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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上海处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上海作为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主要基地——租界，再次酝酿着中国新的革命．**的到来。
这就是潘汉年回到二海时的整体形势。
首先，潘汉年接上组织关系，遂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下属的一个街道支部过红织生活；接着，他又遵瞩拜访了郭沫若的卜本夫人安娜女七，当面转交了安家费，并宽慰地说：
“夫人，我受郭先生之托来看望您和您的孩子。请放心，今后我还会来看望您的。您有什么要我帮助的，请不要客气地告诉我。”
安娜是一位极其贤娴的日本女性。她为了支持郭沫若所追求的事业一一昔口的文学和今天的革命，可以说贡献出了她的一切。自从她看到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后，她就无时无刻都在为自己心爱的丈夫安全担心。最近，她又从报纸上看到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说失败后向广东“逃窜”，因而她又把这种担心化为默默的祈祷；保佑郭沫若能早一天平安地回到卜海来。今天，她意外地见到了潘汉年，真是犹如在漫漫长夜中见到了希望之灯，遂迫不及待地提了一大长串问题：
“你知道沫若确切的去向吗？他的安全有保障吗？他什么时候能回到上海来？……”
这一个个问话，每时每刻都悬挂在潘汉年的心头，他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当他再一看安娜女士那急切待答的表情，遂又近似撒谎―但是为了慰籍安娜女士不安的心而口不由已地答说：
“我只能这样对您说：郭先生是安全的，他一定会回到夫人的身边。”
潘汉年惟恐安娜女士再刨根问底，遂借口办事匆匆告别离去了。
面对敌人的屠刀，潘汉年欲加睁大了复仇的眼睛；面对昔日的所谓战友一个个或登报自首，或脱党消极，潘汉年欲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他为了生存——也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再次回到了他作“十字街头文坛闯将”的发祥地——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
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所在地，也是自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们”初试锋芒的地方。“其中有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周毓英、邱韵铎和潘汉年等人。那时他们干的是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政局等工作，同时又都是握笔从事译著活动的文学青年。这些人中周全平似乎是个小头目，可是实际上，中心人物是潘汉年。”潘“在创作方面虽然他也写小说，但是却以写尖锐泼辣的政论和小品文为主。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剧变中的社会斗争，因此在一群‘小伙计’中，潘汉年的活动最富政抬性，最活跃，影响也最大。”
很快，潘汉年就不满足于“小伙计”的角色。换言之，潘汉年和其他“小伙计”们不仅不愿意把精力放在“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政局”以及发《洪水》月刊上，而且还对创造社中的个别“大”作家―如张资平的作品不满，公开发牢骚：“他妈的！这东西也值得老子给他打邮包”。于是乎，潘汉年挑头出版由他主编的第一份刊物：《A·十一》。
刊物取名《A·十一》是相当新鲜的，在我国期刊史上恐怕也难再找到类似的刊名。潘汉年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叫《A·十一》的文章，说明刊物名称的由来和办刊宗旨，现摘抄如下：
朋友们，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四围的亡国气，袄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怒仲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四周围的碳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A·十一》。
据刊物《A一于一》另位编委叶灵凤的回忆，《A卜一》这本刊物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语丝”式的杂．义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而这些杂文和短评，又大部分出自潘汉年之手。结果是《A·十一》仅出版五期，就被当局以“反动”、“过激”为名给杳禁了。
《A-1》的结局，完全在潘汉年的所料之中。他为了回答反动当局的查禁，又和叶灵风共同努力―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遂又将八开四面的《A·十一》小版式，改为四十六开小型文艺刊物出版，取名《幻洲》。
《幻洲》前半部口《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半部叫《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刊物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这两位编者在思想、意趣和风格上的差异。”“各自描绘着一块理想的绿洲”。对此，潘汉年在创刊号写了一篇《街梢闲谈》，向读者公告了两位编者在办刊方针上的差异：
我们并无躲入家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说家，天才，预言家；不过整天的排徊十字街口，也会巡想列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魏魏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杆轻，依然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
还是在《幻洲》的创刊号上，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写了一篇《新流氓主义》，把他的写文章的风格和追求统称之为“新流氓主义”。他对“新流氓主义”解释是：“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他把“五四”时期的闯将们都看作是“新流氓主义”。后来《语丝》社的几位主将也是“新流氓主义”，只是其中有的人当了博士就没有资格成为“新流氓主义”了。
这时的叶灵风自称是“唯美派”，潘汉年却自称为“新流氓主义”。同仁和文友因潘汉年“有时写得走火，胡说白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因此……又给他起了一个绰一号，叫‘一F部编辑’。”对于潘汉年主编的《幻洲》下部《十字街头》的厉史功过，姜德明先生作了如下的评论：
统观这一时期《十字街头》令文章，一直鲜明地反时军阀、帝国主义以及它们的走狗，反对一切反共的言论，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正因为思怒上有不满意谁就骂谁的想法，打击的片象就不那么准确了。比如潘汉年的那些尖锐泼辣的小品文，既打击胡适、吴稚晖，以及国家主义派，也把朱湘、徐志摩、刘丰农等作为攻击对象，甚至出现过对香迅、陈望道、刘大白、张伯茶、夏百年等人表示不满的文字。潘汉年还说：“我说中国之乱，柞军阀而为一般自命正人，君子，绅士，学者！”这就末免偏激了。另外关于“止海女人野鸡化”问题的争论，“灵与肉”专号，性道德等问题的讨论，也都有片面性……这些都反映了编者头脑里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正当潘汉年以“一字街头文坛闯将”之笔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动进击的时候，他应郭沫若、李一氓之邀西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时下国共分裂了，大革命失败了，潘汉年又回到了．上海，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他战斗过的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想起了他与叶灵凤合作主编的刊物《幻洲》。
可是当潘汉年重新踏进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的大门以后，昔日那种年轻文人所具有的喜笑怒骂的声音消失了；他所熟悉的一个个“创造社的小伙计们”身影不见了。他环顾苍凉而清冷的出版部，只有一位他熟悉的年长的工人在守摊。顿时，他生出一种无名的悲愤！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但他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问那位年长的工人：
“我们创造社出版部的诸位先生呢？”
“大多数离开出版部自谋生路去了。”
“周全平先生和叶灵凤先生呢？”
“也先后离开了出版部。”
“还有谁没有走呢？”
“只剩下梁先生几个人了。”
“谁负责编辑出版《创造》月刊和《幻洲》半月刊呢？”
“没人编了，全都停刊了。”
潘汉年惊得险些吼叫起来！但他一想到这几个月突变的风云，又终于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接着，和这位守摊的年长的工人攀谈起来，询问了这几个月出版部发生的事情。当潘汉年获悉“创造社的小伙计们”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忧，并在《幻洲》上发表署名严陵的文章《本刊迟延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他急忙要来这期的《幻洲》，认真地捧读起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