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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孙漂流记009
我告诉他们，轮船已经在我的指挥下夺了回来，现在就泊在港口，他们一会儿就能看见。他们的新船长已经为自己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会看到他被吊在横桅杆臂上。
至于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能说出什么理由来让我不把他们当作被抓了现行的海盗处死，鉴于我的职权，他们根本无从置疑我处死他们的权力。
有人站出来代表众人答话说，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他们被俘时，船长曾经答应饶他们不死。他们低声下气地恳求我的宽恕。可是我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宽恕他们，因为我已经决定带着所有的手下离开小岛，跟船长一起回英格兰去。而船长不能把他们带回英格兰，除非把他们当囚犯关起来，并以暴乱和劫船的罪名送去受审。他们也知道，其结果必然是送他们上绞架，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他们最好，除非他们有意留在岛上，听凭命运的安排。要是他们想留下来，我倒没什么意见，反正我也要离开这里了。要是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岛上自谋生路，我倒有意饶了他们的性命。
他们对此似乎非常感激，说宁可冒险留在这里，也不愿意被带回英国绞死。于是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但是，船长做出一副不太情愿的样子，好像不怎么放心让他们留在岛上。于是，我假装对船长有点儿生气，对他说，他们都是我的俘虏，不是他的俘虏，既然我已经答应对他们施恩，就不会食言。要是他有意见，我就把他们放了，权当没有抓过，他不满意的话不妨自己再去抓回来。
听到这番话，他们表示非常感激。于是，我释放了他们，并叫他们退回原来那片丛林，还给他们留下一些武器弹药，如果他们愿意听，我还可以指导他们怎么才能过得很好。
接着，我开始做登船准备。不过，我告诉船长，我要再待一个晚上准备自己的东西，想让他先回船上去，确保船上一切正常，并在第二天派小船来接我。我吩咐他一定要把那个被打死的新船长吊在桅杆顶上示众。
船长走后，我派人把那几个人带到我的住处，然后就他们的处境非常严肃地跟他们谈了一次。我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船长带上他们一起走，他们肯定会被吊死。我把吊在帆桁上的新船长指给他们看，然后告诉他们，他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纷纷表示愿意留在岛上，于是，我把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情况讲给他们听，并教他们怎么才能把日子过得更舒适。我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我来到岛上的经历全都告诉了他们，又把我的堡垒指给他们看，并教他们做面包、种粮食、晒制葡萄干。总而言之，凡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的必要知识全都传授给了他们。另外，我又把那十六个将会到岛上来的西班牙人（我给那些人留了一封信）的事说给他们听，并要求他们承诺会对那些人一视同仁。
我把武器留给了他们，其中包括五支火枪、三支鸟枪和三把剑，另外还留下一桶半火药，因为除了头一两年外，我火药用得很少，而且一点儿都没浪费。我又告诉他们怎么照料山羊，怎么挤羊奶，怎么把山羊养肥，怎么做黄油和奶酪。
总而言之，我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又告诉他们，我会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两桶火药和一些菜籽——换成是我，我肯定会对那些菜籽求之不得。此外，我还把船长送给我吃的那袋豌豆也给了他们，叮嘱他们拿去当种子持续播种下去。
处理好这些事情之后，我第二天就离开他们上了轮船。我们原打算即刻开船，可是到了晚上都没有起锚。第二天一大早，那五个人中有两个朝船舷游过来。他们用最可怜的语调向我们诉苦，哀求我们看在上帝的分上收留他们，不然他们会被那三个人杀死。他们哀求船长让他们上船，就算马上把他们吊死也甘愿。
见此情景，船长假装没有我的同意他无权做出决定。我们为难了他们半天，又让他们郑重发誓痛改前非，才让他们上了船。上船后每人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鞭子，此后果然成了安分守己的家伙。
此后过了不久，潮水涨了上来，我吩咐把我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用小船送上岸，又向船长求情，把他们的箱子和衣服也一起给他们运了过去。他们拿到东西后感激涕零。我又勉励了他们一番，说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不会忘记派船来接他们的。
离开小岛的时候，我把自己那些纪念品都带上了轮船，包括我自己做的那顶羊皮帽，还有雨伞和鹦鹉。此外，我没有忘记把我之前说的那些钱也带上。那些钱放了那么久没用，现在都锈迹斑斑了，直到稍加擦拭和处理才认得出是银币，我从失事的西班牙轮船上找到的那些钱也一样。
就这样，我于1686年12月19日（根据船上的日历）离开了这座海岛，一共在岛上住了28年2个月19天。第二次脱困的日子跟我第一次乘坐长艇从萨累的摩尔人手中逃出来的日子是同一天。
我坐着那艘船，经过长途航行，终于于1687年7月1日抵达英国。算起来，我离开故土已经足足三十五年了。
回到英国后，谁都不认识我，好像从来没有人认识过我似的。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还活着，但是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再嫁之后又成了孀妇，日子过得十分凄惨。我让她不要把欠我钱的事儿放在心上，并一再告诉她，我决不会为难她。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还尽自己微薄的财力去接济她。当时我财力着实有限，帮不了她多少。不过我一再向她保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情分，等以后有力量帮助她的时候也决不会把她忘掉，后来也确实如此，这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但是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所有亲戚也都不在了，只找到两个妹妹和二哥生的两个侄儿。大家都以为我死了，就没有给我留任何财产。总而言之，我找不到任何在经济上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而我身上那点儿钱根本不够我安身立命。
没想到，刚好碰到有人对我感恩图报。我侥幸救下的那位船长，带着我侥幸救下的轮船和货物，把我怎样救下他们那些人和那艘船的情形告诉了那些船主，言语间不吝赞美之词。船主们听了，便邀请我去跟他们和几个相关的生意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我认真思考了一下自己的处境，觉得靠这点儿钱实在难以安身立命，便决定到里斯本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那座种植园和那位合伙人的情况。我猜他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
我怀着这个目的搭上开往里斯本的轮船，于第二年四月抵达那座城市。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我的星期五始终忠心耿耿地跟在我身边，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愧为我最忠心的仆人。
到里斯本之后，让我欣喜万分的是，经过多方打听，我居然把我的老朋友，也就是当初在非洲沿海救了我一命的那位船长给找到了。现在他已经上了年纪，把儿子安置到船上就不去航海了。他儿子也不年轻了，仍然在跑巴西的生意。老人家一时没有认出我来，老实说我也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不过我很快就记起了他。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很快记起了我。
我们激动地叙了一会儿旧，我就问起了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老人家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没去过巴西了，不过他向我保证，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是，同他一起照管我那份产业的那两位受托人已经死了。不过，他相信我肯定能拿到那座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以为我船毁人亡了，两名受托人便将我在那座种植园的股份应得的收益账目报给了地方检察官，地方检察官做出了如下安排：假如我不去索还，就把其中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划归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于救济贫民和教化印第安人信奉天主教。但是如果我去索要，或者有人申请我的遗产，那就必须发还。只有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收益是不能发还的。但是他向我保证，国王的土地税管理者和修道院的管事一直都非常用心，确保我的合伙人每年都如实申报收益账目，并上缴我应得的部分。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到什么水平了，照他看值不值得我去照管。又问他，如果我去那里把自己那份财产收回来，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他告诉我，种植园具体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也不是很清楚。不过他知道，我那个合伙人仅仅享有种植园一半的权益，就已经成了巨富。仔细回想起来，当时他就听说，划归国王所有的那三分之一股（似乎是拨给了某个修道院或者宗教机构），每年收益都多达两百摩伊多。而且，顺利收回这份产业也完全不成问题，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我的名字也在那个国家进行过登记注册。此外，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位受托人的后人都是非常正派的人，而且非常有钱，他相信我不但能在索还财产时获得他们的帮助，还会从他们手中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钱，那是农场在他们父亲受托保管期间上缴前的收益，据他回忆，他们受托后十二年才开始上缴。
我听了这番话有点儿忧心忡忡。我问老船长，我的受托人明知道我立下了遗嘱，指定他这位葡萄牙船长为我的绝对继承人，怎么会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他告诉我，虽则如此，但是没有证据证实我死了，他就不能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行事，除非能证明我的死亡。何况，他也不愿意卷入这远隔重洋的事。他确实去登记了我的遗嘱，也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要是能提供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就根据代理权接管我那座“因戈尼奥”（他们称制糖作坊为“因戈尼奥”），并派现在在巴西的儿子去处理此事了。
“可是，”老人家接着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对你来说，这件事可能不像其他的事那么容易接受，那时候大家以为你死了——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你的合伙人和受托人就以你的名义把头六七年的收益交给了我，我也收下了。不过当时开支太大，又是扩建厂房，又是建制糖作坊，还要买奴隶，进账远远比不上后来。不过，我会把自己一共收到多少，又是如何处置的，列一份详细的账单。”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商讨了几天。几天后，他把种植园最初六年的收益账单拿给了我，上面还有我的合伙人和那两位受托人的签名。当时交的都是现货，有成捆的烟叶和成箱的糖，还有朗姆酒、糖浆等制糖作坊的副产品。从那份账目上来看，我的收入每年都有显著的增长，不过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刚开始开支很大，结余并不多。不过，老人家告诉我，除了四百七十个金币外，他还欠我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他回里斯本途中轮船失事，那些货物全没了。
接着，那个善良的好人开始向我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说他是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跟人合股买了一条新船。他说：“不管怎么说，我的老朋友，我不会让你缺钱用的，这些钱你先拿着，等我儿子回来就可以全部还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