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婢女的生活状态（第1页）
第二节婢女的生活状态
社会舆论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婢女形象：婢女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残羹剩饭；她们衣服不能御寒，食物不能果腹，面带饥色，皮肤干裂。那么，婢女的生活状况是否如此？另外，她们是否有受教育的机会？生病时该怎么办？婢女除了年复一年地劳作外，是否有休闲娱乐的机会？这许多的问题都有待理清。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婢女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娱乐休闲等日常生活，既有助于了解婢女真实的生活状态，又有助于还原婢女真实的社会形象。
一、衣食住行
1。衣着
民国初年，女性服饰已朝着自然、简便、开放、美观方向发展。衣料上既有棉布、洋布，还有线呢、洋缎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颜色也多种多样。婢女在蓄婢家庭生活，衣服主要由蓄婢家庭负责。蓄婢家庭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婢女的衣着情况。对许多人来说，身着洋缎就代表着富贵。在一些经济较好的蓄婢家庭中，婢女也会身着缎面的服装。例如，“京张铁路局坐办”张明鉴家的婢女佩张和苓兰都穿青洋丝裙，佩张身穿库缎夹袄，苓兰穿亮光灰白花线缎夹袄。[101]牟鸿勋家婢女王连儿，则身穿青洋缎棉袄、青线缎棉裤，头戴线绒绳女帽，脚穿青缎绒口棉鞋[102]，既保暖又时尚。“步军统领衙门军事科科长”黄国勋家婢女红莲，身着德国缎棉裤、青绒缎面花坎肩。[103]张翌青家婢女来喜，身穿“青方格洋线缎棉裤，外照浅蓝灰洋线缎方格套裤”[104]。国务院秘书涂凤书家婢女霞惠，身着紫洋缎棉袄。[105]而国务总理靳云鹏家婢女小翠的衣服不仅簇新，而且还比较时髦。[106]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姚家的婢女银屏浓施脂粉，衣服穿得很鲜艳。
有的婢女还佩戴有金银首饰，如谬红菊，“头梳圆髻，垂在脑后，挽一小银簪，耳戴小银圈”[107]。京师税务公署稽征科科长蒋继恒家婢女来运，“耳戴金耳环一付，指戴桃式白银戒指一对”[108]。京汉铁路局工务处工务员沈惟钦家婢女春梅，戴“金耳环一付，金戒指一个”[109]。婢女刘春桃因不愿被主人收房为妾，在投往济良所求助时，除携带有自己的衣物用品之外，还携有“银镯一付，银戒指二个”[110]。内城管医院医员敖恩溥家婢女双喜，戴有“银耳环二个，广红绿石价钳子二个，别针二个，广石包金手六子二个”[111]。律师高穰家15岁的婢女高秋兰，手戴“银钿子一付，又桂花练子钿一个”[112]。吴福琴是史胡氏的陪嫁婢女，她所戴的包金耳坠、银耳坠以及戒指等饰品，都是史胡氏给她的。[113]参谋部科长高孔时家婢女春兰，戴有“金戒指一个，绿钳子一对，银链一条”[114]。
有人认为，这些“穿着考究的婢女，并不足以证明她们不过受罪的生活，只不过是她们的主人们为夸耀经济地位才如此的”[115]，主人固然有夸耀经济地位的想法，但也有关爱婢女的思想。只是，婢女的社会形象决定了人们对婢女的认识。当人们见到穿着考究的婢女时，首先怀疑的是她的“婢女身份”。例如，陆兰芬家婢女徐小红拐物潜逃后，陆兰芬对徐小红的服饰特征有如下描述：徐小红，身穿蓝布库缎竹子花猫皮袄一件，内衬白小褂，银粉三闪库缎棉裤，白袜，德国缎皂鞋。警察区署的科长看到这一描述后，认为从穿着上看，徐小红“似妾非婢”[116]，而徐小红确实是陆兰芬家的婢女。
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主要服装，20世纪初，汉族妇女逐渐接受了旗袍。民国初年，汉族妇女穿旗袍者还为数不多。到20世纪20年代，旗袍开始在北京的时髦妇女中风行。到了30年代，经过改良的旗袍更是盛极一时。其结构简单，裁剪方便、省工省料，受到各阶层妇女的喜爱。一些追随时代潮流的蓄婢家庭，在为婢女选择衣服的时候，也会将旗袍考虑在内。例如，赵海宸家婢女傅秋云，身穿绿色旗袍。[117]深县公安局行政课课长曾永奎家的婢女月香曾身穿一件没有经过改良的相对宽大、人体轮廓趋于保守的20世纪20年代的旗袍照过相。[118]婢女的衣着服饰会与时代变化相联系。
当然，并非所有的婢女都衣着光鲜，穿着时髦。例如，杨刚小说《爱香》中，婢女爱香穿着一件破毛蓝粗布罩褂，不够长，在膝上垂着里面的紫花大布棉袄，由那棉袄的边沿又絮絮挂挂吊出一些棉花来。也有一些婢女，到了冬季，不仅没有“皮衣棉衣来御寒，差不多连褴褛的单夹衣服都没有”[119]。例如，周芝甫认为他家婢女银福“品行太坏，有时因他可恶”，不但不给银福饭吃，还不给她衣服穿，“以致数九隆冬，银福仍身着单裤褂”。[120]春桂在电报总局职员李炳勋家当婢女，睡觉时，李姓只给她一条薄被，“天寒也不给添衣服”[121]。
女性天生爱美，婢女也不例外。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是出于爱美，或者是眼睛里看惯了主人衣着的光鲜亮丽，婢女对服装的要求也会有所提高，会表现出对衣着“好”“新”的向往。13岁的钟香玉在钟姓家已有5年，她就抱怨主人不给她好衣服穿。[122]而18岁的婢女陈来喜对捡拾女主人的旧衣服很生气，她告诉巡警说，是主人不给她衣服穿，她才“蓄意逃走”。[123]
总体来看，婢女以穿衫、袄、褂、裤居多，面料以布为主，具有普通民众服饰简洁、朴素的特点。依据婢女的肖像描写，爱国布是婢女衣服的主要材料，颜色主要是蓝色、青色。例如，15岁的婢女秋菊，穿“紫色棉袄，蓝布褂，蓝布棉裤，灰布棉鞋”[124]；16岁的婢女玉鹤，“身穿蓝布半大褂，内衬蓝白道爱国布小褂，蓝布单裤”[125]；蒙藏院参事任承沅家婢女添喜，“身穿绿绒白滚边夹袄，绿爱国布夹裤”[126]；中国银行行员黎广济家16岁的婢女金玉，“身穿青地红条小褂，内衬棉袄，青布棉裤，青布棉鞋”[127]；萧辉锦家婢女莲茜，“身穿蓝布大褂、青布大夹袄、花布棉裤”[128]。
总之，婢女衣着以冬季棉袄裤、夏季布衫裤为主，既简洁又实用。这些服饰虽不时尚，但也并非传统社会舆论中的破衣烂衫。与农村贫苦人所穿的粗布棉衣相比，婢女的衣着显然要好得多。
2。食
蓄婢家庭一般都比较富裕，与贫寒人家相比，伙食条件自然会好很多。富裕家庭的婢女，在饮食上也不会很差。例如，镇江关监督贾士毅家婢女马驯梅称，她在贾家“是天天吃白米饭的，窝窝头是吃不服的”[129]。刘金子是汉中馆长班刘子卿家婢女，自幼小买来，刘姓夫妇待她如同亲生，据刘姓邻居称，时常看见“金子嘴中总不离吃喝零碎”[130]。景耀月第三妾景沈氏称，婢女平绿云在她家两年余，“较其前两年之菜色饥饿姿容大不相同”[131]。河南新野县保安队队长常圣照卸职后，赋闲年余，经济拮据，家中经常吃玉米面，婢女李姑娘则不吃玉米面，为此时常受到常圣照的申斥。[132]婢女春喜觉得，她主人每天让她吃米饭而不让她吃菜，就是虐待她，她“实在不堪其虐”。[133]
有时，一些蓄婢家庭即便不是富家大户，也不会是穷苦人家。他们有钱买来婢女，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不给婢女食物吃。例如，13岁的婢女刘玉子称，“主母高王氏买点心买菜，都给我吃，每顿都给吃饱，一点都不受屈”[134]。12岁的顺子也称，每天吃饭时，她都是“跟奶妈厨子在一起吃，吃的饱”[135]。
不过，确实有家庭对待婢女如同鸡犬。例如，沈月孙家婢女李小胖称，沈姓天天让她吃杂和面，佣工介绍所杨王氏也称，沈姓“待下人甚苛，吃小米面，均不准吃饱”[136]。李姓家10岁的婢女春惠，时常被责打，“每日吃饭都是剩菜剩饭，时常吃不饱”[137]。曾在俄使馆当翻译、已去职的刘汉卿，每顿饭只给13岁的婢女刘如意一个小窝头吃，刘如意称，她经常饿肚子。[138]银福是交通部电学员周芝甫家婢女，周芝甫经常不给银福饭吃，冬天不给棉衣服穿，有时夜里反叫她在院中歇睡，银福因饥饿偷食，会遭到周姓夫妇的毒打。周姓邻居认为，“银福是个小孩子，周姓不给食物吃，他肚内饥饿，哪得不偷”[139]。朱陆氏经常不给9岁的婢女赵春红饱食，赵春红因为饥饿偷吃食物，朱陆氏以赵春红偷吃食物而“罚她半顿”。[140]婢女汪松珠因为不小心把小孩的衣服烧了个窟窿，被主人打了一顿，汪松珠说，主人“两天靡（没）给我饭吃，到第二天晚上，我给他们磕了一个头，才给我一碗饭吃”[141]。
对婢女来讲，主要需求是吃饱穿暖。她们多是十来岁的小女孩，吃不饱时可能就会偷食，而偷食就会遭到主人的责打。婢女高菊子称，乔徐氏母女时常不给她饭吃，她因饥饿难忍，偷吃了玉米面窝头，乔徐氏母女就用“烧红烙铁”将她身上“烙伤多处”。[142]李郭氏买来5岁的幼女金玉后，时常不让金玉吃饭，金玉因为饥饿偷食，经常遭到李郭氏及其姘夫日本人小山清次的毒打。为防止金玉偷食，李郭氏就用绳子把金玉的手脚捆绑在一起。一天，金玉因饥饿，又偷吃锅里的饭，“因双手被缚，运转不灵，致将饭锅碰在地下”，日本人小山清次又用木棍殴打金玉，夜里，把她“置放在门道旁，金玉即因伤身死”。[143]还有一个小婢女，只因多吃了一碗饭，便遭到主妇的毒打和谩骂：“你这个贱丫头，你好大胆子，我的话你居然也敢阳奉阴违！米难道不是用钱买的！钱难道又是沙滩上搬回来的！谁叫尔煮那么多米？谁叫尔煮那么多饭？每餐一大碗，难道还不满尔的贱肚？尔好大胆的贱东西，尔竟敢偷偷地背着我在厨房多吃一碗，尔这个贱丫头贱骨头，要不是老爷当年从那猪家狗家里买了回来，尔还不是老早已经饿死。”[144]
年幼的婢女，不会做事或做错事时，还会受到主人“禁食”的吓唬和威吓。例如，11岁的婢女张春香收拾屋子时，碰坏了物件，女主人把她捆绑起来，打了一顿，并威胁她说，“三天不给饭吃，两夜不许睡觉”[145]。有人指出，婢女们“每遇一二日，即犯禁食之律，饥肠辘辘，万难忍受，即使未遭禁食，而馊粥剩饭亦往往难图一饱”[146]，所以也就出现了婢女的饮食“大半皆是她的主人们吃不完的残饭余汤，像冷冰那样冷的东西，拿来勉强度日充饥罢了，甚至没残饭没余汤的时候，也只能咬着牙齿，忍着饥饿”[147]的社会舆论。婢女半饥半饱的生活，往往会造成她们生理发育的不健全。曾有人调查比较过婢女与女学生的身体发育情况，“单就身体的高度论，平均起来，婢女是比女学生为低”[148]。
3。住
婢女的住宿根据婢女的劳作性质、蓄婢家庭的房屋状况而定。照顾老人的婢女，为方便照顾，她们多随同老人一起住宿。例如，婢女来福“专门伺候老太太，就随同老太太住在本宅楼上”[149]。严姓家婢女阿珠，“平日专门伺候太太”，所以她就在“太太屋内地下睡歇”。[150]平政院书记官王嵩儒家婢女彩屏，主要伺候老太太，随同老太太居住。女仆张杨氏欲引诱彩屏，想把彩屏“价卖”，当她把彩屏诱到她家暂住时，彩屏即嫌弃张杨氏家屋小、肮脏，不愿意在她家住宿。[151]交通部职员李葆忠家有两个儿子，婢女杨春燕平时就与李葆忠家的这两个儿子在一屋睡觉。[152]赵姓家的婢女金子，则是自己一人住一间屋子。[153]
许多婢女是随同主人家的女仆一起住在下房。例如，骑兵20师20团团长王佐才在陕西驻扎，他妻子儿女都在北京生活，家内三个婢女中，年龄最大的红梅，随王姓妻在“上房歇睡”，年龄稍小的绿竹和桂花就与仆妇一起，在“下房居住”。[154]婢女于德喜平时与女仆一屋，“同床歇息”。[155]萧姓的两个婢女桂花与连庆，一块住在萧姓家的厢房内。[156]梁锦汉家的四个婢女与女仆一起，在“东厢房居住”。[157]婢女大多远离父母，年幼无知，社会阅历浅，又缺少父母的关心爱护。婢女与女仆同宿，女仆正好可以充当母亲的角色，给予婢女一些关心和安慰。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女仆利用婢女的年幼无知，唆使婢女偷窃，甚至诱拐转卖婢女，从中获利，使婢女成为女仆利用的工具。
4。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