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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婢女的苦难遭遇

谈到婢女问题，婢女的苦难遭遇常常是一个中心问题。清末，社会就有了关于婢女苦难问题的讨论，五四运动则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婢女苦难问题的关注。报纸常常刊载婢女所遭受的暴力与苦难，并对主人的行为给予强烈谴责。政府也会从法律上对一些“虐待婢女”的“恶家主”进行惩治。本节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婢女的苦难遭遇种种

讨论婢女问题的论者说，婢女中，“除极少数会遇到宽厚仁慈的主人”外，多数会遭受“无情的压迫和鞭笞”，更有甚者，则是“经常遭受打骂，皮肉上备受折磨，精神上备受侮辱”，有的主人还会“不惜采用非常残酷的刑罚——用尖锐的针去刺，或用炙红的铁器去烙印他们的皮肤”。[56]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有的婢女“被迫害致死；也有的忍受不过选择了轻生”，“贫困柔弱之女子，被残忍之主母鞭朴而死者，伙矣”。[57]在全国废禁婢妾协会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有一个“蜡制的十三四岁的婢女，衣衫不整，满面泪痕，黄瘦的脸上同颈间，有许多青紫伤痕，是要向旁边井里跳去的样子”；陈列柜中有“皮鞭、藤条、鸡毛帚、鸦片烟阡、烙铁”等物，“每件上面全有纸签，书名某人用此物虐待婢女，婢女因此丧命或受刑不过迫切而自尽的”；墙上所挂的红红绿绿的图画中，有一幅画着“一烟榻上卧少妇”，该“少妇一面吸烟，一面用烟阡子恶狠狠的刺向旁边坐着为她捶腿的幼婢的股间，婢蜷朦胧似从梦中惊醒，墙上挂钟正指向四点，窗外已有曙光”，另一幅画有“一恶妇用通红烙铁烙一婢女的两乳，婢倒地上，面目狰狞可怖，旁有一饭碗碎在地上”，更有画着“幼婢偷食被主母打断两腿的”，“婢见辱于男主人忿而自尽的”，“一人脚踏许多女子遍体血流呼号的”，等等。[58]婢女所遭遇的这些暴力与苦难，有时是粗暴的，甚至是残忍的。虽然这些暴力的频率和苦难的程度常令人怀疑，不过，婢女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暴力。现有的资料可以使暴力与苦难问题变得明白，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16岁的婢女玉鹤，在遭到男主人的奸污后，又被女主人剥去衣裤，烙伤私处。玉鹤羞愤交加，投入井中。警察把玉鹤的尸体捞出后，发现玉鹤“面鼻有蹭伤两处，下身有木伤四处，并有手指掐伤”[59]。玉鹤投井身死后，坤德女学校同学会会长朱英给京师警察厅去函，称检察厅已验明玉鹤身上“共伤二十二处，致命伤就有五处”[60]。11岁的婢女吴乐然是江苏徐州人，由于不会做事，时常被小主人吴良固（15岁）和吴良文（14岁）殴打。吴良固用木棍将吴乐然头部打伤，并用剪子将她扎伤，吴乐然因伤过重，“致晚间身死”。吴良固、吴良文二人到派出所“请领抬埋执照”时，巡警跟同他们前去查看，发现吴乐然身体“全部带木物伤，他物伤”，并且“头部带有伤痕”，另一婢女吴桂花“面上及两手等处也有伤痕”。[61]

死是最终的解脱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死亡，即使是非正常死亡，都会被记录在案。有的家主会把婢女的尸体偷偷掩埋或弄得无影无踪，并设法躲避警方的调查。例如，铁麟氏打死婢女如意，又同仆人串通，将“如意的双脚拆卸，用被子把尸体包好藏于车中，运往坟地不知掩埋何处”，另一个婢女高胖“恐有性命之忧，逃出控告铁麟氏”，铁麟氏闻信逃往天津租界，警察厅屡传铁麟氏，铁麟氏都“推病拒不到案”。[62]

有时候比死亡更极端的苦难是遭受活罪。婢女袁双喜的主人张子平，以袁双喜“不服教训”为由，将她送往救济院，请求救济院代为“训导”，并称双喜在天寒烤火时，将手烫伤了，“特捐助大洋廿元，作为双喜的医药费”。袁双喜被送往救济院第二习艺部安置，救济院第二习艺部主任见袁双喜“两手带有烫伤，身带烙伤多处，两手均已捐折八指，余指骨里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就询问双喜。双喜称，是她“用炉取暖，昏迷欲睡，致将两手烧伤，手指烧断”。救济院第二习艺部主任又详细检查了袁双喜的两手，“伤痕腐肉截然，仍非烧伤所致，又再三开导，详细追询”，双喜才称，“两手系被该宅三姨太太张巫氏用油锅炸毁，背臀各部亦系该妇所烙伤，口部上唇乃主妇用针扎伤”，来救济院时，主人“多方威吓，不令吐实，如说实话，当接回置于死地”。[63]1936年3月11日，北平市政府卫生局市立医院给婢女袁双喜开具的诊断书中，清晰地记录了她所遭受的残酷凌虐：

姓名：袁双喜；年龄：十二岁；住址：救济院；籍贯：湖北武昌；职业：使女

一、既往症及现在症左手第ⅡⅢⅣⅤ指第ⅡⅢ指节及右手第ⅡⅢⅣⅤ指第Ⅲ指节于第三度火伤，后均经某医切去，惟各指尚有指骨露出，各指稍行肿胀。又，右下腿有直径4厘米第三度火伤一处

二、诊断两手指切断创及右下腿中央部第三度火伤

三、处置

四、预后两手残废[64]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婢女不一定经历过这样的苦难，但对于相当多的婢女来说，遭受主人的日常打骂却是家常便饭。如，16岁的巧云“作事拙笨，不听管教”，主母就经常用绳子抽打她。[65]9岁的赵春红因为饥饿，偷吃了食物，主人夫妇就用掸子打她，用手拧她，甚至用小刀把她的右腿、右胳膊扎伤。[66]17岁的婢女关来喜稍有错误，主母杨刘氏就用鞭子抽打她，或让她跪钱板，她身上“时常带有伤痕”。来喜称，她父亲因为家里贫穷，使了杨刘氏50元钱，她也在杨刘氏家“受了三年罪”。[67]14岁的王来琴因为失神，摔坏了一个瓷碗，被主母责打，偷着跑出，巡警把她送回，并告诫主母不准再打她。巡警走后，主母嗔怪她逃出，给主人丢脸，把她的头顶打破。她又乘间跑出，“欲出家为尼”，称“我因前世甚欠修持，所以今生竟受如是痛苦，因此许愿出家为尼”。[68]

以上事例表明，在婢女的世界里，暴力与苦难普遍存在，并且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对于婢女所遭受的暴力与苦难，我们没有必要去衡量它的频率与程度，因为人所遭受的苦难是无法量化的。

二、社会舆论状况

早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对婢女遭受的苦难就给予过广泛的关注。一位署名“东亚女子醉茶”的作者指出：“婢女鬻身幼稚，未受教育，主人对她怜悯疼爱还唯恐不及。只是主人们多求全责备，施以**行，骂詈之外，又用鞭笞，往往使得婢女头破血流，肢残体折，呻吟始毙，真是惨哉！白人以残酷手段虐待黑奴，是因为种族不同。中国婢女与主人则是同种同族，四千年前同为黄帝之子孙，若是残酷虐待，真是天良丧尽矣。更何况十九二十世纪为自由、平等之世界乎？”[69]清末的画报，也以形象的画面，记述了婢女所遭遇的苦难，并以大众口语化的文字，对家主进行了抨击。

图6。1主母心狠

图片来源：《旧京醒世画报》，1909-12-19。

图6。2虐待使女

图片来源：《旧京醒世画报》，1909-11-01。

图6。3虐婢招供

图片来源：《时事画报》，1907（23）。

除了画报之外，报纸对婢女苦难遭遇的评论也清晰可辨。1900年后，北京地区的报纸迅速发展起来。不管是以政治舆论为主的大报，还是反映市民生活的通俗小报，都开辟有社会新闻栏目，主要登载当地的社会新闻，婢女的相关信息也在其中。《晨报》《京报》《益世报》等，在当时都属于较有影响力的大报。1917—1937年，《益世报》报道的“虐待婢女”的消息有34则；1918—1927年，《晨报》报道的“虐待婢女”的消息有26则。《群强报》是当时北京发行量较大的一份小报，最多时发行达五六万份。[70]其读者群主要是北京的中下层市民，如黄包车夫、大报阅户的传达人员、仆从等。[71]1913—1921年，《群强报》报道的“虐待婢女”的消息有22则。这些报纸的创刊时间不一，报纸保存的完整度也不同，单独一份报纸不可能完整跨越整个民国时期，所以，这里对每份报纸的统计都会有局限。但是，这并不影响对问题的分析。报纸的新闻报道既能清晰地展示婢女所遭受的苦难，也能看出民众的反应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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