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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深圳8、10事件后，果然催生了中国证券委员会。1992年10月，这个准政府机构正式成立，阵容也确实挺庞大：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经理秦野兼任，第一副主任则是原人行副行长蔡智宏。此外国家体改委、计委、财政部、经贸部，包括高、检、法和工商、税务以及国有资产局和外汇局，都派人出任了委员。而证券委的办事机构则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虽然这只是个事业单位，但在公众眼里，其权力和影响甚至超过行政机关。
应该说，这个证券委员会也是由汪国鹏和方克冰，以及联办的精英大力促成。他们一直在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呼吁，要尽快成立这么一个机构。他们甚至还提议，这个证监会的模式要向美国的SEC看齐，也即委员制，奇数，主席跟委员的权力一样，每人一票；只有在赞成与反对的票数相等时，主席才能起作用。但这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从没有先例。在世界众多证券业的监管模式中，中国更喜欢香港模式，因为大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也有人建议，把人行金管司划分出来，升级为一个副部级单位，不料也没弄成。方克冰就跟汪国鹏说，你们人行的班底来搞证监会最合适。汪国鹏便笑道，那我就推荐一个人行的老领导吧，他也是副部级，正好来坐这把交椅。方克冰笑了，知道他说的就是蔡智宏，他们算是想到一起了。
蔡智宏出身贫寒，却是留苏博士，且被业界称为学者型官员，因为他算盘打得好，又有个绰号就叫“小蔡会计”。小蔡同志已经不年轻了，其年62岁，并已转任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他很期望成立这个证券委员会，但一听说要让他担任证监会主席，就不乐意了，还说：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别一不留神，弄顶资本主义的帽子来戴上！”
汪国鹏知道此事后，又跟方克冰商量，说此人曾当过中顾委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郑庭轩的秘书，不如请郑老出面，给他做工作。他俩便去郑家拜访老革命，把这层意思说了，郑庭轩当即答应。又过了没几天，正巧蔡智宏去郑家看望老上级，郑庭轩便跟他谈了这件事。蔡智宏极力推辞，说这事儿真不是人干的。郑庭轩却幽默地说：“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蔡智宏就这样被赶着上架。他知道是汪、方二人在背后怂恿，又找到他们说，我可是一窍不通啊！方克冰说这好办。便让他去深圳，叫田希云给他恶补三天，才做足了功课。
蔡智宏很清楚，他到任后的担子挺重，一是要立章建制，二是要分权。当时的证券经营机构都归人行管，沪深两所在行政上又归两市政府管，业务上才归证监会管，二者肯定会打架。其中一部份权力，他还要到人行去争取，可谓困难重重。而证监会草创之初，还有更大的困难：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办公地点。财政部答应给开办费，却没有如期拨款。
蔡智宏又找到方克冰，说你们把我推上去，可不能不管！方克冰便跟田希云商量，让联办借给证监会一笔钱。田希云又跟杨柳青商量好，说我们不但能借钱，还能借人呢！第二天，他就带着一张200万元的现金支票，还有几十个人，出现在蔡智宏面前……
蔡智宏吓了一跳，“哎，你们呼啦啦来这么多人干啥？”
“来你们这儿安营扎寨呀！”田希云风趣地说，“你需要人手，我们可都是有为青年。”
蔡智宏高兴地接过支票，“欢迎欢迎，我正想请你出山，担任证监会的首席律师。”
“嗨，我知道。”田希云故作愁眉苦脸状，“我就是个干力气活儿的！”
蔡智宏笑起来，“在深圳你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今天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
他又告诉田希云，证监会的正式编制有100人，来源本就是这三方面：国家体改委、人行和联办。秦野还对他说，人员不要多，但要请些专家，待遇也可以高一些。
“至于钱嘛！”小蔡会计肚子里已经拨开算盘，而且只算进不算出。“对不起，财政部的拨款只有100万，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各分50万，你这笔钱就算捐了！”
田希云自然知道，当时设计证监会的经费来源也只有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营机构的交易额提成；上市公司和投资基金募股说明书的审查与登记注册费；以及国家补助。
于是他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就算我们联办为国家做贡献了！”
从这一天起，田希云就留在证监会，从此开始了他的准政治生涯。
“你为啥要这样做？”杨柳青曾不解地追问他，“是不是想当官啊？”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田希云有些不高兴，“不想当官，也不一定就是优点嘛！”
“那你为啥要离开我们这个战斗集体？”杨柳青也很不悦，“林亦明走了，周锐也走了，现在你又要走，就只剩下我一人在苦苦支撑！”
“你说得不对。”田希云连忙提醒她，“这几年又进了不少年轻人，都是个顶个呀！”
“可我怀念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杨柳青仍然很失落，“别忘了，咱们仨在美国的世贸大楼，可是三击掌有过约定，你们现在都走了，这算啥？”
田希云只好跟她说实话：“联办是个民间机构，想搞一些名堂，就好比耍铁锹，出一身大汗也没什么效果。而证监会却是一台大马力推土机，很快就能攻下一座小山。所以我愿意进证监会，在这里做出一个决定，制订一个条例，就能影响整个市场啊！”
杨柳青明白了，只好无奈地说：“你呀，跟林亦明一样，都想耍个人英雄主义。似乎让你们留在联办，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田希云却不讳言这一点，“是啊，比如那个《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我在联办就搞不下去了！打磨了多少年啊，除了我们，还有人行、体改委和其它单位，换了几拨人，推翻了若干方案，吵吵闹闹的一直搞不成。现在进了证监会，我咬牙都得拿下它！”
这个《条例》最初也叫《证券法》，确实费了田希云不少心血。他给蔡智宏恶补功课时，呆在深圳就为了搞这个。进了证监会，第一件事也是搞这个。他最下功夫的是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堪称洋洋大观。不久前，他们已经搞出200多个条例，送到国务院法制局去审查，对方却很不满意，说太西化了，不符合中国国情，要大删大改。
“尤其是你这第四章。”法制局的人说，“这一章根本没用，应该全部删去。中国哪儿会出现什么大鱼吃小鱼的事儿呀？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这种事。”
“只要有市场，就有这个温床，就会发生这种事。”田希云很不服气。
对方知道他是有名的大律师，只好妥协，折中一下，保留了这一章，却删改得没几页了。
“这怎么行？”田希云气呼呼地说，“前后都对不上了，我坚决反对。”
所以他即使没接到杨柳青的电话，也准备回北京，还要去法制局，就此事讨个说法。
其实田希云这段时间一直很忙。他最近每年都要去美国的一个大学讲学，讲中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以及合同法、民法与合资法，还有国际商务交易法等，一讲就是十天半个月。前年他的讲学申请被美国使馆拒签，恰好碰上《纽约时报》驻北京站的站长，说起这事儿，站长很冒火，立刻打抱不平，去给美国总统打电话。两天后，这位总统的信就到了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又过了两天，他拿到了美国使馆特批的签证。所有认识田希云的人，都说你太牛了！怎么会这样？他只是笑了笑，说那个总统跟我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先后同仁。
今年他在美国讲学时，正值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也即宝延风波发生。汪国鹏去上海调查后，回来就给他打了一个长途，“哎，你那个《条例》，这件事可是无法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