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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潘汉年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很快平息了愤慈之情，把和陈立夫会谈的内容和经过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通过电台于11月12日发给陕北党中央。幸喜的是这份报告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成为说明潘汉年不是内奸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中共中央在收到潘汉年的报告的同时，负责和曾养甫联络的代表张子华同志回到了陕北，向党中央转达了国民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最新条件：

一，共产党公开活动；

二，苏维埃继续存在；

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

中共中央认真地研究了潘汉年的报告，以及张子华同志带回来的四个条件，认为陈立夫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试探性的，而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是双方谈判的基础。同时又认为，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较之过去的谈判条件有所倒退。我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仍可退让接受。遂于11月13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并把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稍作如下改动，电告潘汉年：

一，党可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中共中央在指示潘汉年继续和陈立夫会谈的同时，周恩来同志奉命赶赴前线，在东北军王以哲将军的配合下，准备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红军的“进剿”。

潘汉年收到党中央的指示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条件，明显地感到在蒋介石的军事进逼之下是在有意退让。他作为一方的和谈代表，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也就是在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谈判条件的第三天―n月15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协定。H本政府以联合反共为借口，企图把南京国民政府拉入国际反共集团。蒋介石为了给日本人作出一个姿态，遂于11月17日由洛阳飞抵太原，要阎锡山转告收复百灵庙的抗日英雄傅作义将军，停止绥远抗战，以便他集中军事力量完成西北的“剿共”任务。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新的一轮会谈更是不堪乐观！

蒋介石在积极部署“剿共”―并认为已经造成兵临城下的危局的同时，也希望迫我在谈判桌上就范。他亲自电令陈立夫于11月16日，通过张冲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依然下榻扬子饭店，并于19日和潘汉年进行新的会谈。

不出潘汉年所料，陈立夫的态度意外强硬。会谈一开始，他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说：

“首先，我向潘先生转达蒋先生的意见：他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请潘先生把我上次传达的蒋先生的意见，电告你们的中央。”

潘汉年一听怒火碎起，不知何故，他立刻想到了蔺相如出使秦国的典故，如果今天的谈判对手是蒋介石，说不定他也会干出类似蔺相如的事来。然而，他毕竟是有着丰富的酬醉经验的谈判老手了，他理智地把碎起的怒火压在心中，不失身份地冷笑作答：

“正像我无权要求陈先生，把我党中央的意见转告蒋先生那样，我想陈先生这种要求是否有些过份了呢？”

“这……”

“这是对骂谈判的常识吧？”潘汉年倏然变色，他声调虽然不高，但却很有分量地说，“如果陈先生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就进行正式的会谈吧！”

陈立夫确实小视了他的谈判对手潘汉年。他对潘汉年打过来的这不软不硬的球，真可谓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唯有在独自发火生气之余暗自说一句：“厉害！”但是，陈立夫依然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的主人，视潘汉年为所谓的造反的乱民，所以，他还是端着当然的主人的架子，训导潘汉年这位造反的乱民。可以想见，这种谈判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最后，陈立夫终于打出了日德签订反共协定这张王牌，他不阴不阳地说了如下这段查有实据的话：

“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阵线，说不定中苏关系会恶劣，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对此，潘汉年是早有准备的。他知道在陈立夫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只能是遵照“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行事，否则，他就视你软弱可欺。他针对陈立夫打日德签订反共条约这张王牌，从全球的视角大讲了一通正在建立中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接着，他又分析了全国人民掀起的不可抗拒的反日浪涛。最后，他看看陈立夫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又断然地说了下边这句史有所据的话：

“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这实在是太出陈立夫的所料了里但他的确是谈判桌上的大滑头，遂借着潘汉年的话题把话锋一转，不慌不忙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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