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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大海，在深沉地呼吸着，“东方”号客轮就像是一只小小的摇篮，随着大海的自然起伏有节奏地摇摆着。潘汉年站在船尾的甲板二，下意识地扶着船舷，依然在痴痴地眺望逝去的香港，作最后的告别。
“东方”号是一艘只有三干吨载重的小型轮船。“它挂着巴拿马旗，船中装满货物。舱面有几个作为旅客居住的小房间，靠近船头的餐厅设备相当好，站在餐厅里，就可遥望海天一色的天际。”乘坐“东方’号轮船的旅客除去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和其女儿阿咪之外，还有达德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及其夫人和两位年轻的越南女青年。潘汉年和夏衍父女住在一起，许涤新同达德学院的教授夫妇住在一起。
大海的风光是壮观多姿的。但是，海上的旅途生活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为了把这单调乏味的海途生活变得活泼起来，每日三餐过后，待其他几位同行的旅客回卧室休息，潘汉年就和许涤新、夏衍留在餐厅里，一面望着餐厅外面的海天景色，一面讲起故事来了。自然，主讲人是潘汉年。讲的内容是：“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这些年来，潘汉年数度由香港乘船北上．，可他唯有这次是那样的激动不已，感慨良多！每天清晨，他独自步出舱室，扶栏眺望从海天相交的际点跳出的一轮火红的朝阳，就会下意识地想到新中国的诞生。他为此而兴奋，而激动，是自不待言的；每当夜幕降临，他默默地望着无边无际的海天夜色，倾听着浪拍船舷的响声，就又会想到中国革命征程的漫长和艰难。同时，他还会啃叹不已地发出自问：
是谁“把中国这艘革命的航船驾到了彼岸？不是陈独秀、王明这些船手，正确的领航人是毛泽东同志1……”
对此，夏衍和许涤新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他们二人都目睹了大革命由胜利而失败的全过程，亲眼看见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和雨花台。所以，他们二人都十分看重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把它视为中国革命的分水岭。
说到遵议会议，潘汉年又对夏衍和许涤新说：“我就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左右离开长征队伍的。是闻天同志找我谈的话。他还亲自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遵议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定下来。”
“为什么没有定下来？”许涤新同志间道。
“因为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指导中国革命在莫斯科不行，在南洋地区更不行，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在工农红军中。”
夏衍和许涤新赞同地点了点头。接着，潘汉年叹了一口气，万分感慨地说：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我们的党中央如真的迁到了南洋去，‘想想看，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夏衍和许涤新听了这件事之后，越发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之情。当他们三人想到此行将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海，接受毛泽东同志交给的新的革命任务，心情就越发地激动了！他们觉得这般轮船行速是这样的慢！
潘汉年一行自4月28日离港，至5月4日傍晚驶抵塘沽，一共在大海上航行了七个昼夜．由北平特意赶来的．冯兹同志把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关俱乐部，吃过晚饭后，就近在一家破旧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清晨，乘汽车穿过崎岖不平―留有战争伤痕的公路驶抵天津，住在睦南路的原美军招待所。次日，乘火车到达决定改名的北平―北京。下了火车，冯铱同志径直把潘汉年一行带到了弓弦胡同十五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一见面，李克农就和潘汉年、许涤新、夏衍三位老战友紧紧握手，坐下来，就大谈他三次到北平的不同处境：
“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我是化了装，小心翼翼进入北平的；第二次是在1945年冬到1946年夏，我是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那时候我同国民党人员几乎是天天见面，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第三次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就是以主人翁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革命在前进，局势在改变，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对此，潘汉年更是感慨系之，诚如前文所记；潘汉年第一次光顾北京是在1925年夏天，送他表妹到北京读书，留下了美好的初恋印象；第二次到北平是在1944年11月，他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北平中转，因未和接头人联系上，匆匆南返上海，走另外一条交通线安抵延安；第三次到北平是1946年，那是因为他和董慧在沈阳无法立足，来北平军调部找李克农同志联系工作的；这次和许涤新、夏衍由香港来北平，是听取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接管即将解放的上海的意见的。这对一个从事情报工作―常年在地下伺敌人周旋、战斗的同志而言，从此由隐蔽转为公开―一并以主人翁的身份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其兴奋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潘汉年一行在李公馆过了一夜。次日，李维汉和廖承志等同志接踵而至，老友相见―应该说是胜利重逢，自然想谈甚欢！当他们见潘汉年一行从香港带来的芒果，大叫“好东西！”笑嘻嘻地各自把芒果装进口袋而去。
第二天，潘汉年一行离开弓弦胡同李公馆，搬进北京饭店三楼。潘汉年住的是三0三号房间，许涤新和夏衍住在隔壁，可能是三0四房间。潘汉年是他们三人的头头，肩负着和中央的联系。对此，夏衍在《徽寻旧梦录》中所说：“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至于今后活动的详情，许涤新记入遗著《艳阳照方地》中。为惜墨存史―并征得许涤新的亲属的同意，现摘抄如下：
记不起是哪一天（大约是9日）的傍晚，我在北京饭店三楼三0四室看完日报之后，正在沙发上休息，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汉年通知我：“总司令今晚要请我们吃饭，你马上过来；至于老夏，我已派车去接他了。”我到老潘的房子时，克农同志已在旁，接着总司令就来了……他一进门，汉年给我们介绍，他就用相当浓重的四川．音，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你们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南方局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也经常提到你们。你们在白区奋斗，是辛苦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更需要你们继续努力。”他在北京饭店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总司令对人很和霭，从他的举止．看不出他就是名震全球、叱咤风云、指挥百万大军的伟大名将。席间大家并不构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克农同志，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11日晨，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圈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列席会议。这次华北局的会议是由恩来同志主持的，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少奇同志讲话之前，恩来同志叫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工作的情况；夏衍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恩来同志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我们在港的资金不多，不能大数蚤的进货，因而展不开广他把我的“大数全”三个字，听成“打苏联”。他大笑起来问我：“为什么要‘打苏联’？”汉年纠正我的发音云恩来同志对我笑着说：“你住了三年香港，连普通话也退步了，真是想不到的事。难道广东人就讲不好普通话？全国快要解放，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普通话说不好，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啊！”接着少奇同志便讲了他的天津之行，讲得很生动，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讲得很深刻。
恩来同志在次日通知我们，要在当天夜里到颐年堂谈工作。那时，毛泽东同志还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进城之后，恩来同志才极到西华厅办公。那天晚上，我们吃饭后就到颐年堂去，工作人员把我们三人安排在右侧的会客室等候。那时，恩来同志正在北屋中间的会客厅同总司令和彭德怀、贫龙诸同志谈话，一直到10时以后，才叫我们到北屋去。县来同志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陈总。”他并告诉我们，中央决定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我则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谈到凌孟，才把我们送到北京饭店。因为夜劳过度，我的精神不集中，把眼锐丢在**就睡着了，次日起身发觉眼优的一块玻璃片被压碎。原怒吃过饭后就到木安市场的眼镜店配镜片，但是，杨尚昆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其中有陈沂，先后来看我们，无法走开，并且接到通知，下午要上山去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只好借阿咪的眼镜，哲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