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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说。”
接着，鹿钟麟指出，宋哲元派出参谋长前来向冯建议：为了挽救整个西北军，趁晋军全部调出山西的机会，将西北军开人山西境内，使晋、陕连成一片，如此尚可在西北造成一个局面。最后，鹿钟麟看了看夔眉凝思的冯玉祥，复又加重语气说：
“政治是不讲情面的，希望冯先生按当年刘玄德带兵入川那样，造就一个新的天地。”
对此重大的建议，城如当事人刘骥所记述的那样：“因这时冯还想拉阎继续作战，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亦未表示反对。当时宋哲元以为这一计划颇有实现的可能。”
这次极为重要的军事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不久，冯玉祥就收到了如下这份张舫策反成功的报告：
万选才部宋天才等号称四军，樊钟秀阵亡，其部下约两师之众，由李万林带领受编，王殿阁、李万如、范龙章、赵冠英等约四师人，归张治公统辖，驻临汝以西伊、青、宜、洛间．均先后受编。王振一军驻部陵，联合后，被徐源泉解决，致各杂牌有了戒心，乃给重金着开往安全地带。这样外围才完全崩裂，纷纷投降突。
冯玉祥阅罢报告大怒，边撕边用力将纸片掷向空中，拨口大骂不止：
“张钻老儿老匹夫！我和你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不久，冯玉祥又收到爱将吉鸿昌有异动之心的报告，他当即把这份报告也撕得粉碎，大声骂道：
“纯粹是胡说八道，挑拨离间，吉鸿昌怎么可能投降蒋介石呢！”
冯玉祥的骂声刚落，刘骥便悄然走进，对冯玉祥稍加劝慰之后，方才报告：
“冯先生息怒，阎百川于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在北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冯玉祥听后先是一怔，旋即大声狂笑起来，操着无比蔑视的口吻说：
“真是望乡台上唱大戏―乐不死的鬼！败亡临头了，还没忘了登基。哈哈．”…我敢断言：你阎百川的皇帝梦，绝不比袁大头长！”
是啊！阎锡山为何在这样的时候，还要就任所谓的国民政府主席之职呢？简单地说，阎锡山从四月一日宜誓就总司令积开始，就希望汪精卫赶快由香港北上主持局面，而汪精卫却于佳张联军失败后，才把希望寄托在北平，于七月二十三日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在他的拉拢拼凑下，终于在八月七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通过了宜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但这时阎、冯军队在战场上已成败局。阎锡山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也和袁世凯一样，做皇帝梦，想登“九五”之尊，他选择了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这个“黄道吉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此举，一般称之为“四九小朝廷”。可是好景不长，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接着命东北军入关。阎锡山在国家元首宝座上仅仅坐了九天。
面对危局，汪精卫和陈公博还在扮演醉死不认四两酒钱的角色。他们认为“倘若陇海线上还站得住，大局虽然危急，还不至于崩溃”。“我们何妨趁此时候往郑州一行？”汪精卫提议着。陈公博出于各种好奇之心，欣然应命陪同汪精卫前往郑州访冯玉祥。
汪精卫和陈公博一赴郑州并无实在价值，冯玉祥所能款待的也只有油条和稀饭。待一起躲过蒋介石的飞机轰炸之后，汪、陈又到开封等地转了转，就又驱车回到了石家庄。这时，阎锡山提出新的军事计划，即“合陇海路的西北军、杂牌军，以及在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打算放弃河南，集中河北，把东北军驱逐出关，据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他们都清楚“计划虽好，不易实行，因为冯军的军心已变，而晋军已无斗志。”可都同意再做一次郑州之行。对此，陈公博全部写人《苦笑录》中。现摘有关章节如下：
即夜我们挂了一辆专车往郑州进发，半夜冯先生派人来报告军情，我们只得在半路上一个记不起名称的火车站上停车相候。这一耽搁便已到差不多天亮，刚过顺德府，有人来报告，说石友三军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军队已斜出大名。阎先生立刻变了色，因此行必要经过新乡石友三的防地，这个消息如果确实的话，岂不是大家立刻要全做俘虏。阎先生踌躇了半刻，教停下车，要偏劳汪先生自行，自己挂了一个小机车，把我们的车辆分作两半，我们南辕，他自己北辙。……
冯先生还在前时的破庙等我们，汪先生把来意说明之后，冯先生也不犹豫地赞成。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先生很斩钉截铁地说。
这事算已原则决定了，至于如何把全部军队退至河北，如何驱逐奉军，如何布置沿河的据点，那是军事专家之事。……
刚食过夜饭，消息似乎很紧，据说南边已有一团南京军队冲入，更有一个情报说黄河桥附近就有百多上匪窜人来，冯先生还镇静，在神厅上退回了他的走廊，摊开地图在地上，和几个参谋在那里点着蜡烛指手划脚。少顷我们都到草地，冯先生就在席棚下打军用电话：
“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冯先生口角还挂着笑容，把军用电话挂上，又和我们谈话。
他一面谈话，一面催我们早点动身回石家庄。我们在九时左右便上车，冯先生还很从容的陪我们上车。
汪精卫和陈公博仓皇北去之后，冯玉祥已经完全处在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了。令他震愕不已的是，他的心腹爱将吉鸿昌、梁冠英等真的投降了蒋介石。对此，策反人张钻做了如下记述：
“战争就要结束的前一周，吉鸿昌派遣他的亲信副官王慈博见蒋说，他所敬重的河南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李鸣钟，已经出洋去了，一个便是张伯英，如果张能来一趟，他便一切惟命是从。蒋电何成浚约我同到石象镇陈诚的防地和他见面。当时蒋当着吉所派的王慈博问我肯去否？我说，‘如果前去，恐怕又要蹈去毫的覆辙。’蒋说：‘消川是吉的防地，消川一下，可直捣开封，吉与兄没有仇恨，想无意外。’我只得答应，并且说：‘如果不放我回’来，请重价回赎。’遂即刻和王慈博同乘汽车向北三十里许，通过中央军的防线和中间真空地带约五里多路，到达消川县城南王所约定的地点，进人吉的防地……由团部到了旅部，来了一位参谋长让我同他乘汽车到了消川县东五里许路旁边的一座破庙里，吉鸿昌在庙门外迎接，举手敬礼并向前扶我。我们携手进人庙院，三间北殿外一无所有，搬砖当凳，曲膝围坐。吉和我班荆道故，说了些别后思念的话，以后便谈到了本题。吉很坦白地说：‘内战祸国，外人获利，国家统一，便可集合力量一致对外。现在我甘冒不匙，宁负私人，不负国家，特请公来一谈，为我决策。’我说：‘兄大计已定，我当从旁赞助，兄必须当机立断，不可迟疑。’吉说：‘我已决心归附中央，义无返顾。但是张维玺、梁冠英等和我有约，必须一致行动，须要通知他们发出联名通电，非有两三夭的时间不可。’我允许他三天为期，与邻近的中央军即取联络。我就照这样办法回去复命。“他即派旅长一人，参谋长一人送我西行。在车上参谋长说：‘时才过午，饭没吃好，何不到城里休息一会再走？’于是同到城内彭师长的司令部又进食茶。哪料城内有认识我的人，便用电话报告冯玉祥，冯便打电话给吉鸿昌，由城内总机转拨。管电话的人员来告诉参谋长说：‘冯总司令正在电话上骂吉司令，叫他跪下听电话。’吉司令说：‘跪下了，说吧？’冯总司令问：‘张伯英到你那里干啥？’吉说：‘来了一趟。’冯总司令大骂，吉司令将电话挂了。参谋长告诉他不要乱说，并伏在我的耳旁把这些话告诉我，让我即刻离开消川。我……到了昏黑才回到石象镇。蒋正在村头野地散步，见我回来，非常高兴地说：‘这次倒去得快来得快。’
“冯军中被称为铁军的孙良诚部由梁冠英带领向蒋投降，说他和我早有联络。蒋问我，我答实有此事，蒋便允许将梁部收编。一收编后，蒋对他和吉鸿昌都给了一路的总指挥。”
在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对善后问题的处理故示“宽大”，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委诸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并邀请与西北军有关系的马福祥、张之江等于十月上旬到河南洽商收拾西北军的办法。冯玉祥命鹿钟麟出面与之接洽，并表示本人不再过问。鹿向马、张提出的条件是：一、冯下野外游，希能予以便利；二、军队由鹿负责改编为十个师，以河南西部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三、拨给编遣费三百万元。但是，蒋介石因吉鸿昌、梁冠英等已经投降，在新郑被围的张维玺等部亦已表示愿意缴械，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允许西北军这个集团继续存在下去，他要把这个集团化整为零，逐步地变成自己的工具，或者是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因此，几经磋商，迄无成议。张维玺等经马福祥、张之江等的劝降，他们都接受了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名义，全部军队一律解除武装。于是蒋介石进一步坚持要求冯玉祥和鹿钟麟下野。鹿钟麟只好到天津做寓公去了。孙连仲也自谋出路，通过韩复集的关系，接受了蒋的改编。冯玉祥的卫队旅长季振同也随孙连仲而去。开入山西境内的张自忠、刘妆明、赵登禹等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冯玉祥自此离开了他二十年来苦心经营的军队，移居到山西汾阳的峪道河。随行的有刘田团和残破的西北军官学校。冯玉祥军事集团至此全部瓦解。但是，冯玉祥一想到自己兵败中原的往事，就又禁不住地自问：
“我为什么会败在蒋介石的手下？我还能东山再起，和蒋介石一决雌雄吗？…”
他没有答案，只有潜然而下的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