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第3页）
冯玉祥说干就干，于蒋介石辞职的第二天，向海内外发出如下这则挽留电：
我弟求去，为昭大信，出处光明，益增钦佩。惟我弟一身系党国之重，既排除万难而出，即应不构小节而留。党国有自由，个人决无自由。我弟之进退，当以党国之需要为依归。昔武侯鞠躬尽瘁，江陵任劳任怨，决不闻其中道求去。我弟此时，应法先贤，完成革命。恳挚之言，出自肺腑，谅蒙鉴纳也。现张、褚败退，天津已由百公接收，京津大局已定，百公措置裕如，兄似不必亚垦前往。盼我弟即日北上，继续指挥各军，肃清内外残敌，以竟全功。
宋美龄读到冯玉祥的挽留电后，十分敬服蒋介石的政治预见。接着，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分别发出请蒋留职的挽留电。可是，挽留的呼声愈高，蒋介石的辞意似乎愈坚。六月十四日，他向南京政府请假一周，偕宋美龄畅游金山寺，又顺江经上海，转道返回奉化溪口省亲，表现了不少的闲情逸致。经过一番故作姿态之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介石于六月十七日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对军事负责到底。
与此同时，蒋介石选派亲信赴河南卫辉百泉，借探视冯玉祥的病情，打探冯玉祥对他行将采取削藩策的态度。冯玉祥按照既定方针，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应以军队之良否为裁编的标准。久战官兵，历尽艰辛，不励奖尚可；若再裁撤，问心实觉未妥。何况它方面正在招兵？”
蒋介石由冯玉祥的话音中知悉冯杂怒夫消．想以此对杭俄的削藩裁兵计划。他为了安抚冯玉祥的不满情绪，以利千早日完成一切权力归中央的统一大业，遂决定设法分散新的华北王阎锡山手中的权力，以防止养虎为患。六月二十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称直隶省为河北省，北京市改为北平市。会议还决定由蒋系的何成浚接收北京的军事机关，又任命冯玉祥的亲信何其巩为北平市长，晋系的南桂馨为天津市长。这样一来，阎锡山实际控制的权力就很有限了。于是，阎锡山不得不于六月二十七日提出申请，辞去京津卫戍司令职。学着冯玉祥的样儿，借口“病了”，移居北海养心斋“养病”。
接着，蒋介石为把中国的政治重心南移，又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展开一场首都所在地的争论。阎、冯等北方派的文人，连续发表文章，主张迁都北京。他们的理由是，南京为六朝金粉地，又邻近上海，腐败萎靡之气太重，是亡国之都。而北京则是元、明、清以来中国的传统首都；蒋系御用文人则大谈南京是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的遗训不能违背，因此首都所在地不能改变。阎、冯等北方派，主张建都北京，因为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便于擂足控制中央政府，孤立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基础是江浙买办势力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地处与上海一水相连的南京，是蒋介石的**，他当然要抱着石头城不放了。中山先生的遗训成力无穷，使阎、冯的舆论不得不僵旗息鼓。
蒋介石为了合法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产，又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出蒋所料的是，冯玉祥借口“生病”，不赏睑同行。他急中生智，请求李宗仁从中斡旋。李宗仁心领神会，积极从中奔走。事后，他还写下了这段历史播曲的全部经过：
冯氏此时坐拥重兵，虎踞西北陕、甘各省和中原河南四战之区。他的消极态度，不特对蒋先生面子上极为难堪，而中央政令在全国即将统一之时，遭受极大的阻力，尤损威信。
冯氏的消极抗命，就事论事，也情有可原。因冯军所驻西北各省均极贫膺，地方收人不足以养重兵。今平、津光复，地方税收甚丰，冯军几一无所获，安得不怨？
事实上，军事新胜之后，诸将争功，本不易应付。而蒋先生不但不善加处理，反想扩大其矛盾，促成其恶化，以收渔利，实有失全国军事统帅的风度，居心也不可恕。我当时在武汉目击这种事态的演变，内心颇引为隐忧。因一面电中枢，主张裁兵，移军费作工农建设，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纷争；一面派曾在冯处任职的高级参谋黄建平偕李鸣钟前往河南新乡，慰间冯先生的病状，并代为恳切陈述我对善后会议的意见。深盼冯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扶病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则公私两利，实国家之幸。旋接冯氏复电，略谓，黄、李两君往临，并出手示，情意拳拳，铭感肺腑，至分析时局，洞若观火，尤为钦佩。我兄如北上参加善后会议，弟当扶病奉陪末座云云。我接此电后，极感快慰。随即拍电报告蒋先生。中央诸公获此清音，一天云雾顿时消散，欢件可知。那时，蒋先生已派吴忠信来汉，拟请我居中调处。因我实是担任这项任务最适当的人选”
南京接电之后，蒋总司令乃决定约我同道往新乡，亲约冯玉祥往北乎开会。这就是蒋氏舍近求远，取道武汉，前往北平的原委。
冯玉祥虽然表面上同意北上祭灵，但心里依然是不痛快，言行多给蒋介石难堪。事后，冯玉祥以曲笔手法，记述了他变相对抗蒋介石的一些行为：
“我到郑州的这天，蒋先生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吴稚晖先生很高兴，说了许多妙趣横生的话，他为革命两个字下一种通俗定义，说是：
“‘因为张作霖这些军阀的办法不好，所以我们起来打倒他们，我们来干。这可用八个字来说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
“我笑道：‘这还不够，我给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请你补充”
“我说：‘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只是‘我来’不行，必须是‘我来干’，加一个干字；加了个干字还不行，必须再加一个好字：‘我来干好。’‘我来了，不干不行，不干好也不行！’”
“我说完了，大家都哄堂大笑。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我在保定，一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养息；只因蒋先生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褐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
七月六日在碧云寺正式举行各集团军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整个碧云寺布置得庄严肃穆。上午八时二十分，蒋介石为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襄祭的祭典开始。奏哀乐，主祭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蒋读祭文。
由陈布雷草拟的这篇祭文，一是说明蒋介石为“北伐胜利”、“统一大业告成”的最高统帅，再是昭示天下：蒋介石受命于先总理，是当然的承继人。目的是借助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企图以死人压活人，要削夺他们的兵权，君临各军阀之上。
最为滑稽的是，商震读罢祭文，打开棺盖，全体瞻仰中山先生的遗容。事后，李宗仁这样描写：“祭告典礼开始时，蒋先生忽抚棺坳哭，热泪如丝。冯、阎二襄祭也频频枕泪，状至哀伤。我本人却在一旁肃立，虽对总理灵枢表示哀悼，但并未坠泪。窃思总理一生，事功赫赫，虽未享高寿，然亦尽其天年。如今北伐完成，中国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功成告庙，也足慰总理和诸先烈的英灵于地下。抚棺拗哭，拉泪相陪，都似出于矫情，我本人却无此表演本领。”
冯玉祥一看蒋介石哭得犹如孝子似的，觉得这种哭法不大对，他匆忙劝蒋不要再哭了，哪晓得愈劝愈哭得厉害。后边的人先是骂说：“这样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接着又有人说：“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这样蒋介石才马上不哭了，把棺材盖死，遂结束了这场借哭谢世的圣贤，达到蒋介石建立一统天下的滑稽戏！
西山碧云寺祭灵结束之后，阎锡山这位刚从“华北王”美梦中惊醒的实力派，又强作欢颜以尽地主之谊―宴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以及其他在京的将领和政客。蒋介石借此盛宴，大讲“北伐”告成，诸同志相聚一堂，非常快乐。最后，他为了做出偏爱冯玉祥的姿态，抚慰这位大盟兄的不满之心，有意提高嗓门说：
“下边，清此次北伐的第一功臣，代我行使总指挥之职的冯总司令讲话！”
冯玉祥自然懂得蒋介石此举的用心，他绝不逢场作戏，下定决心和蒋介石大唱反调。即席发言：“蒋总司令谓今日乃大快乐，余则不胜悲痛。余以革命尚未成功，其证有三：第一，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吾国本数千年来东亚文化之先进，近百余年，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殊堪痛心！不平等条约一日不除，即革命一日未成。比利时一小国耳，尚不肯予我改订平等条约，其他大国，更可想见！列强视我，狗俞不如，今当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不达目的不止最近上海、汉口、沙基及济南惨案，更是气愤填膺，誓当牺牲一切，成此未竟之功。第二，旧军阀之残党，尚未完全消灭，今后仍将努力打倒反动。第三，各军裁兵，未见实行；革命事业已告段落，革命军自无全部存在之必要，益多一兵，即使人民多所负担。民国十七年来之变乱，祸即在“兵”。故今日裁兵，至为急务。以被裁之兵，使之从工，余甚重视此说，望诸同志赞成！努力完成以上三事，彼此之乐，当何如也！”
蒋介石听后气得肺都快炸了！当他再恶狠狠地巡视与会的阎锡山、李宗仁那幸灾乐祸的表情，本能地感到，他就要出台的削藩裁兵戏是难以启幕的。然而蒋介石的个性是倔强的，是不服输的，更不会向示强于他的势力低头。当他听到与会者为冯玉祥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时，他下意识地握紧双拳，暗暗说道：
“我偏要把这台削藩裁兵、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戏唱下去，看你冯玉祥怎么办！看你阎锡山、李宗仁又能怎么办！”
不久，蒋介石的削藩裁兵戏出台了，但是他唱砸了，并引出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中原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