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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潘汉年自从在二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始，就是为了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进而解放全人类在不懈地奋斗着。他历经漫长的二十五个春秋的革命历程，终于由一名从事地下斗争的工作者变为上海的主人。他的感触是很多很多的！他不能不想起与之并肩奋斗―并早已为上海的新生而献出青春和热血的战友们；他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洋大人”，横行十里洋场的耻辱历史。然而，当他想到如何使这座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真正获得新生的时候，他那种胜利者的自豪感渐渐隐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异常沉重的责任感―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潘汉年是一位熟知中外历史的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秦始皇这样功盖千秋的始皇帝，他终生所开创的业绩又几乎毁在自己的手中；一度威名赫赫并亲自统率国民革命军打天下的蒋介石，他不仅连一天都未能统一全中国，而且就在他的发祥地上海溃败到宝岛台湾；就说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这些彪炳历史的帝王，也为了他们所谓的皇族私利，把甲一代开国元勋―乃至于亲姊热弟等袍泽处死，留下了只能同苦而不能共甘的骂语……共产党人作为胜利者，如何避免重蹈封建帝王这一覆辙呢？又能不能重开统治中国的新风呢？遂又成了潘汉年沉思多时―又努力践行的奋斗目标！
潘汉年随陈毅同志入主上海不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就公开预言：“共产党不可能管理上海，不出三个月，天下大乱。共产党在上海，将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上海连倒大粪都有恶势力把握，只要他们罢工三天，上海就成为一个臭气冲天的世界。等等。”对此，潘汉年是不屑一睬的可是当他想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接管上海，很多基层干部大多数也来自农村，他们不仅不熟悉城市工作，而且又是第一次见到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权且不说能否管理好这座畸型的冒险家的乐园，就是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也是不容易的。三个月变不了，三年一乃至于三十年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没有盲目乐观！
潘汉年是一位不尚空谈的现实主义者，他始终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换言之，为了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必须严于律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他清楚：“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统治上海，也可以说通过上海控制了全中国，在上海培养r-批为它服务的忠实走狗―上海的流氓势力。这些人利用旧社会的帮会组织，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组成了控制整个社会的流氓系统。”上海的各个关键部门，“都为他们所控制。所谓上海的大粪倒不出去，也是他们大小‘粪大王夕所把持的绝招。上海的报纸发行，控制在他们的报贩包头手里，甚至上海的扒手、‘瘪三，（乞丐）也由他们分地段控制。当年想在上海立足的人，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尤其是对流氓势力，是必须多方应付的。”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不仅完全了解上海的各类流氓组织，而且还清醒地知道：接管上海以后的重要工作，就是要解决黑社会组织和蒋匪潜伏―或重新派进来的国民党特务。唯有如此，方能取信于上海的人民，方能开始改造旧上海。
提起上海的黑社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青红帮；一提起青红帮，人们又必然地想到被称之为“海上闻人”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没有离开上海，而杜月笙却在军统特务的盅惑与挟持下逃往香港。他们的徒子徒孙绝大多数依然留在上海，继续为非作歹。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老头子”尤其是黄金荣还在上海，仍然可以象过去一样为所欲为。因此，在“一系列的改造上海4的斗争中，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有不伺一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一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另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派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是好的。但对这种矛盾也感到无法解决。”
这些争论早在潘汉年的所料之中。他在告别香港的前夕，就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盘根错节，占据着＿L海的各个社会角落，在上海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也是得力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的支持。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人是决不能采取以牙还牙的办法的。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社会的动乱程度，进而稳定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争取分化、瓦解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是上策。就在北平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和潘汉年等三人讲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后，又专门问潘汉年：
“上海解放，‘青红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
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访间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我对他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红帮’上层也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
刘少奇听了潘汉年的这番回答，表示放心。接着，他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烧1漱石同志，先不要动他们（指黄金荣等帮会头子），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在讨论对黄金荣的处置的时候，潘汉年首先讲了黄金荣为了表示真诚悔过自新，曾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过一些有益的事：黄金荣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国民党的一些财产叫人写了一份清单交给上海地下党；他又把自己手下的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册交给地下党；他还利用自己在帮会中的威望，告诫下面的帮会人物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之前进行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接着，潘汉年又讲了如下这段话：
“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们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的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不久，潘汉年这番讲话传到了黄金荣的耳朵里，终于使他放心下来。“他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他不仅积极买公债，支援经济建设，还在报纸上发表自白悔过书，长达千余字……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行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53年，黄金荣病死。黄家入不敷出，“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只得求助于章士钊先生，请他出面说项。”由于章氏夫人和黄氏夫人曾结为异姓姐妹，章士钊却不过情面，遂于“1955年1月给陈毅市长写信，陈述黄家的困境；2月，又给潘汉年副市长写信，吁请政府恰当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间题。潘汉年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起有关肃反与统战政策方面遗留的难题，体现和维护了政策的连续性。”
潘汉年远在30年代负责特科工作的时候，他就通过打入杜公馆的内线杨度先生掌握了杜月笙的活动情报，潘、杜之间应当说是相见不相识的“老相识”了。后来，他们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曾经有过直接和间接的交往。诚如前文所说，潘汉年在离开香港前夕，曾向杜氏父子打过招呼，并且得到了杜月笙本沐的保证。为了更快地分化、瓦解上海的帮会势力，潘汉年在做”、荣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在港的杜月笙给予配合。据史记载，潘汉年曾主动采取过两次行动：
一，派遣杜月笙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亲赴香港做说客，劝说杜月笙返回上海。章氏向杜讲解了共产党人不计前恶的政策以后，又转述了杜派回上海了解情况的黄振世的这段话：
“杨虎先生也弃暗投明了。杨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干的坏事不比杜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大陆来，保他无事。”
二，潘汉年亲自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谈话，动员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杜维翰按潘汉年的意见，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复命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生活，所以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以上各条，后来都一一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死后，杜家要求在上海发一个讣告。潘汉年请示上级后批准了。杜家的人以及他的门徒们对此深为感动。
潘汉年在争取、分化、瓦解和使用政策感召的同时，对地痞流氓和反动帮会中的罪大恶极者、与人民为敌到底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均采用坚决镇压的处置。例如号称“沪西半月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处以极刑。这不仅对上海遗留下来的一切黑社会势力起到了杀一做百的功效，而．且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拍手称快。
惩治或感召少数的帮会头子是比较容易奏效的，而改造下层帮会分子和流氓势力则是极其困难的。为此，潘汉年视情制定了一些处置措施。如“在社会上继续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盗窃作案的，予以判刑和强迫劳动改造。”“凡同反革命案件和特务·间谍活动有关的分子，在镇压反革命中予以严惩”等。另外，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相结合的方针，终于把那些历代反动统治时期的“不倒翁”，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旧上海这个“一里洋场”，堪称集古今中外罪恶之大成。潘汉年根据党的政策和上海市委决定，下令“取缔了一切赌博活动，把跑马厅、跑狗场等大型赌场改造为人民公园和文化广场。取缔了跳舞场，停止酒吧、咖啡馆等变相**乐场所，最后决定取缔妓院，改造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