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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的元老相继回到上海，重新握笔杀上文坛，无疑对潘汉年是重大的激励。尤其当他听说大病初愈的郭沫若，把民族的苦难、阶级的义愤以及对再生中国的希望，一齐涌入心头，化作澎湃的诗句，强迫他“在床头、藤椅上把提着笔写下一行又一行”后，他更加勤奋执笔，在《幻洲》上写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敌人的匕首似的短文。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党内的不少人不承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面对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出于对敌人疯狂屠杀的狂热的复仇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急躁和冒险情绪，遂一味地要求不断进攻，强调不断地把革命推向**，从而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盲动主义。潘汉年受此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他所主编的刊物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件”便也如连珠炮似的不断发起攻击，咄咄逼人地向反动势力开火，并且也不大讲究斗争策略一r，不时仍有扩大打击面的偏颇。”这恰好说明潘汉年不具有革命旗帜的素养，而仅仅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二扮演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将角色，这也就决定了他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
那时，潘汉年明明知道他主编的《十字街头》，很难见容于反动的当局，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英雄胆识－一或曰不示弱于敌人，公开撰文告诉反动的当局，不怕查封《幻洲》，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半月刊一一《幻洲》。事实上不能容纳大家呐喊飞声，我们觉得在这个青年披杀的革命时代，虽含痛殊深。说话的机会总该有一个，所以我们又决定在泰东书局出版一个为我们青年说话的周刊叫《战线》。
这件事情的发展结果，不幸被潘汉年自己所言中了，1928年1月，一几卷八期《幻洲况》版以后，便被当局加以“反动”罪名而查禁！为此，潘汉年又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继续向反动当局发起辛辣的进击。他公开撰文说：“所谓言论自由，本来单指党国要人而言，小老百姓哪里有资格可以自由呢？……”
《幻洲》是较有影响的一种期刊。旱在它创刊的初期，就受到远在厦门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的注意，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称它是当时上海的杂志中“较可注意”的一种。就说当时《莽原》的销量的减少，鲁迅先生也认为“也许是它（《幻洲》半月刊）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后来，随着《幻洲》半月刊影响的扩大，鲁迅先生也公然宣称：“最风行的”是《幻洲》。
话再说回来，虽然反动的当局扼杀《幻洲》是迟早的事情，但如果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讲究一些斗争策略，或许《幻洲》这块阵地还能继续发挥一段作用。自然，其影响力和战斗作用就大大的减弱厂！
然而怒火正旺的潘汉年―或许是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的缘由，他认为旧的阵地丢失了，其对策是再建一个更大的新的阵地。这就是继《幻洲》半月刊被查禁之后，很快又创办厂《战线》周刊。山于他办刊的思想没有变化，遂又在《战线》周刊的开场白中，以更加激烈的措词刺激反动当局：
现在《战线》周刊已经与读者诸君见面了，而我们的《幻洲》半月刊却已被当局认为“反动”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可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目中认为《幻洲》副刊的《战线》没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寿终正夜”！好吧，现在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的权威，砍下万千青年的脑装尚不费吹灰之力，禁止小百性的出版物，踢以“反动”二字，还怕你不消灭下去吗？然而，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
就在《战线》创刊的前后，上海文坛爆发了和鲁迅先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潘汉年受着这种特定的偏颇思想的主宰，也挥笔上阵，参预了攻击鲁迅先生的论战。由于这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俞后历时达一年多的时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之潘汉年也是在这场论战中逐渐认识鲁迅先生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并进而身体力行，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因此，很有必要向今天的读者简介这场革命文学论争的缘起：
大革命失败以后，流血和不流血的阶级斗争，强烈地震撼着好二位有良知的，文艺战士的心，便得拣一位文艺战士都必须回答这洋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向何处去。恰在这时，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钱杏郁，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潘汉年都相继集中到上海。他们对于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中国革命家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1928年1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山蒋光赤、钱杏邻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沙、《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对此，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白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的思想运动。”
但是，由干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不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谓‘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七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再由于他们当时受着党内因失败而抬头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认识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了鲁迅先生。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更有甚者，他们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
鲁迅先生等人也绝不示弱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遂也沉着应战，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越战越酣，双方谁也不愿一泣放一乒中的笔，在自己的家门七高悬起免战牌！
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潘汉年的偏颇思想也充分暴露出来。他和其他“创造社”中的激进的青年作家一样，对鲁迅先生也同样地不够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编的《战线》第一期上就发表了攻击鲁迅的文章，竟然在“态度、气量和年纪”方面说三道四……建国以后，他回忆起这场对鲁迅先生的错误围攻，十分沉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冀”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冀”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拙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问把普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令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与这场文学革命论争的同时，潘汉年的战斗精神和活动能力，逐渐地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和赞赏，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注意，而第一个起用潘汉年的是任弼时同志。
任弼时同志为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并兼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他通过法南区委把潘汉年调到工会系统，“在张秋人主办的工人秘密刊物做编辑工作，同时采写一些宣传稿件。任弼时亲自和潘汉年谈话，向他交代宣传的方针和任务。潘汉年经验丰富、才思敏捷，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再如阳翰笙同志回忆的那样：“创造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但党员很少，郭老又要离去，党的力量显得薄弱。在‘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在这种条件下，公开的宣传活动有困难，周恩来同志看到厂这个飞题，就指示郭老，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进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甲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而郭沫若又把周恩卡交办的这项屯任交给了潘汉年、阳翰笙和李一氓。
潘汉年为了落实周恩来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首先和阳翰笙、李一氓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以此为核心，在创造社内有意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像创造社中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未镜我、李铁声、王学文等同志入党，都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