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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方克冰从香港回来没几天，汪国鹏就去了上海。他已在半年前调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党组成员，从此走向更大的天地和更多人的视野，也要应对人生更为严峻的挑战。
对汪国鹏来说，他的人生本来就充满了机遇，同时也充满了创新。从国家商业银行副行长到人行副行长，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跨越。当时正值1993年，中国还在进行全方位的经济改革，金融界也力图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进措施，不料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突然来袭。这一年，一轮强劲的经济过热风潮在全球兴起，为遏制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美联储在一年内接连六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3%提升到6%，为历史罕见。
而中国国内的经济周期，也不幸与国际经济周期发生重叠，过热的基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流出，粮食的减产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人们再次萌发了抢购商品的冲动。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这一切，预示着一场猛烈的通货膨胀即将来临。
汪国鹏上任以后，立刻配合中央应对此轮的通货膨胀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大幅度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并于当年7月宣布加息。一年期的存贷款利率从两个月前的9、18%骤然提升到10、98%，此次加息周期的间隔之短、幅度之大，也创下了历史之最。与此同时，央行还在全国范围内清收超过限额的贷款，削减基建投资，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的数据显示：到1993年7月底，央行收回的拆借资金达332亿元，增加储蓄405亿元，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有效遏制。
那时秦野已经调任国务院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副总理，汪国鹏作为秦野的有力助手，不仅经受了考验，更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他做事果敢、勇于担责的风格，为自己积累了应对通涨的宝贵经验，也积累了人脉和声望。行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在这般重大危情面前，汪国鹏的表现用北京话来说，就是个“角儿”！充分展露了他出色的能力和让人服气的魄力。他也因之在金融界里收获了极大的尊重与不错的口碑，还有一些美誉和贵冠，被称为“金融专家”。包括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从此对他另眼相看，颇为青睐，并且予以重用。
这次汪国鹏来上海公干，是为了调查上海证券市场的一件收购案，不料下榻酒店的第一天，《金融报》便派出一个女记者对他进行独家采访。汪国鹏行事低调，从不接受这类采访，但听说这位擅长写财经报道的女记者，曾是联办的工作人员，又有方克冰和田希云的电话推荐，便笑着接受了，说你俩的面子，我当然不能驳回。那个女记者为了采访这位重量级的金融专家，也确实做足了功课，甚至想方设法地查到了汪国鹏的一些背景资料，开场白就非同凡响。
“汪行长，您是山西人吧？”女记者微笑着问。
“是啊！”汪国鹏有些惊讶地望着这个聪慧的姑娘，“你查过我的档案？”
“在我们国家，每人都有一个档案，里面也都装着一份简历。”女记者诙谐地笑道，“通过你的简历，就能了解到你的故事，但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回顾一下。”
“好啊！”汪国鹏风趣地说，“听你重新梳理一下自己的经历，也挺有意义嘛！”
“一百年前，山西人雷履泰在创建日升昌票号，并对‘汇通天下’满怀渴望之际，很难想象运作一个大国金融体系的复杂与艰难。”女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但一百年后，另一个山西人，也就是您，坐在了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您在当前的金融改革中，又有什么新思路？”
汪国鹏笑道：“你说的那个山西同乡，我在研究历史时也知道他，而且很佩服他。我就是从历史研究转向金融战线的。那一年我三十岁，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室工作，当我完成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记》的编纂工作后，突然对现实的经济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不务正业地写起经济学的论文，研究资金和预算。令我意外的是，这些文章竟然被一些领导看到，给予很高评价，从此开始了我的金融生涯。”
“这是您首次崭露头角吧？”女记者满怀兴致地追问，“那么您现在呢？”
汪国鹏严肃地说：“现在也算是临危受命吧？目前的中国金融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我们正要去探索一条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光明之路。”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汪国鹏就看了看手表，说我还有事儿，到此结束吧！
后来女记者的文章在《金融报》上发表，竟然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她先对汪国鹏的金融生涯做了简要回顾：“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田地土坎上开始的，因为人们首先要穿衣吃饭，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田坎地垅里刨种希望。直到1984年10月，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心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时候，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行金融制度和机制以及金融工作等多方面的改革，就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与愿望。所谓大河向东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汪国鹏跨入了金融界，开始大显身手。”
最后她又写到：“在中国证券行业大潮涌动之际，汪国鹏也是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发起人之一。他当时在金融理论界已经有了一定影响，能为这个创新提供理论基础，且又作为中国金融业的高级领导来亲身实践。扎下了什么根，就铺成了什么路。对于汪国鹏来说，这些理论基础还会带来强大动力，使他能够在金融领域出色的工作，并且结下了丰硕成果。专业、权威、务实、责任。一个在经济领域如此自信满满的人，必定会有大作为，我们且期待着。”
汪国鹏这次来上海，是为了调查宝延收购战。那天他直奔上交所，去见林亦明，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发现来得挺巧，收购方也即深圳宝安上海公司的李总，还有延中的邹董事长都在场。林亦明正被他俩围攻，焦头烂额却无可奈何的样子，看见汪国鹏，就欢欣鼓舞地迎上去。
“汪行长，你来得正好，我正没办法对付他们俩。现在股市上有无数的金融大鳄，都鼓起眼睛，打磨利齿，想来我们上海寻摸宝贝呢！”
“你们上海的宝贝，秀色可餐嘛！”那位年富力强的李总笑道。
年纪偏大的邹董却很不高兴，“什么话？我们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得知被收购的。你们宝安为啥不事先跟我们沟通？汪行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
汪国鹏立即向他们三方了解情况。原来延中公司是上海一家由街道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最初的股本结构中，除了9%的发起人股之外，其余股份都是可流通的社会公众股。1985年1月，延中发行股票500万元，市民们人山人海昼夜排队，使原本计划个人股与法人股3：2的比例难以实现，于是就成了现在这个局面。按照规定，法人股和国有股都不能上市流通，因此延中这类公众股比重很大的上市公司，就成了真正的抢手货。何况宝安调查得知，延中董事长邹老爷子年事已高，收购后便于重组董事会，于是重拳出击……
李总却说：“我早在去年夏天，就来上海调查股市情况，并且拜访了这位陈总经理，还跟他谈起活跃市场的问题。我说现在的上市公司没有压力，认为上了市就一劳永逸。证券市场也要引进一些鲨鱼，上市公司才会有压力，证券市场才会有活力。”
“我知道这鲨鱼的典故。”汪国鹏深思地说，“日本人喜欢吃沙丁鱼，但每次从远洋捕捞回来，都发现这些沙丁鱼在途中死了一大半。有一次，沙丁鱼中混进了一条鲨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不断游动以躲避鲨鱼，结果大部份都活下来了。”
林亦明也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李总也举了这个例子，我就问他，你愿意来上海当鲨鱼吗？他说有这想法，但你们不允许法人入市啊！我说昨天刚签了文件，允许法人开立账户，自由买卖股票。他们立刻以上海宝安公司的名义，开立了法人账户。汪行长，你说巧不巧，我们上交所刚宣布了，向国内法人机构开放A股交易，迎头就撞上了这宝延收购战！”
李总又接着说：“我们选定延中为目标后，又研究了每一步的操作细节，特别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不能超过5%’这条原则。我们认为这一时点，应以交割单为准。而交割单在收市后才能收到，交易当日的收市前，我们也无法确认收购股数。”
邹董事长也着急地说：“但是去年的9月30日，在上午11点，陈总就正式通知上海宝安，他们所持的延中股票已经超过5%！让他们立即停止买入。上交所同时发布信息，让我们延中实业停牌，下午开市才复牌……”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买入了多少？”李总赶快解释道，“那天中午上交所发布公告，我们只知道已经超过5%。直到国庆之后得到交割单，我们才发现实际收购的股数，已经超过了延中实业总股数的16%……但我们真的是情有可原呀！”
“什么情有可原？”邹董气愤地瞪着他，“这就是违规行为！”
汪国鹏想了想，又转头问林亦明：“后来延中的股票情况如何？”
林亦明立即回答：“在那之前的十几天，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吧？延中的股票就连拉阳线，股价由9元涨至12元。那天我们的公告一出，好比火上加油，下午一开市，延中的股价就直冲19元，最后以15元收盘。其后延中的股价也是狂涨，反正没有涨停板，撒丫子奔吧……后来一度涨到40多元，现在股价也不低，估计在30元左右的价位上。”
邹董事长又说：“今天正好，当着人行的汪行长，我要代表延中，提出三点质疑。”
他说：第一，9月29日，宝安就已持有延中股票4、56%，按规定此时要上报，而且只能再买入0、5%。但9月30日开盘时，宝安竟然一笔就购进延中342股，这还不算违规？第二，既然如此，当日发布公告时，为何不讲明具体持股数，这是不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第三，宝安上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但那几天光买延中股票就用了6000万。国家明确规定，信贷资金、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他们这样做是否也有违反政策之嫌？
邹董事长最后宣称，如果汪行长对此不做处理，他将通过法律诉讼程序，维护公司利益，还将聘请香港律师，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收购路子”。
汪国鹏和林亦明听了都笑起来。其实对这场宝延收购战，他俩的心情是且惊且喜。不管怎么说，意见如何提，收购与反收购都是要掏钱垫底的。宝安既然资金雄厚，坐上延中的大股东位子，也是无可非议。股市就这样，大鱼吃小鱼嘛！城头变幻大王旗，本就寻常事。
这时林亦明让汪国鹏表态，汪国鹏却谨慎地说：他此行仅只是调查情况，现在证监会已成立，应该由他们来解决。汪国鹏又说，他这趟上海也不能白来，还会邀请金融界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起对此事进行座谈，以期更加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各种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