外婆家拜年，四个舅舅，还有一些堂舅舅们的儿子，几十个，哪里分得清哪个是哪个的？玩得很生疏。所以六亲不认。
玉表兄在永州读的初中，那时是县立初中。办在永州的考棚那里，离我家潇湘门不远。有时星期天，他就来我家走走。看见我，总向我父母讲，要送我进县立女子小学读书。说我到读书的年龄了，太可惜。
父亲冷淡地说：“女崽们读什么书？！”
玉表兄还想讲。父亲就不理他了，等他走了后，父亲说他是新派人物。
我那时小，也不懂什么叫新派人物。
他读高中就去了武汉了，后来又去了安徽大学，学农业。抗日的时候他又转到广西大学，很少有时间来我们家了。
大学毕业回到家里，他父亲摆了几十桌酒席。以为可以把家业交给他，自己当老太爷了。
玉表兄看到家里一副腐败、破落的样子。两个弟弟都不读书了：大弟弟每天侍候父亲烧鸦片烟，有时自己也偷吃几口，一天无所事事，等着做二地主。小弟弟也不做什么好事，除了催租，就是玩耍。摘茶籽的时候，他带领一些长工，早上天亮起来，手拿木棍，进山去捉贼吓贼。大声地叫喊：“抓住呀！打呀！贼牯子！娘卖×的。你跑！看你往哪里跑！”把那手里的木棍在茶树上死命地打得咚咚的响。其实他并没看见什么贼偷茶籽，只是那么吓唬一阵，喊一阵、骂一阵，到山里打个转身就回来吃早饭。
他们家每年要收几十担茶油的茶籽。
玉表兄回来后，首先把两个弟弟看管起来。规定他们每天读书，写作业。把他们的房门都锁上，不准出去。他自己教他们如何复习考学校。
后来大弟弟考取了贵阳一个中专学校。小弟弟考取了耀辉中学，读初中。
二伯一家
二伯年轻时是个彪彪后生。高高大大，虽然天天在田里干活，但皮肤有红有白，很鲜活的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奶奶给他娶了个顶不漂亮的婆娘：一脸的大麻子，矮矮墩墩的，嘴巴翘起，牙齿龅出来。二伯一点都不喜欢她，但他怕奶奶，不敢说。
听说二伯年轻时有些风流事。不过二伯娘从来也不管他的。随他去哪里，和哪个婆娘相好，她都装聋作哑。如果碰上别的女人，早就闹翻天了。
二伯娘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两个大的都死了，就救下两个小的。儿子叫七保已十四岁了，女崽叫妹崽婆也快十岁了。妹崽婆长相像父亲，很漂亮，不过有些瘦弱。儿子像二伯娘，也是龅牙齿翘嘴巴，但个子像父亲，高高条条的。
七保性格像母亲，很平和，从不与别人吵架。他喜欢在家找事做，一个人从后园里砍些竹子，破开，编织些关鸡的笼子，关鸭子的帘子，煮饭捞米的捞箕，放在水田圳边抓鳅鱼的篓子。他还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几根马尾巴毛，做成套斑鸠的套子，然后放在斑鸠窝边。十四岁的人，总在琢磨什么，想找些什么事来做。
二伯总是怨恨自己待在那个死山冲冲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难得有饱饭吃。每年只有秋收之后，脸上才有些红色。但到春上就饿得像条瘦狗一样，天天喝那些擂米粥。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要到外面借米借谷，不然就得饿死。
二伯说：“那些鬼田，都是老祖宗开出来的。”二伯家的那些田，大部分是在山沟沟里。一到大雨天，山上的泥沙全冲进田里，把禾苗都埋住了。但只要晴得十来天，田就晒开坼了，禾也干死了。二伯常说：这些田真能把人累死，一年也收不到几粒干壳子谷，都是老祖宗作的孽。
听奶奶说，也不知是哪一代老祖宗了，逃难来到这里，没有田土，就在大山脚下开荒，开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田来。做这样的田，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力气，每块田的边上都要开很深的壕沟，下大雨时山上冲下来的泥沙才能顺着壕沟流走，而不会把田淹没。
开荒田怕干，就在上面修了个大水塘，每年冬天干塘的时候都要用心修整，先用舂锤把塘底塘壁舂紧舂平，再用湿牛屎粉一遍，到春天满塘的水，不漏一点的。老祖宗们辛辛苦苦，精耕细作，慢慢地有了些积蓄，才又在洞里买了些好田。
奶奶骂二伯：“你无能，还怪老祖宗！你哪一点按老祖宗的章法种田了？原来的田是个什么样子？那田把你种了几年，壕沟没有了，塘也没有了。田里又不除草，禾在哪里都找不到了。你还骂老祖宗，把老祖宗从坟墓里挖出来帮你修水塘，挖壕沟？亏你还讲得出口！你看你种的那些田像什么田？活该饿死，不饿死要你干什么？”
二伯也不敢回话，他天天在田里累，田里还是不像个样子，不像大伯家，有几个壮实的儿子，几兄弟把田都做得翻了转来。
我小时候很可怜二伯，觉得他的小腿子一定是很痛的，不知他什么时候变成那样的，大人们都说那是“田巴脚”，不得好的。我从来没听人问起过他的脚痛，他是怎么伤成那种样子的呢？也从来没有人讲起过，他也没有找医生或水师（接骨的郎中）看过。
二伯觉得实在没路走了，他就用一条扁担肩着一床印花布烂被子，进了永州城，住在我家的楼上。那楼上只有一床烂稿荐（稻草织的垫子），也不知是哪辈子丢在那里的了，二伯把破被子往稿荐上一摊，那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了。
他每天早上天黑黑的就起来。用一只砂罐煮饭吃。菜是没有的，乡下带来的一些辣子粉，他跟我母亲讨点盐，拌着辣子吃几碗饭。剩下的饭和辣子用一块烂布包着，揣在怀里，准备中午吃的。天亮的时候，他就出城上路了，进大山里去担柴，听说来回有七十里路。
他专挑那种很大一块的松树劈柴。那种柴经烧，但最重，一担总有一百几十斤，总是到天黑时才挑回来。回来后他又摸着砂罐煮饭吃。有时母亲给他一点剩菜，他有滋有味地又要吃几碗饭。然后又摸黑到河边抹个澡。再上楼睡觉。
第二天吃了早饭，他就挑着那担大劈柴到街上去卖。只要赚得两三升米钱就卖了，从不在街上久留。
那时我大概有七八岁，懂得一点人事了，很同情二伯。我就拿了自己的玩具银锅子，到隔壁嫂嫂那里（大伯的大儿媳妇，住在隔壁做豆腐生意），挖一银锅子豆腐渣，再到那个炸油豆腐的大锅里，舀一点油和豆渣拌在一起，放在大灶里的“火屎”上煮，只要煮得咕咕响了，就用抹布提出来，有葱蒜叶子撕一点放进去，再抓一些盐放了，用筷子拌几下就拿回家去。等二伯回来，我就把银锅子端去，倒进他的大碗里，差不多大半碗，他好高兴，看着那碗里的豆渣香气扑鼻，他边吃边笑，说我好懂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