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文强对郑佑之先烈的回忆（第2页）
我作为一个丘八，可没有料到他这个非军人出身的教书匠，竟如此刻苦，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没有二话，我们吃得又香又甜。回忆当年我们许多党内的地下工作同志，也包括高级的领导同志在内，在十分艰苦的年月里，一月能由组织上支出两块银元作生活费，常常是难以办到的。“胡子”以身作则的刻苦精神，又怎能不感动我而难忘呢！
（四）我在三省边区失败归来的倾诉
我由于坚信郑佑之同志对军运工作必须与农运工作的配合，特别是对武装起义行动的配合，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上，佑之与我是深有体会的。在当年党内某些人是藐视佑之的说法和论断的。他们批评佑之的论断，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的调和派的理论，而且认为高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组织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认为农民意识是一盘散沙不可能有坚强的组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反转来说，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力量，是现代化产业工人阶级才是可靠的力量；他们不但认为农民组织的力量不可靠，连非产业工人中的手工业人都是不可靠的。佑之很恼火于批评他的人，将他贬低为第三党的调和派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驳者，他常常是拍案而起，争论不休。
我是完全同意于他的论断，而且毫不怀疑于他的理论实践是大有根据的。他曾向我历数北伐时期刘伯承将军领导的顺泸起义的失败，邝继勋、陈静珊为首的射洪和广汉兵暴的失败，以及江津、涪陵等地兵暴的失败，都属于军事冒险，失败于没有农民革命力量的配合。当然，他对南昌八一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都无不引为惋惜而痛心的事，上举失败的事例，他无不作为他研究总结的资料。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他也非常了解我同情于他的论点，决不能以藐视和打击性的来发谬论。
问题是我自三省边区失败归来一次向他倾诉的结果，他仔细地与我谈到由我与李家骏所主持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农暴的失败经过时，他简直是以责备我的口吻说：“是没有吸取一系列失败的经验，竟儿戏一般的一败再败。”他甚至是坦诚地指出：“既明知是以卵击石，驱羊群而入虎阵的失败的后果，又为何要去硬拼硬打呢？”由此，他当时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反感和尖锐批评的意见。可是我当年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太差，见他所说的只知道有理，究竟如何理直气壮才纠正左倾盲动主义还是一知半解的。
回想到过去，我对佑之同志更觉得可敬可爱了。我不知他多年来从事农运的研究有没有专门的著述？假如有的话，哪怕是数言片纸，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物。
（五）“川东特委”与佑之共事的始末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前后，程子健同志多次与周敦琬和我谈到过，他认为“省行委”在渝已失去了活动的作用，也太不安全，一定要搬上成都，在重庆设一“川东特委”主持工作，他谦虚的还说到过，我作为“省行委”书记是临时性的，谁人来担任省委书记，尚待商议，我是无能为力地再干下去的。也就是说改组成立新省委正是在迫切需要的酝酿中的事。
大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前后，程子健口头通知我。省委决定迁蓉，川东特委书记决定由文莱之（文强）担任。我闻言坚拒，主要的理由是人地不宜，能力资望不够，请改派能力强的，无论如何要收回成命。程经过一番考虑，便将周敦琬、郑佑之邀请到机关，面对面的交代说，省委已作出决定，川东党的工作以军事为重，派文莱之为书记，周敦琬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为组织部部长并负责特殊使命的督导（指对刘湘特委会打入的反间行动）。李家骏为军委书记。
程子健宣布后，唯恐我再提出异议，立即安慰我说，莱之是参加过八一起义的，又是鸣珂的同学兼战友，担任斯职是经过省委仔细考虑过的，而且在一个特委会的组织中，破例地调动了周敦琬、郑佑之两位有威望的省委委员作助手，不能说省委考虑得不周详了。他作了传达之后，周、郑两同志紧紧地同我握手，表示出特有的金石为开的友谊，我也感到，特委内内外外有了两位具有威望的同志来帮助我干，也就不能再提出其他的什么畏难之言了。
我与敦琬、佑之共事，虽然不到一整年就因故各自东西了，但三人确也是全力以赴，日夜筹谋进取，唯恐有负省委厚望。也可以说是由敦琬管内，佑之管外，因家骏到职稍后，我的精力则全在军运工作上。由于佑之尚有一项特殊性的任务，一贯的有保密性，也就全由他与敦琬的商决去办理，我平日是不加过问的。谈到佑之的特殊任务，我在下文中来单独略述出来，此即不赘。
（六）佑之特殊任务的略述
当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周围约二十多个县的势力范围，是由地方军阀刘湘在割据统治，形成了四川上下川东的一个独立王国，也就是反动势力比较集中，革命力量相对的正在发展之中，处于不断的尖锐斗争，人所共知的白热程度。特别是自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的发生，刘湘便是这一次大屠杀惨案的祸首罪魁。
刘湘这个凶恶的地方军阀，与当年统治全中国的新军阀蒋介石，既有矛盾又有勾结，这是任何统治阶级对待革命新生力量为了巩固统治权的一种手法。蒋介石自“四一二”事变后所建立起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镇压机构，远在重庆的刘湘也必然会勾结起来，互通声气，唯恐落后。
大致是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之间，刘湘是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派其军法处长李根固，隶属该军部之下，设立了专为反共的阴谋机构，名之曰第二十一军重庆特别委员会（简称为特委会）。当这一阴谋机构的出现不久，李鸣珂同志即由党中央奉命入川，担任过省军委书记的职务。他曾派遣李觉民同志制裁过裁并一案的发生（裁并是黄埔学生中反共最有力的凶徒，是经蒋介石指派为二十一军政训处长，实际上是怀着反共的阴谋，要他于入川后在重庆制造类似“三三一屠杀惨案的行动。鸣珂得报，便先发制人的将其制裁了）。
当然，在当时激于义愤而采取的制裁暗杀手段是出乎不得已的，据说党中央很快就纠正了报复性的偏差，但是刘湘的特委会变本加厉，在刽子手李固根的阴谋策划下，凡蒋介石在京沪各地区所采取残忍反共屠杀镇压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单地说来，自从鸣珂同志牺牲后，李觉民离开军委后，对付特委会的反间斗争的任务，则全部落在佑之的肩上，我是从鸣珂、敦琬长期在省军委工作接触过程中才了解这一情况的。
一九三〇年冬，我负责省军委书记时，周敦琬仍然以省委秘书长的身份，与佑之建立了经常的关系，他习惯的将联系的情况向程子健同志汇报处理，我的事很忙，也不了解以往的组织历史的关系，也认为佑之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也就不必多所过问。
平日从敦琬的谈话中，了解佑之所领导的特殊任务，总共只有五六人，我记得姓名的，除佑之以外，还有余国桢（余宏文）、薛彦夫两同志。总共五六人中，其中有两人有横的关系，基本上是采取单线的领导。以上听说的，是我在省军委及川东特委负责期中，所能提供的参考资料。
以下要写到的是有关我被捕后，佑之用尽苦心，冒万难万险来营救我的接触事实。我在当时险恶情况下，既不可能会到面，也不可能通信，而是通过一些我听感触的动向，特别是通过他巧妙传递的纸片纸团，来决定我脱险行动。由于我深深信服于他的为人，也知他与敦琬在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同时我也很熟悉于他的笔迹，这就肯定了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要较详写到的是被捕后的一个多月中，记忆中有过四次如上述的接触：
第一次的笔迹接触，是我被捕后（是遇叛徒沈天泽的出卖）押解到特委会待审前，将我关押在一间斗室中，小窗外雨声沥沥，室内灯光暗淡，忽见窗外有一人影，正注视间，从窗隙中塞进一纸片，上书“出卖叛徒沈天泽”。我将纸片嚼碎吞下，引以为慰，判断佑之联系上了，纸片上的字迹，出自他沉厚的笔迹。但又默思，不识沈天泽为何许人？（后经查明，是我一九二六年追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万县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大队受训的学生，当年我是这个大队的大队长。）
第二次的笔迹接触。是我第二次提审前，一青年壮汉来我关押室内借检查为名，在室内巡视一周，对外张望，转身递给我一纸团，未言其他，即退出。展开纸团，上书“只知自边区而来，不知其他。”我知是佑之笔迹，将纸团抛入口中嚼得粉碎吞下。也就体会到叛徒并不知道我居重庆的实状，是提醒我再审时作好准备、我心泰然，对党组织及佑之营救无量的感激！
第三次的笔迹接触。是被关押在巴县县政府监狱约一月中，叛徒宋毓萍忽然来狱中与我谈话，威胁利诱，花言巧语，大意是所谓奉劝我留着有用的生命，不要自寻死路，刘愿庵、穆青、李鸣珂、牛大鸣、邹进贤等都一网打尽死了，省委已瓦解了，要我放明白些……还说到军法处长李根固要见我。一切不咎既往，对你有所借重之处……他啰啰唆唆还谈了许多，我一心想到党对我的营救，我必郑重其事，多找脱逃的机会，我用不着对来者批驳，凡事一笑置之。我听了他单方面的说辞之后，我更了解叛徒们并不知我在渝的活动情况，证实佑之传递来的纸团所告属实，也就有了对付他的把握。好在宋毓萍片面之词谈完后，即要看管的头头开门将我带出，趾高气扬地说是李根固处长有请，在一群叛徒特务的包围之下，步行到了他们的巢穴特委会。
我到达特委会东面的一间大厅中坐下，稍加打量，即看出以宋毓萍、贺竹君为首的叛徒们，早已奉命安排好了企图软化引我上钓的布置，大厅中摆好了八仙桌，桌上摆好了茶点，一群不识的叛徒特务，团团围绕我转，问东问西，特别是宋毓萍笑面虎的神气十足。贺竹君则自称为黄埔学生来与我拉关系，我假装连夜失眠，精神不佳，避免了对他们的冷淡。
宋毓萍离开我外出少许又回来对我说，李根固处长因事不来相见了，要我与贺竹君出面代他设宴招待，还要陪你搓搓麻将牌……我只好笑笑，点头表示感谢之意。他们见我如此冷淡，也就插不进话来，渐渐离座外出，我则靠在沙发上作休息之状。一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递烟十分殷勤，看来是在监视我，又是在找机会来接近我，经过我仔细打量，认出是两次塞过纸团者。他趁大家离座无人时，便低声地向我说，“这群杂种还能活得几天，您放心会有人打救的。说完，转来转去仍作对我监视状，并在为我斟茶时，放下一个小纸团在茶杯旁边就走开了。我拣起纸团展示，上书“跑”字，浓墨沉厚，我知道是谁人所书心更是泰然了，但又不知营救计划怎样？不免有些筹思以待了。
第四次的笔迹接触。是当日晚宴后，宋、贺两叛徒引我到南面的一间书房的房间里搓麻将牌，在座的有我和宋、贺等共四人，与我对座的为一中年人，不曾为我介绍姓名，目光瞵瞵，对我察言观色，看来是军方所派的特务。宋、贺对此人颇为恭敬。我则慎言以对。
我们搓了八圈之后，已深夜了，又是那位青年壮汉，为我送茶送烟，以足来碰我的腿，显然是示意于我。我乃借故要离桌小便并告知宋说，待小便后再奉陪搓下去。宋即分嘱那位青年壮汉陪我到厕所，他先入厕所里张望，见无一人才叫我入内。我正小便时，他塞进我手内一个纸团，展示“丝网已破”四个字出厕所门时，青年壮汉以手指破铁丝网方向，且有示意即逃之状。
我急步走入两颗大梧桐树下，月光清澈，我身为桐影所掩，见高悬的铁丝网已破一大洞，足可穿越而逃。我调头向洞口一望，见破网之处加上垒起来的石墙，足有两丈多高，又怎能下得去呢？急中生智，乃将头上的鸭舌帽脱下，丢在地上，又脱下身着的阴丹士林布长衫，撕成了条条，打成疙瘩连结为绳，以上头系于铁丝网上，迅速穿越而出，两手紧握布条绳垂直而下，我习惯于军人生活，落地轻捷无伤。
这次安然脱险，得助于党的感召，得助于佑之四次纸片纸团及传话指导的营救，既可看出他的周密计划，也可看出他掌握情报的确实，连一分一秒的良机也不会放过，否则是难以如此运用之神的。我至今日，也不知青年壮汉同志为谁？回想五十五年前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佑之佑之，您是无愧于党的完人，我永远怀念您！可惜我不全知您的英雄事迹，通过我所述点滴的事实，聊表我怀念的心情于万一。
1986年10月5日写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