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婢女的日常劳作（第1页）
第一节婢女的日常劳作
“世族之家恒以井臼之事，视作贱役，故蓄养婢女，供其役使”[1]，婢女的劳作主要取决于蓄婢家庭的家庭状况。蓄婢家庭仆人的多寡，也决定了婢女在蓄婢家庭里的劳作内容。同一家庭的不同婢女的日常劳作，也存在一定的弹性。婢女从事的劳作不同，她们在蓄婢家庭里的地位和待遇也有差异。
一、“侍女型”婢女
所谓“侍”，是服侍、侍奉，也含有陪侍、陪伴的意思，“侍女”的意思，就是供人使唤的年轻女子。一些蓄婢家庭家境殷实，生活讲究，家务活就会划分得比较细致，出门有车夫，做饭有厨役，洗衣缝纫有女仆，带孩子有奶妈，斟茶倒水有茶役，那么，婢女的任务就是专门“侍奉”主人。
伺候主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是婢女的日常劳作内容。例如，外交部职员陈斯锐家只有他们夫妇两人，他雇有女仆做饭打杂，雇有车夫以备出门，家内的三个婢女，主要就是伺候他们夫妇二人。[2]江都县（现为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知事佟姓家内雇有厨子、“说隋唐的鼓目”者、打杂的男仆和裁缝等共11人，还有婢女两人“专门服侍佟太太”。[3]靳惜福12岁时到阿王府，专门“伺候九太福晋”。[4]外交部政务司佥事王鸿年家婢女裕子，主要“伺候王鸿年及两位太太和一位小姐”。[5]内务部佥事汪长禄家的婢女春香，“平日就是服侍”汪姓夫妇，看护汪家小孩，其他家务由仆人做。[6]
一些大家庭中，每个女眷也都有“专用”的婢女，照顾她们的饮食起居。例如，东单牌楼北无量大人胡同住户夏某有妾苏怡，是上海人，20岁，婢女秋香“专伺候苏怡一人”。[7]海棠10岁时就在陈姓家当婢女，“伺候五姨太太”。[8]山东审计处科员李哲明在清史馆也有工作，他家有2个男仆、1个老妈子、2个婢女，“大使女名春英，年十五岁，伺候太太，二使女名春蕙，十一岁，专门伺候少奶奶”[9]。小林9岁时，母亲把她卖给了邓姓，邓姓雇有2个男仆、2个女仆、1个厨役，小林主要“伺候姨太太”。[10]10岁的王翠喜在参议员高志鸿家“主要伺候小姐”，而13岁的婢女谢来喜主要“伺候太太”。[11]“侍女型”婢女，日常劳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侍”上。
“侍女型”婢女除了伺候主人洗脸梳头、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外，主人睡觉时，她们还要给主人捶腿、打扇等。姚家的婢女称，“姚皮氏每日晚间叫我给她捶腿，不叫我睡觉，给她作伴”[12]。11岁的梅花每天晚上要“给太太捶腿”。[13]15岁的王来顺称，她每夜都要给主人捶腿。[14]天气炎热时，她们还要给主人打扇。10岁的梁永恩曾向警察哭诉，“近来，每日令我给伊打扇，如扇不好，即被踢打”[15]。
如果主人吸食鸦片，婢女也要跟随伺候。婢女如意曾说道，“主人吸食鸦片烟令我伺候，通夜不能睡觉。主人到天亮终睡觉。我睡不了无大工夫，我又得起来作事，我实受不了劳苦”[16]。14岁的张玉珠在宋姓家为婢已经7年，张玉珠称，“主母及少爷，均吸食鸦片，正夜伺候，不能睡觉”[17]。巧云也称，“主母每日吸食鸦片烟”，她要在跟前伺候，无法睡觉。[18]其他婢女在诉苦时也都提到，“每于夜间，他吸鸦片烟时，令我跪在他面前，不准睡觉”[19]，“我主人王二姑娘，素有鸦片烟瘾，他吸烟时，叫我将衣服脱下，赤身给他烧烟”[20]，“我主人夫妇均有鸦片及白面嗜好，伊等昼夜吸食鸦片白面，令我在伊身旁侍奉茶水，稍一困睡即被毒打”[21]。
家内年纪较大、已成婆婆的妇人身边离不开婢女的陪侍。在照顾老人上，人们一般把儿媳妇奉为照顾婆婆的最佳人选，但资料显示，在民国时期北京的一些家庭中，在照顾老人上，婢女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来福6岁时即到许姓家，已有10年，在许姓家，她“专伺候许宅老太太”[22]。曾菊仙18岁，贵州人，她8岁到李姓家，“侍候老太太”，“目前老太太身染风痰病症，卧在床褥，一切饮食服侍均由婢女菊仙一人料理”。[23]王菊秀是湖南宜阳县人，17岁，她14岁时被父母卖到卓姓家，专门“伺候老太太”，老太太嫌她淘气，经常让女仆打她。[24]傅秋云自8岁到赵海宸家，照顾赵海宸婶母有20多年。[25]与年轻女性成员不同，老人需要婢女的陪侍，是为了照顾身体的需要，也是为了解闷。许多老人在经过前半生的操劳后，年龄大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心成为他们生活的重点，这些都需要有人陪侍，而子女儿媳等人还要为整个家庭操劳，因此，在照顾老人上，婢女也就成了重要的人员。正如刘学洙在《大营巷旧事》中讲道，他的祖父祖母主要是由婢女照料，“有时候祖父高兴了，还曾夸耀家中的三个婢女是他的眼、耳、口。瑞兰侍弄花木，让他悦目；长春爱从外头带回一些街谈巷闻，是他的耳朵；如意善烹调，让他享口福……长春、如意两位婢女在旁听着不觉有什么不好，似乎还觉得意”[26]。
除老人外，家中有病人无人照顾时，婢女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陈庆余因妻室有病，无人伺候，便“花洋一百元，买得十岁幼女春喜，供妻使唤”[27]。
在有小孩的家庭中，婢女也发挥着“陪伴”的作用。她们照顾小孩，陪小孩玩。例如，15岁的李来顺在赵某家当婢女，她称，“近一两年来，赵家叫我看着一个傻孩子，竟在街上玩耍”[28]。参谋部职员李伯仁家12岁的婢女刘冬梅，主要任务就是看护他的两岁的幼孩。[29]来喜（即王连儿）在戚姓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看护戚姓家的两岁小孩。[30]17岁的双福在陆军部军学司科员白武家内当婢女，双福每天的任务是看护白姓家的幼孩。[31]12岁的徐靠节在乔姓家，也是负责看着乔姓的两个小孩。[32]劝业银行职员朱姓家婢女名叫丫头，9岁，朱姓有4个小孩，“平日主要靠丫头哄着”。[33]15岁的李群儿在7岁时，被父母卖给了河南煤矿总办李默清，在李家，李群儿“每日抱小孩在街玩耍”。[34]“京汉铁路前门车站站长”陈熙涛称，他家14岁的婢女春香，“每日在家只令她看照小孩，或有时令她到街购物，素不远出”。[35]
虽然带孩子不是什么重活儿，但是责任却比较重大。况且婢女本身还是个孩子，贪玩、不细心，许多事情总不能令主人满意。一旦孩子有摔跤、磕碰的情况，主人就会认为婢女不尽心照顾或故意让孩子摔跤，而去责怪甚至打骂婢女。例如，张姓夫妇仅有一个5岁的男孩，“还是风吹倒儿，弱的不成样子”，张姓夫妇对孩子“娇生惯养，爱如隋珠和璧”，平时照看孩子是婢女雪梅的专门任务，而雪梅的“七灾八难也占多半是由这个孩子引起的”。[36]刘学洙听人讲，在他刚学步时，有一天，婢女长春领着他玩时，不小心把他绊倒在地，正好被祖父看到，心疼得不得了，就命令长春跪在算盘珠子上，且不准她哭，其实，那时长春也是小孩。[37]14岁的王阿女在看护主人家的两个小孩时，女主人总认为她不尽心看护而嫌弃她，并经常责打她。[38]12岁的刘冬梅称，女主人时常因为她看不好小孩而打她，有时候，她“抱小孩出门玩，回去天晚，女主人就用毛掸子”打她。[39]11岁的张丁香也称，她看哄二姨太太的小孩，二姨太太时常说她不用心看护，用手拧她，用脚踢她。[40]13岁的婢女来喜带领主家小孩玩耍时，主家小孩误捡灰丸吃，嘴被烫破，主人知道后，认为来喜“竟以石灰作丸，骗使本宅未满两岁之小孩吞食，其行为尤属可恶，实万难收留”[41]。
除了陪伴小孩玩耍外，一旦遇到孩子生病，婢女也必须陪伴孩子左右，精心照顾。如果主人发现她们有“打盹偷懒”的现象，一阵毒打就难以避免了。16岁的王菊梅在赵世繶家当婢女，因赵家小孩生病，晚间她与另一婢女春桃一起看护时不小心睡着了，女主人将她们毒打了一顿。[42]
“侍女型”婢女，要随同所侍奉的主人的作息时间而作息。婢女闻春兰讲道，“老爷每日看书至夜间二三点钟”，她就要“伺候到二三点钟，始准睡觉”。[43]
婢女服侍主人的日常生活，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她们要早起晚睡，还要有相当的细致和耐心，她们要充分了解“主人”的生活习惯，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二、“女仆型”婢女
除了专门为主人提供贴身服务的婢女外，还有许多的婢女要从事家务劳作。在雇有仆妇的家庭中，婢女的日常劳作不会那么繁重。例如，交通部职员霍季邮家内雇有男女仆人，婢女黄莲花，“年虽十六，平日只供寓内洒扫之事，平日尚未出过大门”[44]。16岁的玉环是银行职员何姓家的婢女，玉环在何姓家主要是伺候何姓的儿子念书、上街购物、洒扫房屋。[45]
有些婢女年龄幼小，在主人家也只是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9岁的赵春红在朱姓家管“扫地刷溺盆”，“宅内老爷太太全吸大烟”，夜里她就要“随时跟着伺候”。[46]曾子模家婢女唐顺宁每天的任务就是擦桌子、扫地、刷痰盂。[47]13岁的婢女海棠也称，她在庄王府内“只伺候庄王爷一人，并不伺候别人”，每天就是“扫地刷痰桶，余外没事，就跟王爷家的八个小孩一同玩耍”。[48]张姓家11岁的婢女春香，每天的任务是收拾屋子。[49]市政公所职员王石荪家11岁的婢女小梅，“主要打杂”。[50]
民国时期，能够雇多个仆人的富裕家庭毕竟是少数，许多中产阶级平民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尤其是在“许许多多中产阶层者处境一天比一天窘困，早先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仆人的家庭，今日只好缩减到用一个；早先有雇用一个佣人力量的，现在甚至会一个不用”[51]的情况下，一些家庭不愿意或者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雇多个仆人，或者一个仆人都不雇，如此一来，洗衣、做饭、带小孩等家务活，就会全部落在婢女身上，凡是“她们地主妇们所应尽的一切琐碎家务，几乎全是交给她们去操作”[52]。京师警察厅科长彭望恩家雇有仆人、厨役等，彭姓家17岁的婢女张莲桂还说，她“每天要梳四个人的头，洗四个人的衣服，很是受累”[53]。
那么，在没有仆人的家庭，婢女就更为辛劳。14岁的春香在财政部科员金达慈家当婢女，每天除了做饭洗衣，操作一切杂事外，还要看护小孩，“稍有不善，或是孩子哭泣，即受责打”[54]。12岁的高小红在“教育部主事”高建藩家当婢女，高姓家有5口人，洗衣做饭都归高小红一人，“每日夜内不过十二点不准睡觉”。[55]20岁的王礼自7岁到黄康氏家当婢女，平时既要洗衣做饭，还要照顾黄康氏80多岁的婆母，“每日操作异常劳苦”。[56]秋荷、秋霞、秋红三人是劳勤馀家的婢女。秋荷称，劳勤馀家没有男仆，劳姓家所有家务活都归她们三人操作。[57]而外交部科长吴佩冼自把厨役辞掉后，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全归18岁的婢女赵来喜一人。[58]17岁的连发跟随主人李谦升从江西到北京，李姓家一直没有女仆、厨役，连发平时既要洗衣、做饭，又要擦桌抹凳、洒扫庭院，李姓夫妇还经常嫌她“性情粗笨”而责打她。[59]10岁的王寿儿是北京人，在蓝姓家她“每日早晨起来扫地、拢火、做饭，夜晚一点多钟始能睡觉”，主人看她不会做事，经常用“火筷子”打她。[60]13岁的王连儿自到牟姓家那天起，就被要求“生火做饭洗衣服”。[61]于陈氏买来12岁的王玉子后，所有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由王玉子一人承担。[62]幼女汪松珠称，“每日早五六点钟就得起来，给他们生炉子，到晚十二点多钟，他们吃大烟，不让我睡觉，侍候他们”[63]。有个名叫阿珠的婢女，平常的任务是抹桌扫地、洗痰盂、揩地板、擦拭银器铜具、收拾烟盘烟枪，间或伺候小孩，还要顾及倒茶、冲水、捶腿、按胸脯、铺床叠被等琐屑事，“每晨六时半起身，至夜眠之，无片刻得稍休息”，即便是晚上的睡眠时间也不能保证，因为主人吸鸦片时，她还要“服侍在旁，及至深夜”，如果不小心打了瞌睡，主人的“烟枪就会落到头上”。[64]婢女在白天繁重的劳作过程中，还要给主人端茶倒水，按肩捶腿。晚上，直到伺候主人都睡下了，她们才能去睡。睡觉时她们也不敢睡得太死，以备主人吩咐。婢女“起早贪黑劳动，睡眠时间严重不足，但是白天偶一合眼，如果被主人看到，立刻就会遭到偷懒的责备和惩罚”[65]。“女仆型”婢女，除了没有女仆的来去自由外，其他与女仆无疑。在劳作上，比女仆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