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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是冯玉祥一手提携起来的西北军重要将领，也是中原大战失败后，唯一收到蒋介石任命他为二十四路军总指挥委任状后，当即撕掉的将领，这足以证明他对冯玉祥的忠心未变。
冯玉祥失败后，被迫宣布下野。尚朱投降蒋介石的西北军残部退到山西境内，以待重整旗鼓。冯玉祥拟派鹿钟麟和孙良诚前去接收，但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于是，在张自忠、刘汝明等中级将领的拥戴下，宋哲元自然成为西北军残部的领袖。先由张学良编为第三军，随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正式出任军长。从此，宋哲元脱离冯玉祥的羁绊，开始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自然，宋哲元和冯玉祥之间，也就由此改变了主从的关系。
但是，宋哲元是一位不忘前恩的军人。对待身处逆境中的老长官冯玉祥给予多方关照，使之能在蒋介石的通缉中过着韬光养晦的平和生活。其中，有几件大事犹为冯玉祥所铭记：
冯玉样隐居峪道河期间，经费十分拮据。宋哲元遂将冯玉祥的卫队和军校编为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按照编制，照常提供经费。从而保证了冯玉祥个人及随从的部分给养。商震决计驱冯出晋，宋哲元连忙派车把冯玉祥接到绛州自己的司令部，保护起来。
蒋介石和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对冯玉祥的四处活动十分恼火，必欲逐之而后快。一时间，驱逐冯玉祥出晋的呼声四起。惟独宋哲元站出来证明，冯玉祥在晋仅仅是隐居读书，“不再作任何活动”。坚决反对逐冯出晋。
宋哲元出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之时，恰是冯玉祥经过长时间的反省，终于认识到政治上的成功，首先应提出“鲜明的主张”，要“努力反帝、反封建、其次，应有远大的计划，与蒋介石“作持久之战”，第三，建立根据地，“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对此，宋哲元并无思想准备。他当时的想法是：老长宫在泰山住烦了，想回到西北军的发祥地住住、看看，所以他真心高兴地欢迎冯玉祥来张家口。
但是，蒋介石却一眼看出了冯玉祥远遁口外的目的―凭借冯在口外的影响，聚集丢掉兵权的部属，借用抗日救国的机遇东山再起。这是蒋介石所绝对不能允许的！为此，蒋、冯之间又产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蒋介石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省，屡次派人访冯，促其南下，且不惜许以要职，冀冯就范，以达到阻止抗战的目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日寇调集大部兵力，准备大举进犯热河。与此同时，日寇向山海关守军发动攻击，在占领山海关、九门口之后，即分兵三路向热河进犯。冯玉祥决心组织抗日武装，相机发动抗日战争·…“蒋介石闻冯积极准备抗战，乃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去南京，冯玉祥复电拒绝说：“偷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神，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蒋介石见冯谢绝人京，又派王法勤、黄少谷赴张家口访冯，敦促晋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早已识破这个“调虎离山”的诡计，当即向王、黄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做宫的向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
三月，日寇陷热河，长城各口告急。这时，华北军队不下千数万人，而且多数将领主战，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罗文峪重创日寇，其他各部亦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全国人心为之大振。但是，在蒋介石“有言抗战者，杀无赦”的密令下，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结束了长城抗战。
这时，张学良已引咎辞职，由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蒋介石曾派黄少谷持亲笔函再度赴张家口晤冯，促其即往南京。冯玉祥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要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人，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蒋介石由北平到保定时，汪精卫电请冯至保定与蒋一谈，冯玉祥拒不前往。不久，汪精卫又派王惫公访冯。冯玉祥表示：如蒋、汪能北来抗日，愿与一晤，本人无去南京必要。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玉祥得电对左右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某些留居上海的国民党反蒋的中央委员认为有机可乘，遂致电冯玉祥，大意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找他们说，如果冯玉祥肯打起反蒋旗帜，日本方面可以大力帮助。要钱给钱，要枪给枪，需要武力可以派兵帮助。他们的意思是：可以先答复日本人，把日本人的枪炮弄到手，至于用这些枪炮打谁到时再说。
冯玉祥阅罢电文，二话没说，马上拿起毛笔，在电文空白处飞快地写下：“我决不跟日本人来往”九个大字。接着，他又说了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我到张家口来是干什么的？是打日本人的！我现在要打的是日本人，不把日本人赶走，我死不螟目！这些日本人以为我冯玉祥是那种认钱认枪不认人的东西吗！哼，瞎了他们的狗眼！上海的先生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们以为收了日本人的东西先武装自己再说，他们不了解，我们一接受日本人的武器马上就会失去群众信托，没有人民支持，我们凭什么抗日呀！”
正当冯玉祥走到十字路口，不知该如何完成北来的抗日使命时，突然来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共产党人宣侠父。
宣侠父早年留学日本，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日本，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回国不久，于一九二二年加人，很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受党的派遣，人黄埔一期，并任二中队国民党区分部党小组长。后和校长蒋介石发生冲突，遂成为蒋介石开除校籍的唯一的黄埔学生。旋即受党的委派到北京，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恰在这时，冯玉祥请求李大钊派遣有识青年到国民军工作，宣侠父又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被李大钊派到国民军进行政治工作。冯玉祥五原誓师，兵出渣关之时，宜侠父宫至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蒋、冯徐州会议之后，宣侠父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一起被冯玉祥礼送出境。不久以前，中共中央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人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号召。宣侠父衔命北来晋见冯玉祥，使冯早日举起抗日的大旗。
冯玉祥和宣侠父突然相见，真可谓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玉祥在回忆了自己走过的联蒋逐共、联阎反蒋的曲折道路之后，不无感慨地说：
“可惜人世间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按照守常先生指的路和你们合作下去，我绝不会落得这步田地，中国也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念书总是要交学费的！我们付出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人的鲜血和生命，才认识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如今冯先生也交了几十万西北军的学费，方知蒋介石不是个东西，”宣侠父感概万千地叹了口气，“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希望冯先生能顺乎时代的潮流，重新振作起当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为抗日救国再做贡献。”
“这也正是我北来口外的想法。”冯玉祥有些沉重地说，“在中国千什么事情都难，连不当亡国奴，打日本人这样的事也难。咳！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宣侠父向冯玉祥宜讲了党的抗日主张，“对冯玉祥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团结民众抗日”，给予极大的肯定。井鼓励他担负起民族责任，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争当民族英雄。冯玉祥“对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宽大胸襟，表示由衷的敬佩，对宣侠父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精辟透彻的谈吐，也深为叹服。”事后，冯玉祥曾对孙殿英等人说：“宜侠父的口才能顶二百门大炮。”至此，冯玉祥决心重整旗鼓，联络各路抗日队伍，建立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知道造就这样大的事业，必须选准志同道合的将才。开始，他对宋哲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宋哲元率部东进长城一线，准备对日作战，他募捐了一万件羊皮背心，赠给二十九军的官兵，激励其抗日御侮。当他获悉宋哲元亲率二十九军先后在喜峰口、罗文峪迎头痛击进犯日军，歼敌数千人，取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北方战场对日作战首次胜利的消息后，他激动不已，特派跟随自己的摄影师前去拍摄纪录片，歌颂、宣传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日功勋‘但他很快就发现，宋哲元对他在了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保持沉默，今他非常失望。就在这时，他意外地收到吉鸿昌寄自天津的密信，大意谓：满腔热血何处洒，报国无门想先生。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他立即电令寓居北平的秘书高兴亚到张家口，留住“爱吾庐”，希望高能代他赴津门请吉鸿昌等人来张家口，共谋抗日大事。对此，高兴亚事后详细记录如下：
“大约是三月二十日左右，冯同我谈话，说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事，重点应当放在民众上，所以虽然无力、无钱，只要不断努力，绝对是有成果的。……给我的任务，到北平和天津跑一趟。要办的事是：第一，在北平见朱子桥，请他在晌项上帮助，并将他那里有关可用的义勇军材料告知。如有可能，希望派人常驻张家口。第二，到天津找吉鸿昌和石友三，他们如肯来，最好表示出于他们的主动，一方面可以表现他们的主动爱国精神，在作战部队中更建立起威信来，更便于指挥义勇军；一方面他们都离开过我，在本军中有些朋友是不满意的。他们表示主动的来，一切更好办。……
“我接受了任务，次日即到北平，先会晤了朱子桥先生，把冯的意见分条转述。朱当时很兴奋地说道：‘焕章组织抗日军，我是十分拥护，绝对支援，不然，我们这个后援会是干吗的？不支援抗日又支援谁？可是有一个问题，您必须老老实实告诉我！’我问：‘什么问题呀？’朱说：‘焕章究竞是不是共产党？’我当时笑着答道：‘冯先生老早是共产党了，在首都革命后，吴佩孚早就这样说了，后来张作霖也附和这种说法。’我又反问道：‘您会相信吗？您相信冯现在能够当共产党吗？’朱说道：‘我固然不相信，可是市言有虎，足以淆惑听闻，影响我们的合作与援助！’。“最后，朱溉然答应了几点：1。在钠项方面先帮助十万元。2。义勇军情况，王化一到张家口向冯报告。3。派人常张家口，朱认为必须找一位与冯有旧而可与左右接洽的人。他承认定妥后再行相告。后来决定派的是查良钊。……
同朱子桥接洽后，我便到天津，首先找吉鸿昌。一见面吉就哈哈大笑地说道：‘兄弟，这个时候，你怎么有工夫到天津来？’我说：‘你怎么认为现在我到夭津的工夫都没有呢？’他说：‘我知道，先生在准备组织武装抗日，你怎么能来呢！’我说：‘正为这个才来的，并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继续将张家口情况概述了一下，就说到冯要他去实际率领部队抗战的话。吉又高兴又兴奋的说道：‘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我是绝对要抗日的，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去，承先生这样记得起我，看得起我，我真是感激涕零，万死不辞’我又说道：‘既然这是你的主动爱国精神，千脆你就以主动的姿态前去不更好吗？’吉最初不同意，认为那样辜负了先生找他参加抗日的厚意，也辜负了我跑这一趟。后来我把冯的意思说了，他才答应照办。同时，他又问我还找什么人。我也说了还要找石友三，吉当时不言语了。我问：‘你有什么意见？’他摇摇头说：‘恐怕他未必肯去。’我问原因，吉只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他的心眼多’后来又说道：‘你千万不可说先生要他主动表示去，只要他能被动去就好了！’
“接着我便去找石友三，离他住那所楼房不远，就站有一个日本哨兵，好在还未盘问我这个穿长袍大褂的人。我一见石，他表面上虽然作出表示亲热的样儿，但流露着不安的情绪。…一句话说完，一切都被石拒绝了。
“同石谈话后，又到吉鸿昌家去，把石这种情况说了。吉说：‘这是无足奇怪的，他另有想法，与我们是南辕北辙的！’我问吉什么时候去？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张家口，我告以在北平还印搏有东西，大概要耽搁几天。吉说：‘说去就去，大概你回到张家口的时候，我也到了’果然，三月底吉便到了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