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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对海进行了轰炸，史称“二·六轰炸”事件。
“二·六轰炸”事件过后，潘汉年立即陪同陈毅市长赶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表情中，凝聚着他对受害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喷怒。”
但是，潘汉年的正义之举，并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信誉。相反，随着“二·六轰炸”事件的爆发，一股怀疑潘汉年的阴风在地下悄声刮起。待到这股阴风吹到潘汉年的耳朵里―诬陷潘汉年“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以后，他依然像是古语说得那样：“君子坦****”，付之一笑。当这股阴风越刮越大，而民涉嫌到有关的部属―乃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的安全的时候，他还是那样书生气十足地说：
“事实胜于雄辩！”
潘汉年所说的胜于雄辩的事实有二：其一，他坚信自己一一同时也相信自己的属下绝无通敌之举；其二，从常识讲，上海原本是蒋家王朝的发祥地，有关上海的工业布局了如知掌，像和上海数百万人性命仪关的发电一和自来水公司的位置，更不需要任何人提供情报。他对这股有意中伤他的阴风，不仅没有丝毫的防范措施，而且还身体力行的告诫属下：
“不要受谣言的干扰，要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
幸好，在潘汉年和杨帆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海市公安局很快破获了“军统”特务罗炳乾和他的潜伏电台。经审讯，罗供认不讳：是他向台湾提供过大量的情报，以及“二·六轰炸”事件的月标。
“二·六轰炸”事件的真像大白于天下，有意中伤潘汉年的那股阴风也渐渐息了。但是，潘汉年和杨帆决没想到，四年之后已有定论的“二·六轰炸”事件竟然成了他们定为“内奸”、反革命”的根本原因。
“二·六轰炸”事件，恰值阴历年关前后，它所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于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恢复生产，稳定局面”，遂成了上海市委的工作重心。潘汉年完全忘记了中伤自己的恶语，全副精力协助陈毅同志解决由“二·六轰炸”诱发出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叠起他，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纵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同时，政府还“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从而使紧张的劳资关系得到了缓和。随之，物价飞涨和排队抢购两大难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二·六轰炸”事件所造成的困难很快就克服了。接着，潘汉年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旧上海一一包括曾参予过旧上海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的改造上。他在这条战线上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多年之后，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部属，均以崇敬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回忆文章。
1952年，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举行了五反斗争。这个战场是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他指定潘汉年和许涤新参加这一工作。潘汉年帮助陈毅掌握形势，具体工作由许涤新出面。陈毅同志制定的总方针是：“对资本家的五毒问题，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必须清查清楚。但是，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这就要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在这三百多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对此，潘汉年体会得很深，他指示，把“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能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由此，上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进入**以后，有的资本家吓得浑身发抖，有的口袋里装着安眠药准备随时自杀……但更多的资本家因偷税漏税触犯了法律条款，担心自己的工厂、企业没收，或戴上一顶不守法的资本家的帽子，在新的中国永远抬不起头来！因此，市政协的会场上空气是相当紧张的，三百多名资本家被紧张气氛压得。几乎都快喘不出气来！
潘汉年因势利导，在许涤新同志的协助下，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怅，终于使三百多名资本家无一人自杀，基本上都交待了自己的间题。事后追论：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啊！
五反运动进入后期阶段，潘汉年支持陈毅同志的意见，把“三百零三户中有几个‘退赔’超过一千万甚至四五千万元的资本家，定为基本守法户。”他使其他资本家“在惊愕中高兴得要发狂了一，。与此同时，“对于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政府的人物，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抗拒加工订货，，甚至把假药卖给人民志愿军后勤机关的坏蛋，汉年同志是坚决斗争以至绳之以法（如对王康年的处决）的。总而言之，汉年同志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
潘汉年一向认为，党的统战政策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广交朋友。
解放前，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靠着广交各界朋友，逐渐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情报网系，把党的情报触角深入到汪伪政权以及国民党军政各阶层，成功地攫取到来自各个角落的情报，为党中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今解放了，潘汉年认为不仅不能忘记这些为祖国解放做出贡献的老朋友，而且还应交更多的新朋友，团结一支更为浩大的队伍，齐心协力地建设新中国。也唯有如此，才能尽快地完成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他谆谆告诫说：
“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
解放前，潘汉年作为非执政党的情报战线上的负责人，由于环境和地位的不同，只能用诚心待友和真理的旗帜交朋友；而今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执政党，就说潘汉年自己吧，也由被敌人通缉的要犯变成了上海市副．市长，能不能和过去一样，靠着诚心待友和真理的旗帜交朋友，他认为这是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同时，这也是建设新中国的成败关键。因为他是一位谙熟传统文化的党的领导人，十分清楚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经常重复这样一条规律：
得人心者得天，得天下者不再得人心，结果是与之共苦者不仅不能同甘，反而遭到自己拥戴的得天下者的屠杀，遂演出－一次又一次的凄惨的悲剧。
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对属下说：“基层的许多党员从阶级立场出发，对敌人的痛恨是完全对的。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党过去复杂的斗争，我们曾经运用过很多人，许多人为我们做过事。有些人的身份是反动的，但是他们实际上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退一步讲，即使当时是个反动分子，现在老老实实为我们工作，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