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县令差别怎么这么大呢（第1页）

同样是县令，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大概再也没有比唐朝两个县令之间的比较更有意思的了。他们都是安史之乱爆发时的县令，一个是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令狐潮，一个是真源（今河南鹿邑县）县令张巡。

前者做了可耻的叛徒，投降了安禄山；后者却始终坚决抗击叛军，成为名垂千古的英雄。

张巡，今山西永济人（《新唐书》载为河南南阳人），生于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从小博览群书，通晓兵法，虽然志向远大，而且进士出身，但仅当了个清河县令。一些人民群众都看不下去了，所以当他任满被召回长安时，有人劝他巴结一下当权的杨国忠，一定会得到重用，至少能当个京官。他说：“是方为国怪祥，朝宦不可为也。”——这正是国家的怪事，京官当不得。

既然不肯巴结权贵，那就继续做县令吧，只不过这一次让他做的，是真源县令。让这种“不识时务”的人去做真源县令，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因为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十七》记载，真源县那地方有很多土豪劣绅，这些人大多很猖獗，欺压百姓是常态。其他人到那里当县令，不是不敢管，就是被收买。让张巡去那个虎口狼窝去当县令，多少有点儿“收拾”他的意思。

没想到张巡刚上任，就把最猖獗的劣绅华南金依法处死了，余党被赦免后“莫不改行迁善”，而且他的执政作风深受民众拥护。

尽管为官清廉，政绩不错，但他这个县令仿佛粘在身上了，取都取不掉。所以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张巡都快50岁了，仍然是个县令。

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冬爆发的，数月后安禄山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并称帝，国号“大燕”。不少州县的太守、县令被叛军的气势吓得手足无措，望风而降，其中就包括雍丘县令令狐潮。

张巡的上级谯郡（今安徽亳县）太守杨万石也投了降，还命令张巡向西接应叛军，张巡率领吏民在真源玄元皇帝祠大哭了一场，用起兵对抗叛军来回应这个上级的命令。当场响应的，有一千多人。

令狐潮率雍丘县投降叛军后，被叛军任命为军将，奉命向东驰援襄邑。初出茅庐，令狐潮竟然很能干，打败了襄邑的淮阳军，还抓了一百多名官军做俘虏，关在雍丘，准备杀掉。不料被俘官兵寻机杀掉守卫越狱，造成雍丘城大乱。张巡和奉命赶到河南抗击叛军的山东单县尉贾贲乘乱攻入雍丘，令狐潮溜之大吉。

与贾贲合兵后，可供张巡指挥的军队增加到两千多人。而奉命夺回雍丘的令狐潮，带来的是一万五千多人。贾贲出战，寡不敌众，不幸战死，张巡也受了很多伤，身上多处伤口。

退回城后，张巡被士兵们推为主将，他自称河南都知兵马使吴王李祗的先锋使，正式“接管”了雍丘的防务。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张巡指挥守军，连续击退叛军的多次进攻，叛军损失不下万人，张巡自己也损失一千多人。

公元756年3月，被迫撤退的令狐潮又卷土重来，同时来的不但有四万大军，还有叛军将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人。再拿不下雍丘，就不好意思在江湖上混了。令狐潮信心满满，因为守军只有不到两千，一人撒泡尿，也能把他们淹死。这是一场一人对二十人的较量，城内军民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是张巡对他们说：“咱们的劣势，其实是个优势，因为敌人知道城中兵力薄弱，必定会产生轻敌之心，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种心理，若出其不意，可惊而溃也，然后趁机杀敌。”

然后他把两千人分作两股，一股负责守城，他亲自带领另外一千人，又分成数个小队，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城里杀出。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敌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被迫后撤。

令狐潮当然没有走远，并于第二天再次攻城。叛军先是用一百多门投石机进行轰击，轰掉了城楼和城上的矮墙，然后开始登城。张巡命人用蒿草束灌上油脂，点燃后投向登城的叛军。叛军于是不敢再登城。而张巡则抓住一切时机，比如叛军松懈之时、夜深人静之际，或者突袭，或者偷营，经历六十多天，大小近四百战，雍丘稳如泰山，叛军则不断地损兵折将。别说攻城，待都不敢待了，只好来个惹不起躲得起。

这自然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张巡岂能放过？他带伤率军追击，抓了两千多叛军，令狐潮也差点儿成了俘虏。这边士气大振，那边的令狐潮却愤怒到了极点，回过头来，想与张巡拼命。关键时刻，他还是冷静了下来，明白强攻等于找死，便想打“心理战”。

他们之前都是县令，而且还是邻县，原本相识，而且很熟悉。令狐潮便利用这层关系，在城下劝张巡投降：“如今大势已去，朝廷眼看就要完蛋，足下苦守危城，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张巡一句话就把他怼得哑口无言，“惭愧而走”：“足下平生自以为很忠义，可是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忠义又在哪里呢？被狗吃了吗？除了为百世笑，你能得到什么？”

然而，拿不下雍丘，是无法对上司交代的，所以添兵加将后，令狐潮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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