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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简直就是天神一样的人物，”她告诉我说，“个子特别高，高得就像埃菲尔铁塔，宽肩膀、阔胸脯，腰细得用两只手几乎就可以围过来，肚子扁平，平得和我的手掌一样，肌肉结实得像个职业运动员，一头金黄色的鬈发，皮肤细如白瓷。他的画技也不错。我喜欢他的笔触—大胆而有力；他的着色丰富、活泼。”

她算计着想和他生个孩子。对方坚决反对，可她说孩子由她负责抚养。

“后来，她生了个女孩，他爱如掌上明珠。那孩子可爱极了，玫瑰色的皮肤，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酷似她的爸爸。”

苏姗娜和他同居，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他有点儿愚蠢，有时候叫人心烦。不过，他十分殷勤，而且长得那么英俊，我也就不太在乎了。”

后来，他接到瑞典的一封电报，说他父亲病危，要他立刻回家。他满口答应一定回来，可是苏姗娜有个预感，觉得他会一去不复返。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苏姗娜，走后一个月杳无音信。后来，苏姗娜收到他的一封信，说父亲已去世，一大堆乱麻一样的事情需要料理，说自己必须对母亲尽孝，留下来经营木材生意。信中附了一张一万法郎的支票。

苏姗娜可不是那种遇事便一蹶不振的人。她当下就做出了判断，认为有个孩子在身边会妨碍她做那半掩门的生意。故而，她将小女儿带到乡下，把女儿连同那一万法郎交给自己的母亲，托她代为抚养。

“我的心都快碎了。我爱那孩子，但过日子得讲求实际呀。”

“以后的情况怎样？”

“唉，混日子呗。我又找到了一个朋友。”

后来，她染上了伤寒。提起那病，她总是说“我的伤寒”，就像百万富翁炫耀自己的度假地时说“我的棕榈滩”或者“我的松鸡泽”一样。那场病差点要了她的命，让她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出院时，她已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神经脆弱得动不动就想哭。她成了个没有价值的窝囊废，当模特吧，身体支撑不下来，口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

“往事不堪回首呀。”她说道，“那是一段艰难的日月。幸亏我还有些好朋友帮忙。不过，你也知道画家的窘境，个个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我从来就不怎么漂亮，只是有点儿魅力罢了。但毕竟不再是二十岁的青春女子了。后来碰上了那个曾经跟我同居过的立体派画家。自从我们分手之后，他结了婚，随即又离了。他已放弃了立体派画风，秉承了超现实派的衣钵。他觉得可以利用我，于是说自己单身很孤独，提出和我一道生活，给我提供食宿。实不相瞒，我当下就同意了。”

就这样，苏姗娜一直和这位画家生活在一起，直至那位制造商出现。制造商是一个朋友领到画室来的，指望着能买一幅这位前立体派画家的画。苏姗娜一心想促成这项生意，于是施展出手段来热情待客。制造商不能当场决定买还是不买，但是说过后再来看看。两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这一次，苏姗娜有个印象：他是来看她的，而非看画。离开时，他仍旧没有买，跟她握手时用了一点劲，显得有些过分亲热。次日，那个领制造商来看画的朋友趁她到菜市场买菜之际，半路截住了她，说制造商看上了她，下次来巴黎时，想请她吃顿饭，到时候有话跟她说。

“你觉得他看上了我什么呢？”她问道。

“他是现代艺术的爱好者，见过你的肖像画，极为倾倒。他是外省人，而且是做生意的。你在他眼中代表着巴黎、艺术、爱情—这些都是他在生活中所缺乏的。”

“他有钱吗？”她理智地问。

“有许多钱。”

“那好，我愿意和他吃饭。他有什么话，听听也无妨。”

制造商带她去马克西姆饭店吃饭，给她留下了好印象。她的穿着十分素雅。瞧瞧周围的女人，相比之下，她觉得自己看相不错，非常像一个体面的已婚女子。他叫了一瓶女士香槟，让她觉得他很有绅士风度。饭后喝咖啡的时候，他将开出的条件摆在了她面前。她一听，认为对方很是慷慨。他告诉她，说自己每两个星期要来巴黎开一次董事会。晚上吃饭孤零零的老是一个人，想女人就去找青楼女子，日子过得味同嚼蜡。他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但以他这种身份的人，过这日子难以令人满意。他们俩都认识的那个朋友把她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他觉得她是个识进退的女子。他已不再年轻，不愿跟不懂事的女孩子纠缠在一起。他怎么也算是个现代艺术的收藏家，而她和画界联系紧密，跟他有共同语言。接下来，他讲了具体安排，说准备给她租套公寓，然后装修一下，每月给她两千法郎的零花钱。作为交换，他希望每两个星期能和她共同度过一个良宵。苏姗娜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钱供她私用。她飞快计算了一下，觉得这笔钱不仅够她吃饭穿衣，过衣食无忧的日子，还可以供养女儿，另外再积攒一些以备不时之需。不过，她还是犹豫了一下。她素来以“画界人”自命，显然还是觉得给一个生意人当情妇未免有些掉价。

“C'estàprendreouàlaisser，”他说，“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她并不讨厌他，而且看见了他纽扣孔里镶嵌的玫瑰花状的荣誉胸章，认定他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于是冲他嫣然一笑。

“Jeprends，”她回答说，“我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