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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同志为潘汉年找来的去陕北的交通不是别人，是当年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刘鼎同志。
刘鼎同志自南京逃出以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4苏区。他途经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遂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由于他是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还改进了苏区的地雷，创制了小火炮，对杀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遭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也因此隐蔽在江西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
刘鼎被俘以后，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再转送九江俘虏营。他自称是红军兵工厂的化铁技师，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尽量寻找机会做些技术活，并有意带徒弟。待到敌人放松对他的看管以后，遂溜出俘虏营，“在码头找到开往海的船，把钱给了‘扛黄鱼’（拉私货、私客的行话）的船员，被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
刘鼎只身来到上海，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同志，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养好了满身的疥疮。越年3月，史沫特莱为刘鼎引来了一位中国牧师，他就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董健吾。刘鼎和董健吾原是中央特科的战友，二人意外相逢，真可谓是喜从心起。从此，刘鼎又被推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第一线。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前往陕北，并带回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间题的复信给宋庆龄。董在宋处说起，去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这就促使了刘鼎和董健吾的相见。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夕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
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己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摇身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同时，还利用池的职务之便一一并征得张学良将军的默许，建立了一条自西安到陕北的安全交通线。
潘汉年听了刘鼎这近似传奇的自述之后，又想起了宋庆龄先生讲的那句话：“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他紧紧握住刘鼎的双手，啃叹不已地说：
“看来，有这样多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尽力，蒋介石再逆潮流而动，那只能是自取灭亡。”
潘汉年随刘鼎于8月初到达西安，被安排住在七贤庄。沿途也不消闲，刘鼎向潘汉年介绍了陕北红军和张学良将军一的东北军从战到和，继而建立了睦邻合作关系．以及他亲自参加的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的肤施会谈的详细内容。最后，他激动不已地说：
“我们这些人是不信佛的，可‘相识即缘’这句佛语，确在张学良和周恩来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张将军亲自对我说：我和周恩来先生一见如故，并认为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刘鼎很快就安排好了潘汉年赴陕北的交通线，先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军事防线，移交给红军，于8月9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这里，潘汉年受到了中共中央很多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是日夜，他被安排住在张闻天的窑洞里，由刘英同志为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陕北饭莱。
潘汉年在长征途中，是由张闻天同志亲自交待任务去苏联的，一年半后的今天，还是张闻天同志亲自接待他，并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分别时，国难深重，蒋介石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句话说：我是要抗日的，但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口号则是“抗日反蒋”，红军的两个拳头要同时打击两个敌人。而今相见时，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他迫于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也不得不在口头上高喊抗日的口号了；就说对待红军吧，他也不得不由军事“围剿”而改为政治“安抚”，并且主动地要和中共领导人接触―尽管还是处于地下秘密的状态。这再次证明了“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潘汉年汇报完这一年半的工作之后，不无感慨地说：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和蒋介石集团的区别就在于：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面前，一个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方略，一个是被动地改变自己的政策。”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颇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他有着中国传统的长者的那种大而化之的风范。换言之，他不太干预具体工作的实施，而重视理论问题的研讨。对此，毛泽东同志不以为然，并批评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但是，谁也不可否认，张闻天同志是一位严以律己的理论家，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是文有大功的。今天，他听完潘汉年的汇报以后，又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潘汉年所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同志认为，在全民族掀起的抗日潮流面前，共产党人并不是完全自觉、自动地调整自己的方略的。由于对客观事物认识有一个过程，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过渡到“联蒋抗日”，是一定要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自我改变过程的。就说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杭日”吧，是张学良将军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没有张学良将军高明。因此，他的结论是：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面前，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心，碰了壁就回头；但蒋介石却不这样，他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碰了壁想绕过去。但是，我们必须还看到，在他周围的人，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有像张学良、杨虎城这样有民族大义的将军，他们是绝不让蒋介石绕道走的。最后，他又以理论家的口吻指出：
“一，我们共产党人不碰壁是不可能的，这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去掉盲目性，而且还要主动地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学习；二，蒋介石注定是要碰壁的，但我们为了全民族抗日的大利，寄希望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能清醒，不情愿地转回头来。”
潘汉年是很乐意倾听张闻天的意见的，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界线，有的只是情真意切的开导和关怀。但他却不曾想到，这恰是铸成他们二人政治悲剧的性格特点。此乃题外之语，略。
潘汉年从张闻天这番宏论中，完全明白了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因此他当即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尽其全力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张闻天笑着说：
“你先休息几天，待中央在国共合作间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制订出新的方针之后，我们再请你这位社会活动家去奔走。”
潘汉年由此知道，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将专门研究国共合作的方针大计。他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唯有安然待命’。
翌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为了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也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变化，会议议决：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在它进行抗日准备、实行民主、停止‘围剿’红军的前提下，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
五天之后―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明确指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
关于国共谈判，共产国际也有明确指示：“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