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马应彪和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及中国四大百货公司（第1页）
跋马应彪和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及中国四大百货公司
如果把太平洋的西海岸，也就是东亚的海岸折叠起来，那么，居中部分便就是广东了。这并非比喻，从地缘学的角度上看，它在海上商业交往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东连日美，西接南洋与欧洲。再换个角度，如果从地球仪上方，也就是从北极往下看，或者作一个北极投影的世界地图，全球便被清晰地分为内、中、外三部分，我们马上便可以发现，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几乎全集中于内圈。而引人注目的是，内圈西北角，与东西相接的是北美，内圈西南与北美相对应的，正是东亚到东南亚海岸线，其中心点恰巧也正是广东的珠江口。
由此可见，广东在世界性商业流通中的战略地位。
此书传主、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创始人马应彪也便在这条海岸线上降生、发展。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戊戌变法的两位主帅之一、思想家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在对历史作完纵向分析后，便断言：
广东地理有天然优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通道。广东人性格彪悍活泼，进取冒险性强，对内竞争力弱，对外竞争力强，广东人在外称王称霸，远比国内的多，对外则敢于“冒险犯难，大长南天！”
他的断言，时为本世纪初，如今，已是世纪末了，仍见其生命力之久长。广东，仍是或者说，已再度是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海岸线中点上，作为大陆沿海最早的历史性的即从先秦至今天的开放地带，更在当今被中国领导人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龙头”，广东的经济，尤其是商贸业，令举世瞩目——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广东。
要研究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兴起，就不能不研究广东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形成的广东商人的“底气”。
广东，相对于内陆省份而言，它无疑是一个海洋省份，有人说，它是作为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补充——没有海洋文化，光有内陆文化，中国文化便是不完整的。广东背靠足以截断来自西伯利亚寒流的五岭，使得岭南称得上四季如春，没有雪也无霜冻。广东三面临海，海岸线长4300公里，几乎占全国海岸线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广州、潮州，均是1000多年前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南中国海岛屿星罗棋布，沿海多深水良港，地处太平洋、印度洋、亚洲与澳洲之间的商路要冲，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上各大商港，包括欧、美、澳洲交往的枢纽。这是向外。往内，珠江水系发达，西、北、东三江贯穿全省，连接全国。
尽管明、清封建统治者变本加厉实行海禁政策，但广东的海商商帮也“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仍在壮大与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不得不实行开海贸易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这一来，广东的海商商帮更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而独占鳌头了。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皇帝的谕旨中便称“粤东之面皆海，各省商民及外国商人，携钱买货往来贸易者至多也”。当清政府仅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全国对外贸易的商品都要运到广州出口，外国进口商品亦要经由广州经销，广州更成了独一无二的“开放特区”，以至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便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的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发达的内外商业贸易，需要有一股雄厚的商业资本来承担商品交流的任务，于是，早期，便是大批的富商大贾的产生，后期，便是商业资本家的形成。作为中国现代百货业的翘楚，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及其随后接踵而至的永安、大新、新新共四大百货公司，便得以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20世纪的商业奇观之一。
四大公司的形成，应当说是具有鲜明的广东特色，即由海商而侨商，从而又返回故里兴办。这一传统，是几百年前便有了的。广东人出洋的多，在南洋形成一股贸易经商的势力，在前有梁道明，在爪哇“久而情熟，挚家住居，积有岁余，闽广军民弃万里为商，从之者数千人”。还有罗芳伯，在婆罗洲组织华侨公司，经营农、矿、渔业、制糖业与商业，势力遍及全洲大部。至于广东人经商所到达的地方，更遍及全球，因此海外流传有这么一句话：“Thesuhemunity”即“太阳无时不普照广东人的社会”。
由于西方的殖民者人侵，在南洋、在中国沿海地区，打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内地，这种破坏更甚。山西商帮与山西票号的衰亡，便是外来殖民者与封建统治者双重压迫下造成的。
而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却在这双重压迫下顶风而上，破土诞生了。
这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特殊中的必然”。
而支撑广东民族资本主义诞生的，不是别的什么，恰恰是积蓄已久、有相当实力的侨商。
从全国范围来看，一般来说，先是出现洋务企业，然后才能有民族工商业。这是中国这么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途径，因而形成的也是一个怪胎，洋商与官商生下的怪胎。
在广州则不同，样务企业的出现，是在民族工商业之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行得较迟，经济势力不大，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力也就相对小了一些；另外，广东是侨乡，华侨有较雄厚的实力率先投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因此，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外来资本人侵而加速瓦解之际，民族资本主义反而得到了较正常的发展。这一来，广东便成为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它恰巧是洋商与官商汇合产生的台风下的“台风眼”。在这，我们只能简单说上几句，详尽的分析还是由经济学家们去做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更具有典型性、完整性与研究价值。广东的民族资本家——在纯粹的意义上，也更先于或优于其他地方的资本家，较少或基本没有什么买办色彩。
马应彪，作为中国第一个百货业的大资本家，也正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佼佼者。作为当年去澳大利亚“掘金”的农民，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积蓄资本，开办钱庄，首创股份合资公司，一跃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立柱，其间的智慧、能力殊为可敬，而所经历的曲折、打击与困厄，也令人扼腕。
据史料记载，世界上第一间百货公司，是在19世纪30年代创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著名的花都巴黎，当然，人们更不会忘记它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祥地。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交通工具也较以前发达，马车作为相当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人们的活动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足迹可及十几、几十里外。这一来，分散的小店铺，便自然而然地逐步向闹市区集中，从而形成一条条的商业街。
而百货公司的诞生，则被誉为“第一次零售革命”。它的好处是，经营的品种相对集中，又能分柜台售货，还能利用广告、宣传橱窗介绍商品；同时，明码实价，方便顾客选购。对于经营者而言，其货品销售量大，盈利更不错。所以，当巴黎出现了第一个百货公司之后，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争相仿效，开设了百货公司或商业街。
马应彪于1900年在香港首创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正是在澳大利亚从安东尼·奥顿百货公司那里得到的启示。而在创立之前，则经历了上十年的惨淡经营。
在他之前，中国已产生了第一个民族资本家，这便是南海县的陈启源，早在1872年，他便创立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昌隆缀丝厂，其投人的资金，则是他哥哥、侨商陈启枢的白银7000两。由于该厂“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其女工高达六七百人。办厂自是几经曲折，光“有伤风化”一条就够受了。这同先施公司草创之日，马应彪夫人霍庆棠亲自站柜台而引起轩然大波，不得不派团练维持而后退让不少时日，也够得上“同病相怜”了——可见在当日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有多难。
无论多么艰难，民族工商业的诞生与发展，毕竟是顺乎历史潮流的，尤其到了20世纪，更是不可阻遏了。当年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如郑观应——他也是香山（即今中山）人，在经济上，是坚决反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主张民办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他力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强烈谴责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要求收回海关主权。……这些是与实际上形成与发展的民族工商业相呼应，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迫切愿望。
作为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它同样是我国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一。今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才又在改革开放中重新认识了股票，而这却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之前了。已故的马应彪之子马文辉，在审读此部书稿时，曾一再要求笔者点明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现代意识的体现，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