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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4日，潘汉年随叶剑英同志离开保安，由红军交通员护送，安全地转交给设在东北军中的交通员，然后乘坐张学良将军派来的汽车，急驰在已是天高云淡的黄土高原上。潘汉年望着沟壑不平的光秃秃的大地，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儿曾是炎黄子孙的发祥地。五千年过去了，历代为皇权而征战的遗址难以寻觅，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座供子孙们顶礼膜拜的黄帝陵！而今，我们共产党人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鹿天下，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又将是什么呢？他除去暗然烯嘘的感怀外，似乎也有着毛泽东同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胸襟！
潘汉年作为叶剑英同志的随员进入西安古城，遂拜会了张学良将军。首先，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旋即又解释说明我党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对于巩固和发展拟建立中的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对出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矛盾中的张学良将军的抉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张学良将军获悉偏促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先生转交；当他获悉红军缺少御寒的棉衣，又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的驻地；当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一定会遭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将军所部阻拦以后，他又出谋划策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取攻势，四方面军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请你们靠兰州附近相机夺路，胡宗南不便入于军防区，还有云南军在胡部侧后，他更不敢动。四方面军就可以无阻拦地过来一r。”
潘汉年通过和张学良将军的会谈，感到他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无私的爱国者。有他―还有和他一样的杨虎城、傅作义等将军的救亡之举，全民族的抗日局面一定会很快的实现。由此，他又想到了红军被迫长征以前的全国大局，越发地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为此，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和国民党会谈的信心。
就在潘汉年留居西安期间，他抽空去西安电1一看望了姐姐潘文琴和姐夫路宝宗，并通过姐姐约见了西安汽车修配厂当工人的侄儿潘可西，询间了家乡父老乡亲的情况。同时，他还代表党组织接见了辗转来到西安的老朋友丁玲和聂钳弩。为使读者详知这段文坛轶事，现把丁玲有关的回忆摘抄如下：
1936年9月，组织上安排我同轰纷弩同志改名换性，经过几次国民党关卡的检查，终于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候预定从侠北苏区来找我们接头的人。第一天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担心，但总要恶想、盼望这个从陕北来接头的人能早早来临。第二天傍晚，果然从门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声问道：“轰有才先生在吗？”轰给弩转身去望，来人朝我．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呢帽轻径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惊，几乎叫出声来，我赶忙笑着让坐，这不就是潘汉年同志吗？
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处在日夜都有誉察盘查的这样一个留人小店……潘汉年同志到这里来接我们了，他是从侠北苏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保安来的。他浑身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光挥，我好像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我聚猜会神地倾听着他。
他还是那么径松，闪着那双智慧而机智的眼光看着我。他不问我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卒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幕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
怎么，这个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郑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柱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顽固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境，但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轰纷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我掇到七肾庄……在那里安心等候着去保安。
这时，“两广事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诚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的那样，蒋介石果真改变了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态度。他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路线，是因为处境困难，为求生存和发展，急于同国民党妥协。所以，他又错误地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的机会。他曾对冯玉祥将军直言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三点：A、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饭，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B、党的问题……这好办……。C、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他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遂“采用政治解决、军事压迫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换句实在的话说：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最低限度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这就是蒋介石当时的如意算盘。
对此，我党中央冷静的估量形势，“认为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对于蒋介石的企图，我党针锋相对，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迫蒋与我妥协并逼蒋抗日。中央一方面令潘汉年即去南京和陈立夫直接会谈，并向南京方面建议，如果实现停战，在确保安全条件下，周恩来可以赴广州会谈，另方面准备反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样，潘汉年奉命龟告南京的张冲，说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面谈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与条件。”这时，负责联络国共谈判的张冲已等得十分着急，加之陈立夫等想从潘汉年的口中获悉中共的最新态度，遂命张冲“立即赶到西安来会晤潘汉年。”二人相见，故做老友重逢时的热情。但谁都清楚自己的使命。潘汉年为了保持这和谐而又亲热的氛围，主动地将陕北方面定下的谈判方针和基本条件向张冲作了介绍。张冲的任务完成了，和潘汉年相约在上海相见之后，遂又乘车返回南京，和陈立夫等商讨谈判对策去了。
潘汉年很快在西安完成了党中央的付托，于n日动身去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于适当的时机再与南京方面接触。
潘汉年于10月14日安抵上海之后，立即和冯雪峰等同志会面，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接着，潘汉年又拜访了宋庆龄先生，并当面呈交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同志写给她的这封信：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教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根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维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杭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逮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诱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宋庆龄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初期，就认识这位毛润之先生，知其是共产党力：国共合作、坚持执行三大政策者之一。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她和国民党中一真正的左派以及毛润之等共产党人一道，和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做了坚决的斗争。分别倏忽近十年了，还是这位毛润之，他不仅变成了中共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而且还肩负起了救亡抗日的民族大任。对此，她是由衷地敬服。
由于宋庆龄和共产国际有着特殊的关系，又经常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保持接触，对于中共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的过程是知道的。她作为一名政治家，自然清楚毛泽东写这封亲笔信的目的，是想借重她的特殊的社会地位租政治声望，团结更为广泛的上层人上，结成一个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当她读完信中的这段文字：“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她知道这是毛泽东请她团结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中的抗日派，逼迫蒋介石从投降派的包围中冲出来，尽快地举起救亡抗日的大旗。为此，她欣然同意，表示愿为此从中积极奔走。
潘汉年为了实现毛泽东同志结成最为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构想，他又马不停蹄地秘密拜访了时在上海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爱国的志士仁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等，并分别转呈了毛泽东同志写给他们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向诸位贤达说明：“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因此，我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事后追论，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潘汉年敬长尊贤的统战作风，对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促进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建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时，张冲赶到了上海，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和陈立夫晤面。潘汉年打点行装，随张冲即日赶到南京，下榻中央饭店。
翌日，陈立夫赶到中央饭店，礼貌地握着潘汉年的手，打量着刚到而立之年的潘汉年那不卑不亢的表情，禁不住地暗自说：“人才！”双方寒暄过后，陈立夫先声夺人地说：
“贵党中央给我党中央的信，以及周恩来先生给我本人的信，都已经拜读了。现已呈报到蒋先生那里。蒋先生还没有正式召集会议，研究正式的谈判意见。我现在仅就个人的看法和潘先生交换意见。”
这显然是可进可退的外交用语。潘汉年也随机而变，说明自己此行的任务，是奉中共中央的指派来磋商国共合作谈判事项的。换言之，我潘汉年是负责联络的，并未肩负中共中央特殊的授命。接着，潘汉年取出一封信，十分郑重地说：
“陈先生，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我代为转呈。”
陈立夫听后一怔，下意识地说了一句：“怎么，周先生又给我写来了亲笔信？……”遂双手接过这封来信。
陈立夫为何出此惊诧之语呢？因为在这不久以前，他收到了周恩来同志于9月1日写给他兄弟二人的那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这封没有署明年份的信，在海峡两岸的史学界引起了纷争。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陈立夫和蒋介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数年之后，他们都著文说明这封9月1日的来信写于1935年，并由此扯谎说周恩来曾于1935年到香港、广州等地和陈立夫举行会谈。更为滑稽的是，连和蒋介石拼死作对的台湾史学家李敖先生也信而无疑。但只要想一想1935年9月1日，周恩来还在长征途中这一史实，这谎言岂不就不攻自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