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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相互“指控”

讨论家政服务的论者指出，“为人婢仆者，当应遵守婢仆的规矩，尊敬主人，守其命令，忠实服务，不可心有邪念，恃主人威视而傲慢无礼，施于他人，或卑屈而自贬其品格，都不可取。主家之事，敬以事之，当无异于己事焉。设因己事而怠于主家之事，非婢仆之道也”。总之，“婢仆对于主家，当以忠实从顺为本旨。婢仆对于主人，服从为要”[31]；“人之为婢仆也，当尊敬主人，而守其命令，不问其监督与否，惟忠实以服务，不可稍有邪念也”[32]。因为“婢仆之辈，多长于卑贱，正理不知，言行不良，动作粗暴，违背规律，事所不免”[33]，作为主人，就应该对她们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使她们“渐娴家庭之风纪，服从严正之规律”，“使之日在熏陶之中，自能化其本来之习性也”。[34]社会现象千差万别，矛盾与冲突不断，主人与婢女，也不可能一直严格遵守某种规范，总会有一方“犯规”，成为指控、被指控的对象。婢女与主人之间的指控与被指控，往往会通过法律程序，进入公众的视野。

一、遭遇家主“指控”的婢女

尽管政府一再强调，蓄婢早已经被禁止，主人应该把婢女当作“佣工人”看待，婢女可以来去自由，主人无权干涉，社会舆论也指责蓄婢不合人道，应该解放婢女，但是，有时候，一些主人并不感觉蓄婢不合人道、不合法，他们还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他们的婢女逃走了，或者有人企图“拐走”他们的婢女，或者有人帮助他们的婢女逃跑，主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报警，诉诸法律。例如，公府侍卫武官龙运乾新买的婢女平儿潜逃，龙某怀疑平儿的父亲王玉顺有勾串嫌疑，将他控告。[35]警方也承认主人对婢女的所有权，这就对后面将要讨论到的“禁止人口买卖”问题提出了疑问。按照法规，买人和卖人都要受到惩罚，“买卖人口，两造均属非是”[36]，但是，当婢女走失，主人对婢女的父母提出指控时，主人一般都会得到警方的支持。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警察觉得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人身安全，这并无什么不妥。

“婢之于主，以力卖力；主之于婢，以钱买力。”[37]对婢女来讲，为主家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是分内之事，懒惰或不愿干活就是不尽职责，主人在管束无力的情况下，就会将她们控告。朱翠红因不愿意洗衣服，跑到主人亲戚家躲了起来，主人将她找回，派人看着她洗衣服，朱翠红又乘人不备跑出，主人就指控朱翠红“不听指挥”。[38]

主人指控婢女，也多是因为婢女不遵约束，不受管教。王兆枢把婢女王湖莲奸污后，又不愿将她纳为妾室。王湖莲愿意自赎自身，自己择配，王兆枢则要求“非二三百元不得赎身”。当王湖莲再次向王兆枢提说赎身之事时，被王兆枢揪打一顿，并把头撞破，王湖莲喊叫巡警，控告王兆枢“不令婚配，勒索身价”，王兆枢则指控王湖莲“****无耻、不受管束，在家不安本分、难于管理”。[39]交通部科员李葆忠则指控婢女菊仙“性情恶劣，日甚一日，与教场三条某巡警之女眷结为姊妹，并将病人之衣物私自运出，每日早饭后，即出外游逛，不到新世界即到教场三条巡警之家，并且又到教场三条密卖**处，曾经告诫数次，不但毫无畏惧之心，近又常不回宅住宿，殊难约束，实无法再留”[40]。

主人不害怕诉诸法律，他们积极求助于执法者，但也并不完全依赖执法者。站在主人的立场上，“为父母或负抚养责任者，均当负有管教儿女或被保护者之责”，婢女“不听言词教训之时”，主人对婢女的管教则“完全系于教育之立场，绝非恶意之横加痛打，责任所在，义不容辞”。[41]因此，当伦姓家婢女结伴出走时，伦姓的一个邻居说，“伦宅婢女甚多。再者，平日甚是由性，宅内使女随便出入，上街游逛，伦宅并不十分管束”，她对她家的婢女管得就比较严，“万不能出此情事”。[42]有的婢女对主人的管教，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抗情绪。主人在无法管教的情况下，只得将她们送到警察区署。例如，王宗衡在将婢女控送到北平市公安局时，附带一信。信中，主人“指控”婢女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该使女终日无一和平颜色，昨晚九时一人出外观看热闹，院邻不知，将大门关闭。该使女游毕归来，内子偕小儿为其开门。该使女入门，疾声呼曰：明知我在外，为何将大门关闭，害我拍门许久。内子云，年轻女子，黑夜一人在外，我未管教，尔及恶言。该使女复猖狂，内子无法，只得任之。该使女于是独卧院中。十时许，因其露宿，恐其受病，宗衡令其进房去睡（与小女一房）。该使女云，不能入睡。内子云，汝有本事，自己去寻生活，不能在我家发脾气。该使女立即开门走出。未几，贵区派出所遣人来云，有一女子投所，恳请送入济良所。宗衡当至派出所，令其回宅，明日在（再）作计较。该使女无论如何不肯回，只得令其在雇佣介绍所住宿一宵，今日送区。查该使女，因受不良熏陶，无法改变。十余年来，宗衡与内子从未责打，偶尔训诫（系为其学好，即亲生子女，亦应训诫）。讵知该使女恩将仇报，认好作坏，每日游说街坊，不时大发脾气。且查点什物，该使女积有洋六元数角，亦经带走，可见，久已居心他往。如此情形，实属无可救药。为此，恳请贵区将其送入北平妇女救济机关，量为择配，实为公德两便。此后该使女个人一切行动，舍下未便负责。

谨呈北平市公安局内一区署

大方家胡同33号公民王宗衡

廿三年八月二十一日[43]

有的婢女性格刚烈，如此一来，她们更会受到主家的“指控”。例如，司法部佥事林稷枬称，婢女王鲜桃“在家使性，掷物打人，不听家训，卷衣逃走”，请求警察把她送入济良所，让她自己择人婚嫁。[44]电报总局办事员余筱轩指控婢女杏花“性情强暴，遇事稍加训诫，动辄行凶觅死，任性犯上，毫无忌惮”，“近日尤形满横，因细故又与家母吵嚷”，“略加申斥，又复欲寻短见，狂奔投井，经邻人捉回，又觅厨刀，势焰凶凶，难以制止”，如此“凶恶之人，既不服家主管束，又复肆意行凶，日后倘有意外，不但以前恩养之功作废，且事关人命，彼时皂白难分，思虑再三”，将她控送到警察区署，请求警察区署设法安置杏花，“以免离横之虞”。[45]杨廉也指控婢女来喜“性情乖僻，脾气暴烈，时与仆役厮打，甚之与主谩骂”，他“实在无法管束”。[46]婢女碧玉时常前往什刹海戏棚看戏，与唱戏人杨姓相识，彼此爱慕。碧玉多次将杨某带进主人家内，与其通奸。主人知道后，为管束碧玉，不准碧玉再出门。碧玉“一时情急，悬梁自寻短见”，被人发现，“未致殒命”。主人认为，“碧玉年长思婚，原无足怪”，只是“如此****，未免有伤风俗”，也害怕她再寻短见，就派人把碧玉送到警察区署，情愿与她脱离关系。[47]这些例子反映了主人对婢女的监管责任，“该玉桃至伊家为使女，系与其母约定于民国七年交还，现虽函达其家长来领，是此两年内伊尚不能解除责任”[48]。民国社会法制化的进程，使一些主人表现出对婢女自由人格的尊重，从深层来讲，他们也担负不了对婢女生命的责任，这同时也体现了民国时期主婢依附关系的松散性。

二、遭遇指控的家主

为了获得自由，一些婢女会指控她的家主虐待她；如果一个婢女愿意（并不全是）与某个男人结婚，但得不到家主的认可，婢女也会指控她们的家主虐待她们，要求与主家脱离关系。只要婢女能够提出对家主的指控，并坚持不再回归，她们就有可能“获得自由”，一般情况下，她们会被送往妇女救济机关，由政府抚养、择配。例如，婢女陈云卿11岁时，父亲将她送给马姓，马姓又将她卖给王邵氏家当婢女。王邵氏逼迫陈云卿去当妓女，陈云卿不愿意去，王邵氏就经常打骂她，陈云卿于是就到派出所控告王邵氏虐待她。警察讯问王邵氏，王邵氏不承认有逼迫陈云卿为妓之事，也不承认虐待过陈云卿。警察检查陈云卿身上也没有伤痕，但是陈云卿坚持不愿跟随王邵氏回去，“情愿入济良所由官择配”，王邵氏也“不敢借端隔阻”。[49]婢女王来顺、韩梅泉、李梅贞三人先后到派出所控称，她们的主人时常虐待她们，不仅诬陷她们偷吃食物，而且还经常拿“烟阡子”扎她们，她们“宁愿投井身死”，也不能让主人把她们打死。[50]一般情况下，警察都会支持婢女的控诉，“查幼女等均因家贫流落为婢，业经无可告诉，复因受虐，其情尤堪恻悯”[51]，并将她们安置。

上文中讲到，主人作为“家长”，负有管束婢女的责任。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子女亦须管束，何独婢女为然哉？以不受管束为自由，无怪近来****之风日盛也”[52]，“氏既受朋友之托，自不能将该女儿吉利绝对放任，一由其为所欲为”，“若不管教，设有他虞，不特氏之责任有未尽，抑亦何以负郑君寄托之重，故所供之责任，纯属教养上之训诫从轻施与，并非随便施人以侵犯或侮辱也”[53]。有时候，被指控的主人正是出于管束婢女的正当目的。例如，婢女吴筱苏到派出所声称，主人吴鲁涛时常打骂她，她要入济良所。警察传吴鲁涛问话，吴鲁涛指出，他平时“待遇筱苏最好，筱苏在外有**行为”，他有“五个妹妹，均年少”，因关系“家风”，所以，他经常“警戒她，并以好言语开导”她，有时“管教他不服，用手打他，并未成伤”，并称，既然筱苏“愿入济良所，我亦不愿拦阻”。[54]

除婢女亲自指控家主外，有时，邻居、朋友也会因“嫌隙”指控家主虐待婢女。例如，高姓是教育部职员，萧姓是印铸局科员，租下高姓房屋，与高姓同院居住。高姓因为催促萧姓交房租，二人积有嫌隙。一天，高姓发现“门前有一字帖，言其殴打婢女，时常不给饱吃”。高姓认为是萧姓所写，向萧姓骂詈，萧姓便报告巡警，控告高姓虐待婢女。[55]

民国时期，在北京，婢女与主人之间的相互指控，往往是围绕着“管教”“虐待”“不遵约束”等问题展开的。在主婢之间的相互指控中，警察不否认主人对婢女的所有权，并会对指控的情形进行调查。婢女与主人的相互指控，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婢女是否能够与主人脱离关系。主人一旦对婢女提出控告，就意味着他将与婢女脱离关系。如果婢女对主人的指控属实，那么婢女就有了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婢女仍留在她们的主人家中，同其他市民一样，过着她们相对平静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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