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光弼打仗简直是一种享受（第2页）

让对方这么多良马“投诚”，只是更精彩情节的开始。失去这么多良马，史思明气得要死。作为报复，他下令点燃部分战船，然后顺流而下，打算烧掉政府军的浮桥。黄河把河阳分为南北二城，政府军所驻之地，位于河中沙洲中所筑的洋城，连通南北二城的是浮桥，这浮桥千万不能有失，因为它是政府军的生命线，所有补给都是通过浮桥获得。

李光弼早有防备，事先就命将士们打造了不少铁叉，用长长的木杆做柄，史思明的火船一靠近，将士们即用铁叉远远顶住。结果是，火船慢慢燃尽，浮桥平安无事。既失战马又损战船，史思明彻底怒了，也疯了，决定发起猛攻。

在这之前，史思明对李光弼有个评价，说他的长处是善于据城防守，野战则是他的短板，而且断言他野战必败，抓他就像坛子里捉乌龟——这是他的原话：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没想到，这个“野战必败”的对手，居然率先向他发动了进攻。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知道史思明对李光弼的这种印象，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与其这样“知”，还不如不知。要说“知”，李光弼的“知”才有根据，他知道兵微将寡的自己，主动向强大的对方发起挑战，那才是冒险举动，失败的概率很大，所以行动之前，他在靴子里藏了把利刃，对大家说，万一打不赢，我这样的将领，绝对不能被活捉受辱，因为那是给国家丢脸！

将士们个个热泪盈眶，人人抱了必死之心，上下众志成城，视死如归，没想到对方敢主动进攻的叛军，则因无心理准备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一万多人战死，八千多人被生擒。

河阳之战，以占尽优势的史思明败退洛阳而告终。

05

以“美马计”开头，以河阳大捷结尾的这部“连续剧”，不可谓不精彩。更精彩的是发生于太原保卫战中的地道战（按时间顺序，太原保卫战发生在河阳之战之前。本文的叙述打乱了时间顺序。）。

至德一载，十万叛军分别从定州、上党、大同、幽州四个方向围攻太原，安禄山派出的四路大军头领，分别是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岩、牛廷介四员大将。

李光弼的守军不足万人，而且都是“乌合之众”，因为他的精兵都调到朔方去了。史思明又开始打如意算盘：“区区太原，屈指可下，太原一拿下，朔方与河、陇，皆可鼓行而下。”

李光弼这边，则一开始就被惊慌笼罩，部下们纷纷要求，赶快修城吧，不然来不及了。李光弼说，太原城周围四十里，敌人顷刻间就到，即使马上修城，昼夜不停地修也来不及了，咱们不修城，咱们挖壕沟。军队和百姓都动员了起来，到城外挖壕沟，用挖出来的土做了几十万块砖坯，放在城里备用。

叛军开始攻城后，那些砖坯派上了用场，既用它们加高了城墙，又用其补缺，哪里有损坏，就用砖坯补上哪里。叛军攻不进城，就在城外叫骂，什么话难听骂什么。李光弼决定让他们闭嘴。他招募到三名善于修地道的士兵，命他们指点士兵们连夜赶修地道，修到敌人“面前”。于是那以后，再有人叫骂，这个人的脚，就会被冷不防地从地下伸出来的手抓住，拉到城墙上砍头。叛军管对方叫“地藏菩萨”，从此走路老盯着地下，随时防备着从地下伸出的一只手，走路再也不敢靠近城墙。但这只是小意思。

更“绝”的是，李光弼命人把地道挖到叛军军营底下，并扩大为“地宫”，只留一层薄土，下面用木板支撑，随时可以抽掉木板。然后他派人去诈降，叛军当然得信——老子可是十万大军，对他姓李的一万都不到的队伍，他能想到投降，还算他聪明。

约定的受降日到了，李光弼派出一部分人去“投降”，叛军士兵刚凑到一起“看热闹”，不料军营突然塌了，像是突然张大的嘴巴，一口吞掉了几千人。

李光弼趁乱指挥将士痛杀，斩首七万多叛军，叛军一个多月对太原的围困也宣告破产。

06

太原保卫战胜利的消息传到灵武（“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子李亨在那里称帝，是为唐肃宗），唐肃宗下诏奖赏李光弼，加他为司空，兼兵部尚书，仍兼同平章事，封魏国公，一个月后升他为侍中，改封郑国公。

乾元元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十万大军讨伐安庆绪。宝应二年二月，经过八年奋战，危害甚深，给国家和人们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居功至伟的李光弼，却遭到宦官鱼朝恩和程元振的嫉妒和陷害。同年，被逼谋反的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大功臣）引来吐蕃兵攻入关中，占领长安，那时的帝国老大换了人，由唐肃宗变成了唐代宗，他逃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后，急诏李光弼到陕州行在，李光弼却怕鱼朝恩那个宦官，不敢前往，又不敢说不去，就采取拖延战术，一拖再拖，拖着拖着就没了下文。

从此以后，拖延战术就成了他避祸的法宝，比如吐蕃军被郭子仪打败，唐代宗回到长安“老家”，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李光弼不但借口诏书未到而拒绝上任，还把部队带到徐州收租去了。唐代宗再诏他入朝，他更是不敢去，因为朝中有鱼朝恩、程元振——反正有那两个宦官的地方，他都不去，惹不起躲得起，如果哪一天躲都躲不起了，那就没办法了。

李光弼的避祸手段，却被从前尊敬他的人瞧不起，认为他胆小怕事，没脾气，不像个男人。而他自己，也有点儿想不开，听到这些议论，既感羞耻又感惭愧，以至于忧郁成疾，于广德二年病逝于徐州，享年五十七岁。

虽然五次三番不听老大的召唤，唐代宗对他还算不错。李光弼病逝后，代宗为其辍朝三日，并遣使吊恤其母，追赠太保，谥号“武穆”，出葬那天，还命百官送葬至延平门外——

《旧唐书·卷十一·本纪第十一》：（广德二年）七月己酉，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临淮王李光弼薨于徐州，废朝三日。

《新唐书》：取所余绢布分遗部将。薨，年五十七。部将即以其布遂为光弼行丧，号哭相问。帝遣使吊恤其母，赠太保，谥曰武穆，诏百官送葬延平门外。

关于李光弼晚年的“遗憾”，著名历史学家刘体仁在《通鉴札记》中写道：“光弼与子仪齐名，而晚节拥兵不朝，诸将遂不禀畏，愧恨而卒，犹不及子仪。子仪能忍而光弼不能忍，以致于死。”

此话看似有道理，但说李光弼不能忍，似乎不大准确——宦官的厉害，那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整人的手段，不少人也是领教过的，历朝历代都不乏血淋淋的例子。李光弼千方百计退避三舍，为什么不是明智之举？虽然“拥兵不朝”政治不正确，但总比被逼造反要好吧？

要说他有何过错，他唯一的过错是想不开，以至“郁闷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