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 文强对郑佑之先烈的回忆（第1页）
附件二文强对郑佑之先烈的回忆
（根据文强发表在1986年2期《宜宾党史资料》的回忆文章整理）
[文强简介]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18岁时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1929年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由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农民革命军，曾任万源县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党代表兼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四川省委从重庆搬迁成都时，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文强担任书记。周敦琬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郑佑之任组织部部长。不久，文强又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代理军委书记。
1931年，文强被捕入狱，由郑佑之策划组织，成功营救出狱，到成都后同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闹翻”了，愤然离开四川去上海找组织，没料到又遭到上海的“拒绝”……
文强被“开除出党”后再次加入国民党。后来，文强逐渐成了“军统”中的——显赫人物、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最后沦为——战犯，经历了26年的牢狱改造。
文强被新中国“特赦”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奔走呼吁，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在共产党、国民党都分别担任过高官要职。毛泽东是他的表哥，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林彪曾是他的同学和部下；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程潜对他有救命之恩，戴笠视他为心腹骨干，蒋介石“钦点”他为中将，杜聿明点名要他做参谋长……他在中国现代史的大风大浪中度过了传奇一生。98岁高龄去世。
（一）我对郑佑之总的印象
郑佑之先烈，是我生平最尊敬难忘的革命友人之一。当然，我是有愧于说他是革命的战友，但我没齿难忘的是他以同志式的阶级友爱、无私，冒万难万险救过我的生命！我应该称他为救命恩人。
最近宜宾县委来了两位青年同志访问我，与我谈到郑佑之先烈和我接触过的事迹。几乎谈了三个多小时。谈完之后，要求我写一篇书面的回忆。我感到这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面对“救命恩人”必当要写的。所以此文要写的，也就是与两位面谈过的，兹分作以下内容写出作为参考。
郑佑之称得上是共产党员中用马列主义精髓铸造出来的英雄人物，也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突出的富有才华的领导者。他的突出而又特殊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赤胆忠心对待党组织的坚定信念，一生无私无畏，从来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艰苦奋斗，抱定的是革命乐观主义到底。
第二，他对中国革命，认定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大任务是要切实地领导农民革命。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遗毒，是牢牢地绑住了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手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只有共产党领导他们起来革命才能扫清，才能翻身。他曾多次向我说过，“中国革命如果离开了农民革命的伟力，是一无所成的。”他的话是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
第三，他是彻底改造好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平易近人，能团结人，能团结大量小学教员这个阶层的优秀青壮年，引进入团入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士。他的威望特高，在四川党群组织中，具有不可磨灭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
（二）我与他第一次的接触
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我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后来到川西作军运工作中的地下活动者。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前后，“川西特委”派我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族第二团（即邝继勋团）作支部书记时经廖宗泽（廖是当年在“川西特委”军委作地下活动的党员）的介绍，他引荐郑佑之与我在他的家里爵板街某号见面，他指郑对我说，“这位大胡子是有名的‘马克思’，是著名农运专家，是四川党内著名的同志，因慕您的名，特别是对南昌八一起义为何失败这个问题，有所请教于您，希望您谈谈。”我们三人便决定一同到支矶石公园去喝茶，且饮且谈地谈了大半天，从上午九时，谈到午后三时，只是午餐时到附近一家小馆子吃豆花饭之后，又回坐原处喝茶续谈。三人谈得很痛快，我由南昌起义的经过谈起，一直谈到最后在海陆丰的失败为止。
郑佑之听完之后，便提出了失败的原因何在？我略思而谈到失败原因，是由于匆促成军，孤军深入……其他还有什么原因，不曾总结过。郑对我的答复似乎感到有失望的神情，他爽快地指出，这么抽象的说明，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他插入又说，我听完你所说的起义经过中，怎么没有谈到农民运动的配合难道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地区的农民运动都全没有做开吗？……
我被这么一问，才感到他提醒了我，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他提出的问题上。我才肯定地说，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农民革命组织和力量来配合。在江西、福建的沿途是如此，最后到达号称彭湃故乡的海陆丰也是如此。
我们三人便将话题转到了如何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并配合军事行动的问题，各抒所见，展开了一场研讨。佑之更是打开了话匣子，从理论到实际，有一整套的经验。他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以及四川的军、团、匪交相**压榨老百姓的苦况，言之至详。他说现在是民国十七年，许多地方征粮已征到了民国七十年，山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等于一座九层宝塔压老百姓在塔底下，又怎能活命呢！
郑佑之深刻的分析到所谓老百姓之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农民。他认为农民起来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才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至今犹记他精辟的论断，是我生平闻所未闻的农运知识。他颇有深思的语言，简明有力，金石为声，两眼炯炯有光，神情肃穆，俨然泰山一座。他与我这次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使人难忘，也是终身使人难忘的。
（三）第二次的接触是在合川的旅社
一九二九年夏，正是酷暑久旱的天气，由于邝继肋领导的第七混成旅，迫不及待的在蓬溪、射洪起义，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我由于奉省委命到万县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的关系，才没有赶上这次起义的行动。当我辗转经忠县、涪陵、丰都、长寿等回到重庆时、才知道邝部起义军不战而散，领导层的脆弱无能，军事路线的盲动冒险，造成了孤军奋斗的失败，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由于我的回渝，省委即令我星夜兼程到合川、武胜、安岳、岳池、某县、达县等地一行，目的在收容失败星散的部队，当我经过合川时，一宿即沿规定路线，与各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过往返半月的奔波，才知道部队星散，不知去向。我不但没有收容到部队，见到的干部也不过三五人。
当我失望地回到合川一处小旅社落店，不料在晚餐时遇到了郑佑之同志，他朴实的装束在暗淡的灯光下，假如不是他先握着我的手而自道是“胡子”的话，我是没有发现他的。这就是我与他第二次不期的相晤。
我俩在晚餐暂时没有多谈话，郑佑之告知我是来合川视察。我也自说是奉命到各地去跑了一趟，目的是收容邝部等情。于是两人由各自分住一室而合住一室，这样便在合川同餐共寝，谈天说地过了三天，我与他很谈得来，在所谓谈天说地中，最多的还是谈到他精心研究中的农运问题。
佑之对我很感喟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们连秀才也不如，昙花一现呀！两年前八一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这一次邝部起义又是失败了，如此失败下去，还有多少本钱呢？！……他要我好好地总结失败的经验，使全党都能接受失败的经验，然后才能使革命起义走上不断的胜利。他这时并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而是具有愈挫愈坚的胜利信心，谁听了他的话，都应该感动而惕厉起来。
这一次我们相处三天，在一起同餐共寝的生活中，我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常深厚即纯洁的革命友谊。他的年岁将比我要大九岁，论社会阅历和人情世故，都比我深刻得多，因而对他的一言一动，都是令我莫名的尊敬的。
我对佑之壮烈牺牲的情况，一直到相隔三十年之后，才从四川党内寄给我的有关革命史科中得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大损失，令我悼念不已！犹记当年，我知道他的声名早为四川地方军阀所注意，随时都在追捕，得之而后快。然而他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的问题，他却对别人百倍于人，例如能多次叮嘱过我多多保重身体，惦念着我是两次入川的外省人。目标大，防不胜防要特别小心等语。言犹在耳，是不堪回忆的！
我与他在合川的三日生活中，发现他在生活上有一种惊人俭朴和刻苦的精冲，也就是同餐共寝的一个傍晚，我俩正谈话谈得高兴时，才感到有些饥肠辘辘一看钟八时有过。我向他建议由我做东，去吃小馆子，最多花一块银圆。这个东道主我做得起。
不料郑佑之坚拒地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用不上两元，一次小馆子就花了一元，未免太浪费了。他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不要忘记革命导师马克思，有时穷得开不起伙，连邮票钱发封信都没有，我怎么能浪费呢？你我的晚餐我早准备好了，请即用餐，老鹰茶一壶，大烧饼两枚，榨菜一块，一顿吃得饱饱的两人共费不到两角。他说着说着，便从一包旧报纸中取山大烧饼、榨菜、柿子等物，高声叫要一壶老鹰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