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婢女的生活关系（第1页）

第三节婢女的生活关系

婢女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家庭内，她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也主要局限于蓄婢家庭周围。因此，婢女与主人之间、婢女与同伴之间、婢女与佣仆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婢女主要的生活关系。

一、婢女与主人之间

“自古以来，主奴之别甚严，彼既有卖身而为婢，又无法自赎，以是只能以劳而获其衣食，换言之，婢主之关系，实则利害之关系，徒有尊卑之分而无长幼之情，又婢当为男主人所宠爱而纳为妾侍者，故普通女主人对于婢女恒有戒心，稍有可疑之处，即加重惩，婢女冤死者，不知凡几。”[198]婢女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是婢女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关系。

在婢女与主人之间，主人往往占据较为强势的地位，主人是否宽厚仁慈，也直接决定了婢女与主人关系的好坏。“为主人者直居号令与驾驭之地位，为婢者则居于服从之地位，主婢间少有感情，主人以婢由金钱买来，必尽量驱使，而在婢之方面则对于主人恒存畏惧之心，以主人对待婢女之待遇，纯由个人喜怒而定。”[199]

宽厚的主人疼爱、怜悯婢女，“怜其幼稚，哀其愚蒙，尽职则奖励之，费事则教导之，屡诲而不悛，间或施相当之惩戒，斯亦足矣。任情苛虐，不太忍乎”[200]。他们会把婢女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主婢关系就会比较融洽。例如，刘姓夫妇把婢女翠红视如亲生，翠红出嫁时，刘氏夫妇与翠红“抱头痛哭，甚是难舍难离”[201]。在主人看来，婢女如同自家孩子，即使婢女偶犯错误，主人也会原谅她们。18岁的婢女田春梅，“性情沉寂，平素尚无重大过失”，曾与附近小孩一同出走一次，主人认为她“年幼无知，并未责斥”。[202]周来喜7岁时，到大学教员孙姓家做婢女，孙姓夫妇对周来喜与对自己的儿女一样，每当她有“不正当行为，必量加管束”[203]。婢女常喜被主人责打，一时心中难过，携带自己衣物走出，不敢再回主人家。主人因常喜不愿回归，请求警察区署将常喜送到济良所，由官择配，而女主人觉得常喜是“自幼随侍在侧，不忍她遽然绝去，亦不便再将领回使唤”，就把常喜“许给新街口南利兴木厂之少掌郭孝先为妻，并愿给他现洋五十元及衣被十九件作为嫁妆”。[204]有的婢女失踪后，主人会心急如焚，害怕她们被人拐走，请求警察厅“饬警严密查缉，俾免拐匪网漏，该婢女陷落火坑”，“如能查获该婢，锡愿给大洋二十元充赏”。[205]

婢女与主人之间融洽的关系，使他们相互依赖。例如，14岁的婢女杨春燕与李姓主人家16岁的儿子有奸情，李姓之妻就责备杨春燕，杨春燕心里难过，离家出走，无处投奔，在街上游逛，被巡警带到警察区署。在警察区署，李姓称，杨春燕“伺候伊妻达五六年之久，甚是周到”，“宅内一切之事均归该婢女管理”，况且“内室用女仆诸多不便”，强烈要求把她领回去，“决无虐待”她，“若有相当之主即速将该使女出嫁”。[206]湖北人李姓因事回籍，临走时委托同院邻居照管，把婢女彩琴留在北京服侍其子，而邻居也要去山东，彩琴觉得主人和同院居住的邻居待她都很好，现在都走了，剩下她一人，一时感觉无依无靠，“吞服烟泡意欲寻死”[207]。

前文中讲到，在一些家庭中，婢女往往发挥着照顾老人的作用。因此，婢女与她所照顾的老人的关系一般也较为亲密，尤其是患病的老人，对婢女的依赖性也较强。例如，18岁的婢女菊仙在李葆忠家为婢，主要伺候李家的“老姨太太”，“老姨太太”也比较信任菊仙。“老姨太太现患瘫症，卧病在床，行动不便”，菊仙经常“替老姨太太出门办事”，而李葆忠则认为菊仙“经常外出游逛，不到新世界即到教场三条巡警之家，并且又到教场三条密卖**处，曾经告诫数次，不但毫无畏惧之心，近又常不回住宿”，既然菊仙不遵约束，无法再留她，李葆忠就将菊仙交给了巡警，让巡警把她送到济良所或感化所去，“以俟择配”。然而，菊仙服侍“老姨太十年有余，一切饮食服侍均赖该使女一人料理”，“现虽另雇仆妇，骤易生人，然终未得病人欢心，是以老姨太病更加重，日夜盼望，势非令该使女回宅照旧服侍不可”。李葆忠无法，只得又请求“警察厅准予免究，将该使女释回，俾安病人之心”。[208]傅秋云伺候赵家“老姨太太二十余年”，“老姨太太对她尤其疼爱，所有手中银钱首饰衣服等项均由秋云掌管”，而且对秋云的依赖性也很大，秋云虽已29岁，有人给她提亲，“老太太都不允”。[209]

在主人与婢女之间，主人处于“家长”的位置，“家长制”的观念使他们站在女性的角度为婢女的未来着想。例如，众议院议员赵俨葳家的厨役贾姓，时常向婢女东樱说一些“当婢女可怜”之类的话语，唆使东樱逃走，去当妓女，并称“饮食衣服皆出自本家，得钱平分”，东樱心动，跟随贾姓出走。赵家仆人韩姓把他们二人追了回来。赵姓本来打算将东樱和贾姓一同送到警察区署去，但考虑到婢女东樱“终归是女孩子，且又年幼无知，正处于择配的年龄”，“一旦对簿警厅，抛头露面，谁复娶此不良之女，必致误及终身，有伤人道”，便只将贾姓一人交送到了警察区署。由于贾姓犯了“诱拐人口罪”，警察厅需要传涉案人东樱问话，赵姓也以“昨日有人回南，已将该东樱带回”为由，予以回绝。[210]

婢女生活在主家，若与主家关系相处融洽，可以慢慢融入主家，把主家当作自己的娘家。例如，婢女张春元7岁到吴本植家当婢女，在吴家生活十多年，吴家人待她也很好，张春元16岁时，吴姓把她许给张姓做妾，但她时常遭到张姓的殴打，于是她就回吴家，寻求庇护。[211]

相对于老人，蓄婢家庭中，多数婢女的任务是照顾幼孩。小孩对终日陪伴自己的婢女较为熟悉，也较为依赖。例如，婢女黄庚香被女仆以给其找婆家为由诱走，“欲行价卖，希图得利”，自庚香走后，主人家的小孩就终日啼哭，主人无法，就又遣仆人到警察区署，请求把庚香领回去。[212]10岁的王翠喜在高姓家“伺候大小姐”，她“陪同大小姐出嫁”后，因“宅内四小姐患病”，王翠喜又被找回去“伺候四小姐”。[213]

图4。1中，左一是婢女，身上所穿衣服与紧挨着的小主人相差无几，婢女春桃也曾与主家小孩合影。婢女能与主人家一起照相，既显示了主婢关系的融洽，又给婢女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愉悦。

图4。1与主家合影的婢女

图片来源：陆德阳、王乃宁：《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对于主家的小孩来说，婢女的角色类似于小玩伴。这些婢女与小孩常常共同起居，形影不离。尤其是婢女与小孩年龄相仿时，他们自幼共嬉共游，长大也有可能成为密友。

婢女照顾小孩，无形中会对小孩产生影响。例如，《京华烟云》中，婢女银屏是11岁到姚家的，因为她比姚家儿子姚体仁大3岁，姚姓就让她照顾体仁。银屏聪明，能干，又漂亮，还有一点宁波的粗野劲。体仁因为跟银屏常在一块儿，也学会了一些宁波话和说话方式，如用“阿拉”代替“我”，在与人争论时要加强语气，用手指头指自己的鼻子尖，等等。

若婢女与主家的男孩年龄相仿，他们朝夕相处，到了生理上的成熟期时，免不了会发生通奸之类的事情。一旦发生此类事情，主人与婢女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微妙。例如，14岁的婢女杨春燕“与少主人同睡一屋，与少主人通奸”多次，杨春燕称，“太太知晓，说我要养孩子，就将我打死，现在逐日将我打骂”。[214]16岁的婢女桂子与21岁的“少爷”董耀文多次通奸，董耀文想把桂子收为妾室，董耀文的母亲不同意，打算将桂子许配他人。董耀文与桂子商量到他处暂住，并将皮箱、铺盖、衣服等物也雇车拉走。巡警发现董耀文行动可疑，向其询问，董耀文述说前情后，即控告母亲有吸食鸦片，说“现时家内有烟膏、烟具等件”[215]。民国时期已禁止吸食鸦片，否则就是违法，是要被强制拘留的。面对董耀文的控告，董母不得不妥协，说“我子董耀文，执意收桂子为妾，我不拦阻，至我子供我吸烟一层，是我前先曾吸过是有的，现知切令，早已戒净”[216]。

不过，就多数而言，在婢女与她所照顾的小孩之间，婢女依然居于服从地位，如果她们不能让小孩满意，除了要遭受主人的痛斥外，小孩子也会责打她们，“不管在风天、雨天或严寒天，都要忍受她的小主人的恶意欺辱”[217]。“秀玲有不服使唤时，我家小孩将伊责打是有的”[218]；14岁的吴良文称，他父亲吴子香在参谋部当调查员，“现已因事回籍有一个多月，家内留我与我叔伯哥哥这吴良固过度”，吴桂花与吴乐然是他家的婢女，“他二人均系徐州人，在我家已有四五年，因他们做事不好，我与吴良固时常将他二人殴打，这吴桂花面上等处伤痕是我打的，已死吴乐然头部等处伤痕系吴良固打的”[219]。

现有资料中，婢女与主人之间关系融洽的事例并不少见。但是，薄情寡淡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天津警察厅的巡警曾拾获一名幼女，叫蒋桂红。据蒋桂红称，她是北京人，15岁，在北京居住，是蒙藏院职员伊姓家的婢女。天津警察厅了解情况后，函请北京警察厅协助查询伊姓。当北京警察厅派警察到伊姓家询问时，伊姓称，“本宅有婢女杏儿走失，现年十八岁，因其素性憨傻，未能择配，上年赴街买物，迄今未回，遍找无着。至于天津警察厅查获之蒋桂红与杏儿是否一人，殊难悬揣，即或蒋桂红是杏儿，也不愿往领”[220]。如果主人刻薄的话，则他们会把婢女“视若犬马，役使则不量其力之所能胜而为逾分之驱策，督责则不恤其身之所难受而逞过酷之**威”[221]。

在主人与婢女之间，男性主人除充当“家长”的角色外，其性别角色也不容忽视。一些男主人往往对长相俊俏的婢女垂涎三尺，设法据为己有。“婢女到了生理上的成熟，性的需求当然是免不了的，一般无耻的男主人，往往是运用这种机会，对其作性的苟且行为。”[222]而女主人往往心怀嫉妒，并找婢女撒气。例如，益华川饭馆的老板萧勷，家有婢女两人，一个叫桂琴，18岁，一个叫连庆，16岁。萧勷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回家，就到厢房内与连庆玩闹，致使连庆怀孕，女主人知道后，就时常责打连庆。萧勷想收连庆为妾，女主人不仅不容许，还将连庆驱逐出门，为免后患，把桂琴也逐了出去。[223]春香与主人通奸，女主人知道后，就时常毒打春香，男仆也落井下石，与春香调戏成奸，并唆使春香偷窃。[224]

在主人与婢女的关系中，主人之妾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妾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但与婢女相比，妾也是主子。而有的婢女往往比妾先到主人家中，照顾主人，管理家中的事务，在主人家中有一定的地位，也可以说，婢女就是“主母太太”的心腹。妾到来后，不一定随身带着婢女，但妾也想支使婢女，而婢女往往看不起妾，对妾的支使较为冷淡，双方矛盾严重的还会发展为肢体冲突。例如，15岁的婢女大庄与主人之妾杨陈氏不和，大庄称，“这陈氏在宅时常骂闹，与我亦不和睦，我们主人待遇我很好”，“今日因我们太太患病，叫我生火，我进屋稍迟，我们太太并没有说我，不料，这陈氏不依，向我先骂，说他犯肝气，一定要打我，他遂将我按倒，我们二人打在一处”。[225]当然，如果主人的妾比较得宠，妾的随身婢女也会颐指气使。[226]婢女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因人而异。

二、婢女与同伴之间

前文中讲到，一些家庭里会蓄有好几个婢女。她们有相同的命运，年龄相仿，因此，她们既是玩伴，又能够互相关心爱护。例如，许姓家婢女于来福和范淑贞两人“每日接近，很是亲密”[227]。李赵氏的两个婢女杨绢儿与来顺情同姐妹，来顺称，“这杨绢儿是我姐姐，今他出来要跳井，我跟着他，怕他死了”[228]。东莞新馆住馆人伦明家有6个婢女，她们经常结伴，外出游逛。[229]李海山家婢女春香、秋菊与邻居李姓家的婢女竹兰的关系较好，她们曾经一起到“护国寺街照相”。[230]王佐才家的红梅、绿竹和桂花，感觉女主人待遇她们不好，三人就打算一同逃走，并商定二婢女绿竹偷窃物件先走，三婢女桂花次走，大婢女红梅最后走。[231]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婢女，相互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例如，石红经常与“伺候老太太”的婢女闹气。[232]有时，婢女为了得到主人的钟爱，她们也相互嫉妒、相互排挤。秀琴称，婢女**“时常在我们太太跟前给我说坏话，我们太太常打我”[233]。婢女来福与幸成不和，二人时常争吵，来福说，“幸成经常在老太太跟前给我说坏话，老太太就说要打我”[234]。侯海棠是何王氏陪嫁婢女，何王氏因病去世，侯海棠就“伺候姨太太”，“姨太太”的婢女金梅对侯海棠充满了敌意，时常向她寻衅找茬，让“姨太太”责打她。[235]陈绍馥家有两个婢女，桂花和兰香，桂花善于逢迎，很受主人喜欢，兰香比较老实，桂花就时常在主人面前“给兰香说坏话”，兰香因而常常遭受主人的责打。[236]营长马天骥家婢女春喜去照相馆照相，“被宅内老太太瞧见，当时不说好话”，同伴婢女也羞辱她“不正经”。[237]《京华烟云》中，姚家有4个婢女，青霞是北京人，京话好，风度好，锦儿、乳香也都是北方人，只有银屏是南方人。因为姚夫人是南方人，说话带有很重的余姚口音，北方的几个婢女已能够听懂了，然而，银屏用南方话跟姚夫人说话时，她们几个还是不高兴，于是，她们往往联合起来，一块对付银屏。而曾家的婢女雪花因照顾生病的大少爷曾平亚，颇受其他婢女的排挤，她们认为雪花有“做平亚的姨太太”的想法。

婢女如果不是那么聪明伶俐，不仅主人不喜欢，同伴婢女也会欺负她。例如，20岁的腾林贞在腾幼庭家充当婢女，腾姓家内还有一个婢女，腾姓家人都喜欢这个婢女，不喜欢腾林贞，而这个婢女经常在主人面前搬弄是非，说腾林贞的不是，腾姓家人就经常打骂腾林贞。[238]

三、婢女与佣仆之间

蓄婢家庭在蓄养婢女的同时，有的也雇有仆人，如女仆、厨役、车夫等。仆人与婢女同处一家，共同服侍主人。他们也是婢女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交往对象。

仆妇同情帮助婢女。婢女与仆人都是因为贫穷才为婢为仆的，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再加上终日朝夕相处，相互之间有可能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尤其是佣妇，她们都是中老年妇女，能够成为婢女倾诉痛苦的对象。年幼的婢女遭受主人的打骂时，佣妇虽然无力帮助婢女，但会给婢女以言语上的安慰，使婢女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慰藉。有时，几句安慰的话语就会给婢女的生活注入极大的暖流。9岁的婢女许玉子经常挨饿偷食，主人就用绳子把许玉子的两手倒捆，吊在门上，女仆李刘氏乘主人夫妇出门看戏之际，偷偷帮玉子解开了绳子。[239]喀喇沁王府婢女节小与仆妇孙刘氏共同伺候“王府大姨奶奶”，二人关系较好，节小生病时，孙刘氏带她到医院诊治，并照顾节小。[240]17岁的张莲桂与佣妇赵赵氏关系很好，两人还结拜为姐妹。[241]9岁的温小毛被主人责打，厨役和女仆就告诉他，让她出门“找巡警到派出所报告”。[242]

互帮互助的婢仆关系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年幼的婢女被成年佣仆欺压和利用，“我们宅的老妈子净在太太跟前给我使坏，我们太太就打我”[243]。有的仆妇会倚老卖老，不但支使年龄幼小的婢女，有的还会帮同主人责打、教训婢女。叶**不仅受主人的责打，连厨子也打她。[244]张爱玲小说《小艾》中，五太太的婢女小艾没来时，是仆妇陶妈、刘妈到厨房打洗脸水，自从小艾来了以后，小艾甚至还要给陶妈、刘妈打洗脸水，稍微迟慢一点，陶妈便向她嚷嚷，打她耳刮子。当然，有的婢女也会依仗着主人的信任，颐指气使。婢女顺喜管着主人家的零钱，女仆则要听她支使。[245]

有的仆妇以零花钱等为诱饵，花言巧语哄骗婢女偷钱窃物。年纪幼小的婢女，虽没有太强的金钱观念，但是，有零钱花、有零食吃，对她们来讲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所以，她们很容易成为佣仆利用的对象。例如，仆妇李李氏经常让15岁的婢女小林偷拿主人的钥匙，叫她开“姨太太的箱子偷窃洋钱票”，李李氏则“每日给她四五枚铜元花用”。[246]刘荷花被主人责打，“起意私逃”，仆人余贵告诉她，拿点主人的钱再走，她就从“太太屋内偷得现洋一百元一包，在厨房交给余贵”，余贵嫌她偷得太少，不够回家用，让她多拿，荷花就又乘间偷得“银洋一百元一包，交与余贵”。[247]谭姓家厨役马占元，教唆14岁的婢女谭春和13岁的婢女秋环偷窃主人的钱，两人先后偷过两次，都交给了马占元，马占元给谭春和秋环每人25元零花钱，二人将“钞票搁放下房，不知被何人拿去”[248]。15岁的来安与女仆张白氏同住一屋，张白氏多次劝来安偷窃钱物逃走，当来安说她在北京没有亲属，没处去时，张白氏答应可以把她带到家里“藏匿”。[249]

除了唆使婢女偷钱窃物外，佣仆还会诱拐婢女，卖与他人为妾或直接卖作娼妓，从中获利，如卢赵氏招认，“这庚香逃跑确是我叫她跑的，我以是给他找主，我好使点钱”[250]。婢女年幼无知，生活悲苦，渴望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一些佣仆正是抓住了婢女的这种心理，以种种借口去引诱婢女。他们许诺可以给婢女找个仁慈的主人，或是给她们找个好婆家，让婢女乖乖听从他们的安排，将她们诱骗出来变卖。例如，婢女于德喜与仆妇吴妈在一屋同床歇睡，吴妈先把德喜认作干女儿，又称要带她到天津“下处”做事，13岁的于德喜不知道“下处”是干什么的，答应同吴妈去天津。[251]17岁的双喜与厨子冯占魁调戏成奸，冯占魁告诉双喜，将来两人可以一块过日子，双喜嫌主人待她不好，就听从冯占魁的话，私自跑到冯占魁家，冯占魁兄弟把双喜辗转送到乡下，准备把她卖到山东或送往“三等下处”为妓。[252]沈姓家女仆陈张氏告诉17岁的婢女王来顺说，“好主其多，何必在沈家受罪”，来顺听陈张氏这么一说，“即时愿意另找主”，陈张氏就将她带到一个店铺内，与人商量如何价卖，来顺得知陈张氏“不怀好意”，乘隙跑回沈姓家。[253]尹海棠时常受主人尹姓的责打，女仆杜韩氏屡次叫她逃跑，海棠不敢跑，杜韩氏就告诉她，“现今当使女的谁不偷跑，自跑啦就没处找”，海棠又怕跑出去没有地方住，杜韩氏说她可以给海棠找到好地方住。在杜韩氏的“劝说”下，海棠找借口出门，杜韩氏便把她带到亲戚家中藏了起来。[254]

婢女本应在父母的呵护下生活，只是因为家中贫困，才被迫远离父母给人当婢女。她们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与父母亲人团聚。因此，“回乡”往往成为佣仆诱拐婢女的借口之一。例如，“原张家口税务总督”朱希煌家有两个婢女，16岁的年金玉和13岁的张良玉，二人是朱希煌的同乡，是朱希煌从四川带来北京的。朱希煌有厨役李炳林，也是他从四川带来的。李炳林曾向年金玉说，他要回四川，问她愿不愿意一同回去。年金玉害怕找不到父母，有点犹豫，李炳林就告诉她，万一找不到父母，可以与他一起过日子。年金玉便答应跟李炳林回四川，婢女张良玉听说后，也愿意跟李炳林回四川。于是，李炳林把金玉和良玉二人带到天津，一个月后，把金玉卖在“广兴里双宝堂为娼”，改名宝顺，把良玉卖在“戏子馆内唱曲”，后又把她转卖为娼。年金玉与张良玉失踪后，朱姓曾报案寻找，没有下落。一年以后，一位自称“好事者专此无名人士”的人给朱姓去信，信内称“朱公馆先生台鉴，该处所用厨房李炳林，由北京来天津，随带使女二名，该厨役将两个使女卖入娼窑，不知是该处使女否？倘是该处使女，急着人来津领回。现时该厨子在天津日租界法租界交界地面恒顺当后身开设四川馆子，招牌名菜根香，如觅此人来津，火速。倘迟，该厨子要往营口去”。朱姓收到信后，立即派仆人去天津查访，得知金玉“现已疮脓满面，度日甚惨”，良玉也被“卖在不知名之下处为娼”。[255]

一些佣仆为了获取钱财诱拐婢女，还有的佣仆是为了给自己或给家内的男性亲属找媳妇而去引诱婢女。佣仆或佣仆的男性亲属到了结婚年龄时，家庭的贫困使他们无力娶妻，“诱拐婢女”就成为佣仆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之一。婢女来喜称，主家的拉车夫奎明屡次引诱她和另一婢女**，让她们跟他做媳妇。[256]小燕在张家为婢，张家仆人安华亭有一个18岁的儿子，安华亭曾向小燕说过，让小燕给他当儿媳妇，小燕不愿意。后来，主人要将小燕送给“大总统的侄子”做妾，安华亭知道后，就到“女仆下房当着许多老妈子，说给人做妾不好，故意讥笑”小燕，小燕“心无主意，遂生畏惧”，就携带自己衣物，到安华亭家居住。[257]

婢女年幼，缺乏自我保护能力，除受男主人的骚扰外，她们很可能成为那些尚未娶妻，或妻子不在身边的男仆的泄欲对象。例如，刘姓家35岁的男仆刘升，趁刘姓家内无人，将11岁的婢女梅花强奸，并且恐吓梅花说，如果敢告诉主人，就把她杀了，梅花因为害怕，就未敢声张。[258]男仆周启乘主人歇睡之际，多次到婢女吕秀贞屋内“缠绵”，“蓄意不良”，吕秀贞不堪骚扰，乘主人屋内没人，拿了主人钱物，并携带自己衣物出走，“拟回原籍”。[259]康宝忠家厨役康非云用食物引诱调戏11岁的婢女康翠芬，把翠芬奸污，致使康翠芬染上杨梅疮。[260]梁姓家已年近花甲的厨役吴炳南，将14岁的婢女雪香“强力奸污”。[261]

资料显示，面对男仆的人身侵犯，部分处于青春期的婢女不会强烈反抗，多数情况下，也不会告诉他人，从而与男仆保持着通奸关系。例如，婢女桂香晚上睡觉时，女仆左冯氏把厨役王文明带进了她居住的屋内，王文明即向她“调奸”，她知道左冯氏已与王文明有奸，也就没有拒绝。[262]21岁的婢女沈如意去厨房煮粥时，被38岁的厨子奸污，事后她没声张，此后二人又多次通奸；沈如意怀孕后，见肚腹已大，隐瞒不住，才把事情的原委告知主人。[263]有的婢女甚至与男仆保持着性关系。例如，婢女来喜乘主人歇睡后，曾多次跑到门房与车夫通奸。[264]19岁的婢女小兰与仆人王姓通奸，王姓被辞退后，小兰便借口上街购物，“与王相会”。[265]因此，在有婢、仆的家庭，如果主人对婢仆的管理不严，就会给人以“该宅很是**”[266]的印象。

四、其他

在婢女的日常生活关系中，除同宅佣仆之外，其他能够与婢女说上话的人，都有可能对她的生活产生影响。

1。婢女与邻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