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的自觉行为来源于见解（第1页）

第五章人的自觉行为来源于见解

如上所述，如果我们已经通过论证排除了人脑中存在着固有偏好的假定，并知道我们身上的缺点也是可以消除的，那么离为政治改革论清道的日子不远了，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有个观点，被鼓吹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上述的天性论和本能说，它宣称：在很多重要的情况下，人类的行动不是由理性决定，而是基于不可抗拒的一时冲动。赞同这个假定的人们说：“人是一个合成的生物，支配他的力量包括理性和感性两部分。这两种素质永远彼此对立；如同理性在某些情形下会战胜一切感性的**一样，在其他情形下，不顾一切的冲动也将完全击败判断上的迟疑。有些人想要完全用智力来支配人并消除随时发生的外部刺激的影响，或者想象实际上可能用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内使人类从属于一般真理[1]的影响之下，有这类想法的人只不过表现出对人类天性上的某些首要规律的完全无知。”

这种说法在许多情形下是如此地流行，以至于被认为是一个不必加以探究的问题，其实它却非常值得加以细致的分析。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正如先天论和本能说一样，它将成为致力于博爱主义和改革社会制度的障碍。但是如果人们的知识、观点和行动不能互相结合，无论他的理性有多么的强大，也很可能表现得缺乏理性，甚至荒谬可笑。那么这种情况一定会使一个道德改革家的前途布满乌云。

由该观点衍生出来的另一种后果是：如果人们能靠天性就成为自己思维的主体，并且都遵循真理而做出选择，那么政治学家的研究工作就要简单得多，我们就只需去发现什么形式的社会最符合理性就行了，并且可以确信，只要人们被说服去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了那种形式，他们就会为自己谋得无法估量的利益。但是，如果人们的理性不足以完成此项伟业，如果人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而持有相反的原则，那么社会中的完美理性就会夭折，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感性：愚念可能成为实现明智目的的最恰当手段，而恶行则成为传播和建立公益的最恰当方式；在那种情况下，王公贵族们所谓有益的偏见和有用的谎言，以及他们的功名利禄和绫罗绸缎都有可能成为引导和**野蛮的人类走向他们的正当目标的最恰当手腕。[2]

以上就是我们所讨论问题的本质，它和我们要考察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力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为了更为准确地探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看看它和人类自觉行为的关系。

如果解释的恰如其分的话，自觉行为和非自觉行为间的差别是相当简单的。如果说一种行为的产生，和人们的预见以及意愿都相悖的话，那么它就是非自觉行为。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或一个成年人，突然让人意想不到地潸然泪下，或者虽然经过自尊心或体内其它某种情结的克制，但最终还是哭了，那这样的行为就是非自觉行为。相反，自觉行为的发生是提前预知的，对某件事寄予的希望或附带的恐惧形成了某种刺激，它经常被冠以“动机”这一术语[3]。如果我们渴望**，我们就会去努力争取；如果惧怕某物，就会尽量回避——这就是自觉行为的运作方式。在此，还请各位注意，“行为”这个词在这里是按照物理学家所赋予的意义来使用的，指的是在宇宙间任何一部分发生的变化，而不问这一变化是必然的，还是自然的。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从上述对于自觉行为的简单而明确的解释中直接得出来的推论。

“自觉行为和人的预见力是相伴而生的，对某件事的希冀或恐惧是这种行为的动机。”然而预见并不是简单而直接的冲动，它包含着人们一系列广泛的观察，从而使之能够从某种前因推论出相应的后果。自觉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由人们认识到要产生的后果而引起的。一瓶酒摆在我面前，我把它倒入杯中。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我预见了酒的香醇会愉悦我口中的味蕾，二是由于我知道微微酒意能够给我带来些许快感，三是因为如此小酌还能表达我对同伴的善意。但不论出于何故，如果我的行为开始变得机械或半机械的话，即半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做它，它就变成了非自觉行为。如果每个自觉行为都是因为预见了某种结果而产生的话，那么对比和判断将永伴其左右。行动之前人们会先对某个命题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果大脑说“这个好的或我想要这个”，行动将紧随其后；若大脑觉得“这个比那个好”，如选酒还是选饮料的问题，我最终选择了酒，是因为我觉得选择喝酒比放弃它要好。由此可见，每个自觉行为都涉及偏好和优选的问题，而实在说来这两者乃是同义的。

对于“自觉行为”的全面解释标志着我们向本书的终极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出人在各种情况下的自觉行为都从他们的个人见解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人们在行动之前对某件事会先有一个判断，如“这个好！”或“我想得到它！”。虽然这种判断有时也会变化无常，如事前曾有反感，事后又悔不当初，但它无疑是行动开始那一瞬间的思想中的见解。

我们最好来看看那些主动放弃理性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偶尔道出来重要真理的。比如说基督徒，他们长期宣扬——信仰是决定人类未来幸福与否的唯一条件。迫于他们教义中那种惊人的不道德和所赋与造物主的残酷专断的性格，于是他们中间某些最机敏的人就这样来解释他们自己：

“人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内在观念和外在行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即他有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信仰，那个唯一能够使人得到拯救的信仰，实在说来就是一种个人见解，但并不是他偶然公开表达的一切见解，也不是那些平时随便飘浮在他脑中、要严肃考察一件事时才想得起的一切见解，它是一种印在脑海中、时刻准备着准确无误地指导他某种行为的观念：它是如此强烈、永久，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种虚幻的**能够与之抗衡；它可以修正行为，就像信徒们精神上的灯塔，引领他们走向纯粹的神圣。但是圣洁的性情只能使人获得精神上的天堂，而实际上天堂本来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如果一个恶人能够进入圣人创造的完美世界，那他也会深受煎熬。因此，当上帝把信仰看作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时，他远不是专断的，而仅仅是在执行理性的法则和做他唯一所能做的事情。”

这个体系虽然存在很多荒谬之处，但是它所表明的关于自觉行动来源的看法，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充分相适应的。

《论性格》一书的作者曾精辟地描述了人类的本性，他说：“对于像本原论、宇宙的规律性和灵活性这样深奥而复杂的问题，很少有人的想法会始终如一或始终从同一特定的假设出发。这一点在最虔诚的信徒身上也彰显得淋漓尽致：即使他们虔诚地坚守信仰，但有时在自己忏悔中还是会对至高无上的智慧产生质疑，会对天意和其公正的统治做出不利的判断。”

因而，只有一个人最常有的习惯性观点和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坚持的观点才能被叫做个人见解。因此，我们很难界定一个人是否是个彻头彻脑的无神论者。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不能一年四季无时无刻地摈弃所有的虚幻和迷信，他就不能称之为纯粹的无神论者；同理，如果某人不能永远反对机会说和个人对命运的控制力，他也不能被称为纯粹的有神论者。不过，如果一个人相信偶然性胜过相信宿命论的话，那他应该更多地被看成无神论者，而不是有神论者（这自然不是对无神论理论体系的一种非常确切或者全面的看法），因为前者显然在他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并呈上升趋势；同样，如果一个人倾向于宿命论，那他多半就是个有神论者。而从他的权衡或判断的倾向来看，也是可以这样恰当地称呼他的。

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类行动的变化无常这一事实同这里陈述的原则——人的自觉行动在一切情形下都产生于他们的见解——极少有矛盾的地方。酒徒第一次喝醉时，他思想上确信这样做是符合对喝酒所能提出来的最有力和最不可拒的理由的。尽管这种确信可能非常短暂，但在他决定这样做的那一刹那，确实十分清晰的。一个凶手的想法会常常处于极其激烈的波动状态，他可能在一小时内五十次、上百次地质疑了自己行凶的企图，他的心可能同时深受恐惧、狂怒、狠毒和悔恨等种种矛盾情绪的煎熬，但是，一旦他下定决心，支配他的就不再是任何感性冲动，而是理性的选择和决断。不过，对于上述“观念决定行为”的论述尚存在一个漏洞：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还会做出一些不符合自己常念的事呢？这是由于在某种情景中，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某个问题的某种特殊看法上，以至在那一刹那把平时常常左右我们见解的那些考虑忘得一干二净。但行动的急迫性刚刚消失，被遗忘的考虑就会立刻出现，结果是：看着自己做得荒唐事儿，我们虽倍感惊诧，但也只能无奈兴叹了。

虽然这种推理看起来清晰、无可非议，但仍会遭到一种鲜明的反对意见：按照上述观点讲，人类在自觉行动前，头脑中总会先有一个基于当时理解水平的判断，而且这种判断一定是他能意识得到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一个人在各种情形下都应该能够极其容易地提出引导他采取某一特殊行动的确切理由。这样一来，人脑就会变成一部简单的机器，总能明晰我们活动的理由和依据，所以，自欺欺人这种事儿将完全不会发生。但是这种论述完全与“历史经验观”相左：如果你问某人为什么要穿衣吃饭，或为何要做其它任何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时，他定会立刻犹豫不决，努力回忆其原因，但最终找到的理由却和他真正的初衷相去千里。原因何在？他在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行动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自欺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我们最常见的现象。事实上，世上最寻常的事儿莫过于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尽管我们的原始动机并不是那么高尚。另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他们自己很坏，比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以任何充足的理由来认定的还坏。在这种情形下，明眼人常能使别人深信他是受着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的动机所驱使的。哲学家们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人类为最崇高的事业所做的努力，究竟是出于大公无私的仁爱精神的鼓舞，还是仅仅出于一种明确的利己主义。于是在阐释人类行动的动机上，我们不难看到不同派别的哲学家总会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大家知道，自我反省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所加之于人的最艰苦的任务之一。难道这些事实同自觉行动完全产生于个人判断的那种说法不是明显相矛盾的吗？毫无疑问，这些例子都是真实的，但若要进一步考察他们对本章论述的影响，我们还有必要返回到我们对于人类思想现象的分析上去。迄今我们只讨论了人类的两种行为方式——自觉行为和非自觉行为，但严格地讲，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况：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为。

目前，自觉行为已被界定为源于预见到某种结果而采取的行动，这种结果既可以是愿望的产物，又可来自厌恶之情。这样说来，预见和自觉选择是分不开的。但是凡是预见到的东西，从这个词的含义上讲，都一定是智力所及的。所以，一切行动，只要是完全自觉的，只能出于判断的决定。但是，以上枚举的种种行为中，诸如吃饭穿衣之类，仅能列为不纯粹的自觉行为。[4]

关于愿望的形成，它在人脑中似乎经历了两个阶段。预见，作为经验的产物，同愿望一样，在人类的早期行动中是不存在的。一旦婴儿建立了外部环境和某种情感之间的联系，如某种手势和得到喂奶之间的关联，便意味着他会为了某种结果而渴望先决条件。这里，就愿望和智力判断的关系而言，行动的确是像我们所能想象到的那样简单。不过，即使如此，其动机也可能是很复杂的——风俗习惯或常规可能也会掺杂于其中。源于习惯的行为从根本上讲是非自觉的和机械的；它们以各种方式改变着我们的自觉行动。

但还存在着第二种习惯。随着我们经验的丰富，自觉行动的项目也就多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许多情况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结果他就会感觉到有一种缩短考虑过程和按照昨天的决定来采取今天的行动的倾向。这样一来，理解力和决断力便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已驾轻就熟，无须再纠缠于继续追忆和回顾使它决定采取某种行动的初衷了。由此，人们的惯性思维或习性就诞生了，并且很难加以革除；人们服从这种习性，而且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不能说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明确理由。偏见和先念也便从此有了历史根源。

下面，再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人类的行为中自觉程度和非自觉程度的比例问题。以去教堂的人为例，如果说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习惯于这种例行之事，那么毫无疑问，如今他去教堂的动机中已经没有任何基于成年后理解力的因素了，和那些通过理性判断而选择信教的人相比，二者的出发点和感觉相去甚远。正像学几何的学生相信几何定理的真实性一样，虽然那些定理并不是他们首次提出并验证的，但是基于前人的研究，他们并无怀疑。对那个从小就去教堂的人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去”，可能因为他当初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也许现在另当别论，因为初衷早已远去）或迫于父母的权威不敢不去，也可能因为他现在想给邻居们留个好印象或出于礼貌才去。无论怎样，去教堂的原因早已模糊不清，但它还是根植于我们头脑中的某个细胞里，影响着行为的最终产生。所以，当这个人试图再次为其去教堂这个行为追根溯源时，结果定是劳神费力、收效甚微的，他很难找到一个或几个清晰而准确的理由，更别说各种动机之间的比例了。

比例问题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当这个人首次决定去教堂时，大概认定这一行动是正确、恰当或有利的，并把他头脑中对不同时期诱使他这样做的复杂印象当作证明这种行动正确或有利的理由。更有理由使人相信的是：当他出发的时候，他有一种明显的愿望、预见或者意识到的动机诱使他采取那个特殊的行动，而他走向这样一个方向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方向会把他引到教堂。凡是像这种从真正存在的预见和意识到的动机产生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恰当地把它叫做完全自觉的行动。凡是从看不到的动机产生的或源于习性的行动，就是不完全自觉的行动。

但是，必须承认这种习性也有某些自觉性，其因有二：第一，最初引发这种行为的初衷是自觉性的，虽然它可能早被时间冲淡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一个人第一次采取这类行动时，他的行为则是完全自觉的。第二，语言的习惯赋予我们权力可以把那些相反的愿望、预见或者意识到的动机原本可能阻止其发生的行为称为自觉行为。

也许没有任何成年人的行动，在上述的意义上是完全自觉的；正如一门高级数学的演算在它本身中并不包括它的全部证明，而必须依赖以前的定理，这些定理的证明虽已不存在于学者的思想之中。在这方面，人类思想的难以捉摸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细致地分析和追溯某些行为的最初动机，你会发现它们的数目也许有几百个之多，许多行动都是不同动机的复杂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可能地采取纯粹性的自觉行动可以使人类的性格日臻完善！我们应该时刻明晰自己每个行为的目的性，而不应成为不具理解力和判断力的简单机器，哪怕对于一个习以为常的小事而言，我们也要知晓其来由和意义。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习惯于这样做和我们一度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缘由当作一个行动的充分理由。人类理解能力的提升空间是巨大的，一度看似有理有据的论证，经过重新审查也会变得漏洞百出、苍白无力，所以我们应该经常加以审定。在不成熟的见解上和实际的主张上，我们永远不应该认为研究之门已经关闭，应该牢牢地记住使我们做出判定的各项理由，并能在一切场合清楚地说出、完整地一一列举。

在深入阐述了人类行为、自觉行为、非纯粹性自觉行为和非自觉行为后，我们该开始探讨这些概念对本章的意义及作用了。目前，我们现行的伟大的政治体制似乎完全沿袭了其前身或前前身，在这个严格而精密的体系中，自觉性和预见仍然是不可分割的，人们最重要的事仍是如何使自己的决断接近纯粹性自觉。当我们认为某个行为是公正合理的时候，在这种认识的存在期间，我们就一定会采取这一行动；这个道理也仍然是正确的。一个彻底理解到的明显的证据，一定会产生一种对于真理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持久性将同被认识的事物的被意识到的价值成正比。所以看来理性仍是调节人类行动的恰当、充分的根据。

在充分说明了自觉选择的原则后——它不是来自一时冲动，而是来自理性判断——我们还要再解决一个相关问题，之后就可以展开论述“政体改良”这个终极课题了。关于自觉行为的原则，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理性地分析行为的原因最终还是收效甚微的。抛开人类的行为是否常常取决于一时性起不谈，有一点不可否认：感性认识常常会削弱理性判断，有时很多闪念哪怕只在头脑中驻足片刻，也会产生压倒一切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感觉会伴随我们一生。人是有感觉的，即使理性之光随时企图战胜感性，但是愤怒、**等情绪还是会始终伴随在我们快乐的左右。因此，所有关于理性进步的论调都是一纸空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受着各种幻想的愚弄，永远不可能完全拥有理性和真理。”

这点驳论引出来一个自觉行为论身上的新问题：每个行为的产生都伴随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斗争，至少它们都通过“行为”这一媒介体现过自身的存在。这是见解同见解的抗衡，判断同判断的抗衡；这个论点并不是不鼓舞人心的。当我们谈到欲望和理智这两股相对的力量时，我们说的是经过理性分析后所采取的具有自觉性的那些行动，涉及到那些不必做出选择和不必表示好恶的情形，这一问题既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每个人都看到：凡是有自觉意识参与的行为，无论它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有多大，这些行动在人生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理性感性之争的问题，我们的期望是：最合理的观点将是最受推崇的。

不过，我们还是稍稍谈一谈感官快乐和那些无法抵制的**吧。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外在矫饰，感官刺激无法长期虏获人们的心，一旦浮华尽退，它们必遭鄙视。在宴会上，如果要一个人孤单就坐，无人交流、陪伴和关爱，那么无论玉食美酒多么丰富，“一盘又一盘地品尝看被殷勤捧上来的肴馔”[5]，又有谁会愿意前往？剥脱掉两性**的神秘外衣，后果也会类似。如果告诉一个男人，就感觉而言，所有的女人都一样，难道他在选择伴侣时就会不考虑她的活泼可爱、她的娇媚温柔、她的深情厚爱、她的富于想象或者她的聪慧机敏吗？你可能会很快使他相信在这些复杂的情感因素中**只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虽然肤浅的人视其为全部。即使他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接受了个人享乐主义的人，大概也会最后同伊壁鸠鲁据说采取过的决定相去不远，而赞同靠野菜和泉水为生。

但是如果我们说感官快乐是无足轻重的，那么有人就会反问：“难道不是被你们称之为“微小”的感官之乐带来的意乱情迷和背信弃义压倒了一切吗？”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设想：倘若一个人处于最为骄奢**逸的感官享受之中，那么支配他的力量会是什么？答案应该是**：他将把一切影响他享乐的想法统统挤出大脑，道德观、告诫等统统都被瞬间抛到九霄云外，最后只留下**支配他的灵魂。唉！可是我要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世上也没有什么比浇灭他的欲火更容易的事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爸死了，他损失或得到一大笔钱，或他最心爱的马儿被偷，那他的**定会转瞬即逝。由此可见，仅仅一句话就能完全改变他的想法，感官的**力是多么地不可靠啊！所以我们才在这种情况下设法避免受到那怕是最轻微的干扰，即使只是小手指隐隐作痛，我们也许会立刻离开这个被认为具有魔力的乐园。据说，在水手中有个百试百灵的实验：他们互相打赌晚上不和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为了赌注结果他们真的能够做到。因此，唯一能够获得感官快感（和基于判断力的惯性说教相反）的办法可能就是抛开一切阻碍自己享乐的想法。不过，无论多么努力，如果一个想法不期而至，享乐最终还是会化为泡影。那么感官的**要被小心保护才能“存活”，否则小小的一个偶发事件就会将其颠覆，我们能够设想这种力量是理性的武器所不能战胜的吗？能够设想，对于正义、利益和幸福的最不可辩驳的思虑永远不能经常控制这种力量吗？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有人不顾所有国家、所有人的经验，断言感官刺激的吸引力是不可抵挡的，这似乎荒谬得出奇，难道说一切关于人类天性善良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吗？难道从来没有人坐怀不乱吗？事实相反，难道一切针对我们的希望、恐惧和弱点的那些理由，在同一种坚定而勇敢的德性搏斗时，都没有失败过吗？但是，发生过的行为是有可能再次发生的，某个人的行为不是没有可能被整个社会广泛接受的，在社会中的不同层面上，个体行为很有可能被重新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