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女校文化与厌女症（第1页）
第十一章女校文化与厌女症
男人视野中的死角
“上野君，我跟你说，不管活到多大年纪，这个世界还是只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是一条藤上的瓜，分不开的，还是一起过最好。”男人们的这种嗡嗡声，老是响在我耳边，挥也挥不去。
“一起过最好，只是对你们男人而言吧。”我本想当场回敬过去，但总没能说出来，暧昧的微笑渐渐僵硬，始终贴在脸上。我原想告诉他们：“女人早就开始建构无须男人的女人世界了，只不过在你的视界中成了死角，你没看见而已。”但又嫌说起来麻烦，便沉默了。
当酒井顺子登场的时候，我曾发出感慨：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女性写手终于出现了。这种“不去在意男人视线的世界”，指的是在男人主宰的媒体里的女人世界。这种女人世界，可以称为女人的治外法权区域、自治区，也可以叫作女人的指定集中居留地、隔离岛、租界等，叫法悉随尊便。
也可以说，酒井体现的是一种“女校文化”。当今世界是“男女同校文化”，不，更准确地说，是“男校文化”和附属于男校的“异性恋文化”的世界。对于男人，女校文化是永远的谜，是从未踏入的处女地。
男人视界之外的处女地、未知的新大陆……与从前的“新大陆”一样，“未知”的只是欧洲人，对于当地人，既不是什么“谜”，也没有什么可“发现”。女校亦然。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世界。
男人知道的，只是男人世界和与男人在一起时的女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男人、只有女人时的女人的举止，男人们是不知道的。在女人聚集之处，只要有一个男人登场，女人的举止顿时不同，所以，男人终究无从知晓只有女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可是，女人是知道的。女人在有男人时如何举止、在只有女人时又如何举止，其间的落差，女人知道。如果一个女人无意识地跨越了这种落差，对她“天真无邪”的媚态，其他女人不能原谅；而在懂得这种落差的“默契共识”（taowledge）的同道之间，对于能够有意识地操纵这种落差的人，或是赞赏，或是奚落。
将女人世界的“默契共识”泄密给异性，几乎等于背叛、犯规。
自登场伊始，酒井顺子便一直在写“属于女人、来自女人、为了女人”的文章。她毕业于以培养良家女子而闻名的立教女学院。这位早熟的写手，在大学期间便已用“玛格丽特酒井”的笔名在杂志Olive发表随笔[1]。作为写手，从最初开始，她头脑中就只有女性读者，也获得了女性读者的支持。
现在，酒井在男人主宰的媒体《周刊现代》上写连载专栏，可在那里，她依然完全以女校文化的面孔出现。在我看来，她过于不设防，但那也许是有意为之。她的（看似）毫不在乎男性读者的写法，使她的专栏在男性媒体中具有附加的商品价值。我无法预测，女校文化在男性媒体中的“鲜度”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到底能够保持多久。或许，在失去“鲜度”之前，她会改用迎合男人视线的文体。迎合男性口味视线的女写手不计其数，我很有兴趣地观望，在酒井变为其中一员之前，现在这种在男性媒体中走钢丝的危险平衡状态，她能持续多久。不过，对酒井来说，即使被男性媒体冷落，也是不痛不痒的吧，她只要撤回到女校文化中便可。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女校文化已经具有足够成熟的市场规模。
女校文化在男性媒体中堂而皇之地登场，当然是因为作为媒体受众的女性群体的存在感的提升。更露骨地说，是因为女性作为媒体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提高。今天，大多数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就无法存续。同时，这也是以前被视为“纯男性媒体”向“男女同校”方向发展的结果。
酒井顺子最初引起我注目的，是她的作品《少子》（2000）。
她说，女人不生孩子是因为分娩很痛。看到三十多岁女人的真心话，我不由得心想：哎哟，说这种话是犯规的呀。她这么说，其实是一种自我韬晦吧。说“因为怕痛所以讨厌生孩子”，是为了让人摇头“女人的理由就这么无聊”。真正的真心话，应该是“不需要也不想要孩子”，而这才是真正的“禁忌”。因为，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一直被视为没有做女人的资格。在报纸的随笔和投稿栏里的话语是，“无论怎样的阵痛，一看到孩子的脸庞，顿时烟消云散”。讨厌孩子的女人，是丧失了母性的缺陷品，一旦做了母亲，想法自然会变。
关于生孩子的事，我从年轻母亲那里听到坦率的真心话，大约是从“陈美龄争论”[2]的时候开始。“没法喜欢上自己的孩子。”“婴儿好臭，讨厌。”“大便就是臭，自己孩子的大便照样臭。”出现这种话语，不是因为母亲们突然发生了变异，而是她们终于把以前埋在心中不能说出口的话吐露出来了。只有当母亲们即使说出“讨厌孩子”之类的话也不会成为作为一个女人的致命伤时，她们才能放心地将讨厌孩子的自己表达出来，并接受那个自己。
后来，酒井的《败犬的远吠》（2003）成了畅销书。“没丈夫、没孩子、年过三十，又怎么了？”酒井的这种姿态，从《少子》时候开始，丝毫未变。不过，也许是她从前一本书学乖了，不再自我肯定，而是自称“败犬”，摆出自我怜悯的姿态。那本书成为畅销书后，没有料到的一个结果，是出现了预期之外的读者。对她的“败犬论”，如果读者依然限于迄今为止的女校文化圈中，大家心领神会便了事。但当“败犬论”被带进AERA这种“男女同校”的媒体后，却引发了充满误解的“败犬争论”。“败犬”一点儿也没败，那是明明白白的。酒井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胜败，拘泥于胜败的，是“男女同校”的媒体。
女校价值的再发现
送女儿进女校的家长，大多是希望把女儿培养得“有女人味”吧。可经验证明，这是天大的误会。与女校学生相比，男女同校女生的异性恋性别身份的认同确立更早。比如，让男生当学生会会长、自己甘居副会长等。而女校学生反倒有很多机会自由地发挥统率才干。在没有男生来领头的女人世界里，力气活儿也好，统率角色也好，都得女人自己干。我在女子短期大学教了十年书，看到在和其他大学的学生共同野餐郊游时，男女同校的女生们娇滴滴地把砍柴取水的力气活儿推给男生们做，事后被女校学生嘲笑。不过，女校学生并非不知如何在异性恋制度之下利用自己的性别资源，她们只不过是看到其他女生在自己眼前表演得太露骨而败了兴而已。她们明白男女同校文化与女校文化的“规则”差异，把对两者间落差的操纵调节视为一种生存技能。作为女子短期大学的教员，因为与学生性别相同，当时年龄也接近，学生们在我面前不用设防，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对她们进行近距离观察，看她们如何生存于两种文化的落差之间。
在战后GHQ[3]的教育改革之后，日本各地还长期保留了公立的男女分校，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政府的“男女共同参画”政策的推动之下，许多学校受时代潮流影响，开始了男女同校的改革。在这个潮流中，F县的名门公立女子高中，也决定改为男女同校。这个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变革，不拿来做社会学的研究课题实在可惜。我煽动班里一位来自这所学校的毕业生，结果，她交来一份让我眼前一亮的毕业论文。我推荐她向杂志投稿，论文被登载出来了，就是白井裕子的《男生的出现给女生外观带来的变化》（2006）一文。白井本人大学毕业后做了新闻记者。
白井是这所女子高中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她妹妹则是该校改为男女同校后的在校生。她的研究的精彩之处，是没有去做诸如“对男女同校你怎么看”之类的问卷统计，即避开了对当事人“主观”意识的调查，而是彻底地以第三者也能客观判断的“外观”变化的指标来展开分析。
在她念高中的时候，女生们的惯例是，上学时穿校服的裙子，到学校后换为运动服的裤子。这不是学校的强制，是学生们自己的选择。裙子，是最易懂也最顽固的女性符号。男人没有穿裙子的选择，但女人既可以穿裙子也可以穿裤子，这意味着，女人穿裙子就是在选择“扮女装”。白井以经验数据证明，在男女同校改革的前后，这一惯例发生了急剧变化。男女同校后的女生们，无论上学途中还是在校期间，一直都“扮女装”。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lter）说，“女人味”是一种“展演”（performative），那么可以说，女人是通过持续地“扮女装”而“成为女人”的。也就是说，男女同校的女生们，是在用女装符号来实践将自己与男生们区别开来的差异化。
白井的研究，虽然单纯，但着眼点很好，出示不容置疑的实证数据，极具说服力。她还从其他数据发现，在男女生共处的场面，女生倾向于退居辅助位置。节制、客气、为他人着想……所谓的“女性美德”！
从已有经验可知，一般来说，名门女校“共学化”之后，入学者的成绩数值呈下降倾向。因为成绩好的女生流向名门的男女同校，来填补这个空缺的男生，把男女同校后的原名门女校当作较名门男校次一等的选择。所以，对名门女校来说，共学化不是一个值得欢迎的选择。而且，女校文化的环境本来能够自然地培养女生的积极性和领袖才干，这一长处也因共学化而丧失。名门女校在面临共学化的选择时显出犹豫之色，是有道理的。
可是，女校并非社会的真空地带。女生们知道，只要迈出学校一步，四周全被“男女同校文化”包围。所以，她们放学时要把运动服换为校服的裙子。不仅如此，对女校内部，我们也不能幻想为一个充满少女们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的纯净花园。在那里面，展开着围绕“女人味”的霸权争斗。女人世界里的霸权争斗，不同于男性同性社会，更加扭曲。
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
当中村乌萨吉（中村うさぎ）登场的时候，我的感慨和看到酒井顺子登场时一样，她们都是完全以女校文化的面孔出现在男人主宰的媒体中。
中村原为轻小说作家，是一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原理支配的世界里存活下来的写手。这样的她，以“购物女王”的姿态在媒体登场。
购物依赖症、迷恋男招待、丰胸、整容……她的行为，表现出一种过度的“女人味”。这种女人味，男人们也很容易懂，可以说是面向异性的宣扬。她通过对这种女人味的极端追求来把自己商品化。她向媒体晒出整容前后的照片，表现出一种自虐性的显示欲。中村将女人的“痛”商品化，在这一点上，与林真理子将女人的“嫉妒”商品化，有相似之处（参见第十四章）。可是，她们两人又是不同的：林真理子是“想讨人喜欢、想被爱、想结婚”，其诉求面向异性，十分易懂；但中村不一样，她只在意女人的视线。由我看来，在这个意义上，她体现的是与酒井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女校文化。
她们三人的不同或许与年龄有关。林真理子生于1954年，中村生于1958年，而酒井则是生于1966年。可以说，男校文化和男人社会对女人的支配力度，随年代下降而逐渐减弱。
中村也是女校出身。女校文化有双重标准。“被男人接受”的价值和“被女人接受”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男人世界里，价值标准是一元的，“让男人倾倒”的男人，女人也会为之倾倒。金钱和权力，是衡量男人价值最明快易懂的尺度。男人喜欢钱与权，女人喜欢有钱有权的男人，那个堀江贵文豪言“女人跟着钱来”，诚哉斯言。（自己被女人喜欢，不是因为本人而是因为钱，监狱中的堀江，现在会带着悔意再度确认这个事实吗？）
在女校文化的双重标准之下，男人眼中的好女人不同于女人眼中的好女人，便是理所当然的。男人赋予女人的价值，女人自己无法控制，所以男人眼中的好女人，成为女人间羡慕怨叹的对象。而女人眼中的好女人，则不但与男人的视线有偏差，甚至隐含着“不受男人喜欢”、让女人安心的恶意评价。
我感觉到这一点，是在看到女笑星山田邦子登场的时候。迄今为止的“常识”是，“女人不能干笑星这一行，因为女人不能自己嘲笑自己”，或者“女人如果把自己当笑料，只是让人看着‘痛’”。可是，山田登场了，她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我后来知道，山田出身于女校，在校期间便一直热衷于在同学中逗笑，她的这份履历让我理解了她能成为笑星的理由。山田长相滑稽，身材偏胖，绝非讨男人喜欢的类型，于是，她便干干脆脆地把自己隔离在女人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粉丝们一同建立起一个逗笑与被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