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琐记（第5页）

他们一下班回来就搞饭吃。男的因离家近，常是他先回来，手里提着小菜或是腊干子什么的。一到家就煮饭炒菜。

到冬天的时候，男的突然得了病，吐血。他那单位好像很穷的，没有什么钱治病。一个蛮好的健康青年人，吐血很快就变样子了。又不能住院。汪老师又怀孕了，真是看着他们两夫妇突然大灾大难来了。

汪老师每天都是愁眉苦脸的，大着肚子天天过浮桥，去柳子庙小学那么远去上课。那一年，也不知是什么风，女人的旗袍本来都是平地扫的，突然时兴什么“爱美装”。那旗袍都穿在膝盖骨上那么长了。有钱的阔小姐穿一双羊毛长筒袜子，遮住膝盖骨。汪老师穿一双中筒纱袜子，膝盖那里被风吹得都烂了。她用口鼻罩包着腿子，天天过浮桥去上课。

回来后，她先生睡在**，像个死人的脸色，饭也煮不得了。她一个人大着肚子又要煮饭炒菜，还要照顾病人。苦得不行。那个病人心里急，有一天吃完饭他把碗打烂，大哭了起来。后来就大量吐血，很快就死了。

汪老师告诉那个单位，那单位来了一个人，主持买了棺木，喊了土工，把尸体抬到义山里埋了。

放寒假了，汪老师最担心的是学校来年的聘书。要是没有聘书，来年就没有书教，就会失业，就没有饭吃。学校里那些同事很同情她。

她请了产假，过年后生了一个小女崽，在医院接生的。生后一个星期她自己抱着毛毛，背着一个小口袋，装着毛毛的尿片就回来了。

隔壁住着一对老年夫妇陈伯伯家。男的叫陈桂林，是个老箩行，也是箩头。五十来岁了，人缘极好，本街的人都非常敬重这两位老人。

汪老师没有好多钱，她求陈伯娘在她坐月子期间帮她的忙。陈伯娘满口答应了。

汪老师心里急，不过还好，学校的聘书来了，她又松了一口气。

小孩没有奶吃，那时永州也没有什么牛奶卖的。大街上的大店子里有一种叫“炼乳”的，贵得吓人，买不起，而且有时还没得卖。陈伯娘说：“用擂钵擂米粉子，一样可以养大小孩的。米是最好的东西。”

陈伯娘帮她擂米粉子，每天喂三餐。等汪老师满了产假，去上课时，小毛毛会笑了。

陈伯娘好爱那汪老师的毛毛，把她当自己的毛毛带。后来那毛毛会打哈哈笑了，很漂亮的大眼睛，很黑的头发。

快到夏天了，汪老师学校里有一个老师跟男人去桂林工作去了。学校腾出来了一套房子，有两间。住着一个老人，原来也是帮那老师带毛毛的。

汪老师就喊陈伯娘的男人，再找两个箩行里的人，帮她把家搬到柳子庙小学去了。这就好了，那里也有一个好老人帮她带毛毛。

祁阳会馆

潇湘门内河街，有个祁阳会馆。那房子很大，是祁阳人起的。门口有个大门楼，门楼两边还有两个青石砖的磴子，像个办公事的地方。门楼上有块大匾，上面刻有四个绿色的大字“祁阳会馆”。

进了大门后是个大天井。再进去是个宽大的堂屋。堂屋中间有一张长条的桌子（有点像乒乓球桌）。周围是一些长条板凳，放在桌子底下。

如果祁阳人与永州人或其他地方人发生什么纠纷、口角之类的事，需要评理解决，就去告诉会馆里的馆长头人。会馆就会召集一些委员和当地的地保甲长到会馆里来评理解决。

会馆里住着一户专门看管会馆的人家（住一间不收租金的房子）。平时负责会馆的卫生（扫地抹桌椅），开会讲理时，负责烧开水泡茶，买香烟瓜子。讲理后，如果哪一方输了理，就负责开会的一切开销。钱是不多的，主要是觉得怄气。

会馆里有十来间房吧，都是租给祁阳人住的。永州人没有一个人住那里的。

“喊风”

我小的时候，大人们经常说又“喊风”了。说吴佩孚的北兵粮子要打来了。有钱的公馆里的人都逃到乡下去躲了起来。我父母总是比较泰然，说：“我们这点稀烂的房子，在外面看一下都知道是一个穷百姓家，他们懒得来动手脚。实在要来了，我们把门一关，躲在床底下。等他们走了再出来。难得跑咧！”

过了两天，北兵粮子果然来了。我们关着门，在门缝里看见那些北兵粮子一个个都是很高大的，穿得很厚的棉衣、棉裤。并没有打我们家的门，他们如果要打，也只两脚就踢开了。

那些粮子东看看，西看看。在十字路口有一家较大的杂货铺子里，把老板抓了出来，很多人进去吃他们铺子里的糖果饼子。一个配挂着斜皮带的军官问他的银洋放在哪里了，他不说，他们就对他拳打脚踢。后来那老板拿出一个美孚油桶，说：“我的家产全在这里，长官饶命！”

那军官用刺刀把那洋铁皮油桶一下就捅开，银花边（银洋）“哗啦”地就滚到地上，那军官就对那些粮子们说：“大家来拿，每人只准拿五块，不准多拿！”一下子都拿光了。

然后他们又向大街上走去，又不知哪家铺子遭殃了。

北兵粮子进城来只抢了些钱财，打扰一顿就很快撤走了。

过了不久，又“喊风”，说是广西粮子要来了，已经离城不远了。我们家还是关着门。

广西粮子似乎是从大西门那边过来的。我们在门缝里看见这次不同，他们不捅大户，只是一些穿得很单薄的粮子。那时是冷天，我们都穿着棉衣。而他们都是单衣短裤，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胶鞋，背上背了一床棉灰毯子。他们不打扰，也不抢大户，只是冷得发抖。

广西粮子也只过了一下就走了，不知他们做什么的？跑到永州来打了个转身。

票子“喊风”

还有一种“喊风”是票子“喊风”。

本来流通都用铜角子，花边银毫子，突然那一年出现很多花花绿绿的纸票子，这些纸票子都是一些大商店自己印出来的，只是在县衙门备个案（送点钱吧）就算合法了。

老百姓卖东西，收了纸票子心里很不踏实。但当时只看哪家发行票子的铺子大，钱多，就比较放心些，就看准那甘永华大金店，好像信得过一样。

后来北门一家杂货铺廖裕和也发行了票子。有一天很多人拿着廖裕和的票子到我们家来量米，因为箩行里的苦力们都是收的票子。母亲心里犯疑，但又不敢说不要。不要也犯法的，因为是通过县衙门批准发行的。

过了几天，听说廖裕和的票子“喊风”了。母亲跟父亲说，赶快去将廖裕和的票子兑换成钱回来。父亲去了廖裕和铺店，那里围了很多人都在兑换银元或铜角子。铺店门口还贴了张告示，要大家不要轻信谣言，说他们发行的票子是在县政府备了案的，他们有雄厚的现金基础……反正说了很多的宽心话。但是父亲不信那么多，将手里的票子都兑换了花边和铜角子回来。

回来后告诉母亲：“以后廖裕和的票子一概不收。廖裕和那一家死杂货铺，就那么些麻花、几斤寸金糖、几斤雪枣，值几个钱？一万块？还发行票子？”父亲说他是个骗子。

果然过了几天，廖裕和的票子又“喊风”了，又是大群的人去兑换硬钱。又过了一天说廖裕和的票子倒了。廖裕和人也逃跑了，连他的小脚老婆也没有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