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 历史与义和团（第1页）
三、时代需求与再记忆：历史与义和团
文本中呈现出的义和团由“拳匪”走向“英雄”的历史进程，彰显了文本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与多变性。同一历史事件，文本展露出“拳匪”与“英雄”两个如天渊之隔的社会记忆。究其原因，我们不难体悟出不同历史记忆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然而，记忆具有社会性，不同的社会需求促成记忆者对事件意象的重建，不同的社会情境造就了对义和团的不同评价，这些评价以文本的形式在社会中流动，又使得社会情境浮现或被凸显。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①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受限于特定时代需求和历史文化背景，也定义了这个背景。
清末民初关于义和团的文论文本，充斥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也正是那个时代需求的显性状态。作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表面谴责“拳匪作乱，杀害各国人民，困及公使，祸酷无道，闻之愤怒，令人发指”①，实则指斥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为“伪政府”，称“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②。他主张“诛拳匪而清君侧”③，并且欣喜地认为“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④。“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将义和团视为实现其宏伟政治蓝图的契机，高倡“天特以启中国维新之基，而为圣主复辟之地者也”⑤。梁启超也将义和团呼为“拳匪”，并将此次事件形容为“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认为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⑥。
作为改良派机关刊物的《清议报》，一开始就对义和团充满贬斥，称其为“团匪”，认为“端郡王实为义和团匪中之首领”。⑦这当然体现其“保皇”的立场，即强调义和团之兴是后党欲行篡逆阴谋的结果。正如麦孟华所言，“不知彼将有异谋，因而用之以为利耶?抑止求自保其歌舞之湖山、咫尺之园林，而国权之得失、国民之利害，固非所计耶?诚不知其是何居心，而必出此耻辱无聊之下策也”⑧，痛斥后党满脑子装的全是私利。在改良派看来，义和团的“扶清”不过是“扶贼”罢了：
“大清之天下，皇上之天下也，奸贼废篡皇上，而彼为之羽翼，是扶奸贼非扶清也。”①
总体而言，改良派称义和团民众为“团匪”“乱民”，但其议论和指斥的矛头并不在或主要不在“义和团事件”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后党势力。因此，他们认为：“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②义和团的兴起，是由西太后、端王、荣禄等后党势力蓄意引发的，出此下策的原因，在于废弑皇上。所以，康、梁等改良派势力并没有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上，而是筹谋着利用此次事件所造成的国际国内环境，来表达和实现其自身的政治诉求，所以类如“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的观点在改良派的言论中俯拾可见。③
一时还难以与“华夷之辨”传统民族意识完全剥离的“反满”诉求，也使得多数革命党人对义和团极为排斥和反感，讽刺其“以皇汉之贵种而缅然自称大清之顺民，贴耳俯首受治异族”。④如邹容所言：“团匪之乱也，以汉攻洋，血流津京，所保者满人。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⑤不难否认，义和团“扶清”的口号与革命派的排满主张相冲突，实是革命派对义和团颇有微词的关节。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就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旗帜为“革命排满”旗帜，秦力山就是其中之一。他只身到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厉害，结果被“斥为二毛子，命牵之出”。⑥故而当义和团由初起时的“扶清灭洋”，演变到景廷宾之师竖起“扫清灭洋”的旗帜时，章太炎认为这是“人心进化”，并以此说明“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①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时人所期盼的民主政治景象。政局动**、战乱不已、社会失序的现状，加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丑剧的接连出演，一再冲击着知识阶层原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企盼。与此同时，传统旧伦理旧道德被当局政客大肆宣扬，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文化救国的时代需求呼之欲出。民初一度出现中华新武术的风行，曾触动了人们对于义和团的历史记忆，陈铁生和鲁迅的争论乃一明证。此时的人们已很少关注义和团事件本身，而是将义和团与中国传统尚武文化相联系。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被“文化符号化”的义和团已不再是单纯事件的义和团，在“五四”知识分子眼中，义和团被催生为一场文化上的运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在新文化追求科学民主的时代诉求下，义和团被表述为整个中国社会存在的迷信野蛮与蒙昧无知的象征。1914年，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就曾投书报刊和发表演说，批评“但论国界、不论是非”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以“是”与“非”为题，讨论了民族情结是非界限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对列强反抗的正义性，以及后来义和团运动不可原谅的非理性。②李大钊在谈论东西文明的差异时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③他在1919年6月1日的《每周评论》上进一步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社会愚昧无知的结果，而愚昧无知是很危险的东西。④周作人将“教士毒死孤儿，或者挖了眼睛做药”这一“流传”事件纳入“拳匪时代的思想”。①在知识界眼中，义和团所代表的形象就是与“文明”“科学”相对应的“野蛮”"蒙昧"。
就此而言，《克林德碑》的文论文本阐述得最为引人瞩目。陈独秀的观点颇能代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克林德碑的树立并没有引起陈独秀对各国列强的愤怒，反让他感慨“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克林德碑的倒塌也并没有触发他“推翻帝国主义的念头”，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新文化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以义和团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中国发展的前途并不在于从政治上进行改造，而在于从文化上走“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②。这个义和团文本中所刻画的义和团形象，无不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诉求。换言之，正是追求民主科学，抨击封建旧文化蒙昧迷信的时代需求，凝结成这样的文本，书写出关于义和团的再记忆。
“五四运动象征着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过问政治，正是基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新知识分子的主流放弃自由主义而亲和马列主义”③，文化救国又转回了政治救国的轨道。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1924年8月，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倡议以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为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连续几年每逢“九七”，全国各地都举行集会纪念国耻。“有很大意义的义和团运动，二十余年来埋没在一般的厌恶唾骂之中，直至最近二年，才稍稍有人认识其真实的意义。”④对义和团的历史认识再次被纳入现实政治的创造中，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开始服务于“国民革命”这个现实的命题。这才有了直接以“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命名的义和团文本的出现。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针对外国报刊将五卅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相提并论并予以否定的情况，时人对义和团的排外精神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说明。唐兴奇解释，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排外运动”，不但反对外国人的压迫，并且反对和外国人有一切来往；而五卅运动却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它反对的是剥削和压迫中国的人，但不会反对像苏俄那样以平等精神对待中国的民族，和一切国家的被压迫民族。①张太雷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②。虽然时人努力向世人不断解释五卅运动和义和团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现实中五卅运动的出现才强化了人们对义和团的再记忆，引发了对义和团的讨论。这就建构了历史走向现实的必然关联，故而瞿秋白宣称：“五卅运动是义和团的反抗侵略运动的继续。”③《中国青年》明言：“五卅运动是原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义和团）二十六年来发展进化的结果。”④
这一时期的文本对义和团形象的高扬，源于以之作为“追求民族独立”符号的时代诉求。将义和团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符号，二十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有所提及⑤，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未获得一致的社会认同。二十年后，社会情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义和团“灭洋”的立场和精神成为它最吸引国民革命者的内容。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人们正从中发掘着义和团的精神价值——倡民族之独立，而这一点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文本就旨在“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并由此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①“特别”一词披染了鲜明的时代诉求。相应的“义和团故事”文本的发表，得到了广泛好评，因“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所以这些故事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描述了一系列“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和正义行动”，"‘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些民间故事证实了毛主席论断是完全正确的”。②
1960年又一个鼠年到来，合众国际社在春节发了一则电报，说到“鼠年开始”。“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鸦片战争，其结果除了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北平。”“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来说，这将是灾难的一年。”针对猖獗不息的帝国主义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鸦片战争，重举八国军旗”。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政权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③的结局。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氛围下，义和团运动被定义为“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在神的面前庄严地虔诚地宣誓，表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胜利的确信……表示他们和洋人战斗到底的决心”。④文本用“革命的忠诚”来描述义和团，这个语句的使用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的融合。在这里，义和团融入了革命话语当中，被凝练为革命的符号和象征，它被抽离出具体的时空脉络，其复杂而多面的特征，经过话语权力持有者的编排和书写，成为有社会功能与目的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政治诉求下，被强化为一种社会记忆，而这种社会记忆不断循环地因现实的需求而回忆、建构，再回忆和再建构。
“**”时期，义和团的革命色彩被涂抹到了极致，此点正迎合了这一时期“天然合理”的“革命造反精神”的现实需要。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一文，正如当时所有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文章那样，戚本禹的文章立即传遍全国，1967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以第一、第二版以及第三版一部分的篇幅刊载全文。在戚本禹的笔下，义和团团员不是“乱民”“愚民”和“乌合之众”，而是“英雄”;义和团“杀洋人”，禁止洋货，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这一类的举动，都被不加分析地予以了全面的肯定，称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的。文章刻意地扭曲了义和团为后党所利用的事实，把义和团封建迷信、笼统排外等消极落后的东西，当作激进的“革命行动”加以赞扬。①
在此后的几周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几乎每天刊登谈论戚文的文章，“该文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它宣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类似的观点报刊上几乎处处可见。在戚文的号召下，当时的人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力图“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②该文发表后一个星期，据称“人民出版社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已把戚本禹的重要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出版了单行本，从八日开始在北京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①。
戚本禹的文章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全面肯定和高度神化而推动“**”升温的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所以，此后在报刊上就出现了题为《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赞“红灯照”》《红小将赞》等直接把义和团运动作为红卫兵运动先导而加以大力歌颂的文章。时人看来，“如果说，对待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那末，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则是区别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试金石”。②在“**”叙事的背景下，义和团借由一种夸大甚至扭曲的叙事手法，被当作革命神话和英雄史诗再记忆。在这一革命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蒙昧不见了，野蛮不见了，无知不见了。义和团被谱写为革命话语的凯歌，“它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帝的斗争意志”③，在中国大地四处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