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第4页）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战俘，”里德少校的受害者继续说，“是在战争期间与战争之前被俘——有传闻说，有些人是在更早的战争中被俘，一直没有获释。未获释的战俘总共有多少人，一直没有人知道。最佳估计值在六万五千左右。”

“为什么说‘最佳’？”

“呃，教官，这是教科书上的估计值。”

“请用精确的说法，数值是大于还是小于十万呢？”

“呃，教官，我不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大于一千吗？”

“很有可能，教官，几乎可以肯定。”

“绝对肯定——因为最终逃脱，设法回家，记录中有名有姓的就超过这个数。我看得出来，你没有仔细备课。里科先生!”

现在换我成了受害者。“有!教官。”我回答道。

“一千名未获释的战俘，足以成为发动或继续一场战争的理由吗？记住，如果发动或继续战争，几百万无辜的人可能会死，几乎肯定会死。”

我没有犹豫：“是的，教官!理由绰绰有余。”

“‘绰绰有余’!好，那么，一个没有被敌方释放的战俘，足以成为发动或继续一场战争的理由吗？”

我犹豫了。我知道机动步兵的答案——但我认为那不是他要的。他厉声说：“得了，得了，先生!我们有个上限是一千人，我请你考虑一个下限。但你不可能用一张写着‘一镑到一千镑之间某个金额’的期票来付款——而发动一场战争要比付一点钱严重多了。为了救一个人，却要危及一个国家——事实上是两个国家——难道不会有罪过吗？尤其是他可能不值得呢？或者可能在这期间死亡？意外死亡的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所以又何必为了一个人犹豫不决呢？回答!回答是，或者不是——你在耽搁全班。”

他惹得我很恼火，我给他空降战士的答案：“是的，教官!”

“‘是’什么？”

“报告教官，人数多少不重要，无论是一千个——还是只有一个，你都要打。”

“啊哈!战俘的人数无关紧要。很好，现在，证明你的答案。”

这就考倒我了。我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继续逼问我：“请说出来，里科先生，这是精确的科学。你做了一个数学陈述，你必须提供证明。有人可能会声称，通过模拟可以推断一颗马铃薯与一千颗马铃薯的价值相同，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不是吗？”

“报告教官，不是!”

“为什么不是？请证明。”

“人不是马铃薯。”

“好，很好，里科先生!你疲惫的大脑给我们操劳了一整天，我想也够了。用符号逻辑写出你的证明，回答我原本的问题，明天带到课堂上。我会给你一个提示，请看今天这章的第七条参考文献。萨洛蒙先生!目前的政治体制如何从‘混乱时期’中演化出来？又有什么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呢？”

萨洛蒙在第一部分勉强过关。然而，没有人能确切描述“联邦”的起源，它就是形成了。20世纪末，随着国家政府瓦解，必须有什么东西填补权力真空，在许多情况下，是返乡的退伍军人。他们输掉了一场战争，大多数人没有工作。许多人对《新德里条约》悲愤到了极点，尤其是战俘问题搞得一团糟——而他们知道怎么打仗。但那不是革命，更像是1917年在俄罗斯发生的情况——体制瓦解，有人乘虚而入。

已知的第一个案例发生在苏格兰的阿伯丁，而那就是典型的情况。有些退伍军人组织起来维护治安，阻遏暴乱与掠夺，吊死了几个人（包括两名退伍军人），他们决定只允许退伍军人进入他们的委员会，不准其他人参加。最初只是霸道的决定——他们相互之间有一点信任，此外不信任别人。一开始只是紧急措施，后来变成法制实务……前后经过一两代的时间。

很可能是那些苏格兰退伍军人，由于发现不得不吊死其他几个退伍军人，因此决定，如果他们非得这么做不可，就不要让任何“该死、牟取暴利、黑市、加班领双倍薪、逃避兵役、不合时宜”的平民对此有任何发言权。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明白吗？——而我们这些猿负责把事情摆平!这是我的猜测，因为我可能会有同样的感觉……此外，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平民与退伍军人之间的敌意很强烈，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

萨洛蒙没有照书上的说。最后，里德少校不让他说下去了。“写一份总结，三千字，明天带到课堂上。萨洛蒙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不是历史上的，也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务上的——为什么今天的参政权仅限于服完兵役的人呢？”

“呃，报告教官，因为他们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比较聪明。”

“荒谬至极!”

“教官？”

“这个词对你来说太难了吗？我是说，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军人并不比平民聪明；在许多情况下，平民聪明多了。依据的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它源自《新德里条约》之前的未遂政变：所谓‘科学家的起义’就是让聪明的精英来管事，你们就会拥有乌托邦。当然是彻底失败了!因为对科学的追寻，尽管有其社会利益，但本身并不是社会美德；那些精英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以致缺乏社会责任感。先生，我刚才给你提示了，你能发现吗？”

萨洛蒙回答：“呃，报告教官，军人纪律严明。”

里德少校对他很温和。“抱歉，这是一个吸引人的理论，但没有事实佐证。只要你和我还留在军中，我们就不准投票，而且，我们也无法证明军纪使一个人在离开军队之后还能自律；退伍军人的犯罪率与平民差不多。而且，你忘了，在和平时期，大多数的退伍军人来自非战斗辅助勤务，不曾经历充分的严苛军事纪律，只是经历不断烦扰、过劳、危险——然而，他们的投票有效。”

里德少校微微一笑：“萨洛蒙先生，我给了你一个坑人的问题。继续我们现有体制的务实理由，与继续任何事的务实理由相同：这个体制还算令人满意。

“然而，观察细节还是能带来启发。纵观历史，为了全体的利益，人类一直努力将参政权交给会妥善守护且会明智运用的人。早期的尝试之一是绝对君主制，以‘君权神授’的形式受到**的捍卫。

“有时候，人民尝试挑选一个明智的君主，而不是留给神来决定，例如瑞典人挑了一个法国将军伯纳多特来统治他们。有人反对这种做法，理由是伯纳多特家族人丁不旺。

“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例子，从绝对的君主制，到彻底的无政府。人类尝试了成千上万种方法，提议的更多，有些极端诡异，例如柏拉图极力主张蚂蚁般的共生模式，只不过标题《理想国》有误导作用。但意图一直是道德的：提供稳定且仁慈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