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2页）

被拖的是老贾的小三子。

快有他妈肩膀高了，还怕打针。

“小三子，别怕！男子汉大豆腐，不兴抹鼻涕。”我逗他。

他把鼻涕抹得更花，全然不讲男子汉风度。

老贾的女人就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大声诉苦，一边高声哭。

“孩子他叔，你瞧俺咋过哟！老贾让他们不明不白地弄起来，也不知道放得回来不？”

“回得来，回得来。”我安慰她。

“专案组说了，不老实坦白，就开除公职，回乡劳改……我才是个代课老师，还不算正式职工。老贾一倒，俺家可就全倒了呀！……”

我无言以对。

待她不哭了，我才走。

我能做的，就是听她哭完而已。

我依旧反反复复地写检查，“讲清楚”。一讲就讲到了年底。

忽然听说蔡局长病了。东征西杀，鞍马劳顿，心脏老是短跑，血压总是跳高，浑身的器官都争先恐后地开起了运动会。

于是，心血**，想到该去捧捧场，凑凑热闹。

蔡局长半躺在**，枕边堆满文件、材料，鼻上架着花镜，显然仍旧日理万机，操劳国事。

我趋至床前，木木讷讷，可怜巴巴，老老实实地问一句：“蔡局长，我，我的问题——能解脱，工作了吗？”

蔡局长咳嗽已毕，清清嗓，挺挺腰，开始讲话：“你的问题嘛，啊——这个——”

虽然只有我一人聆听，他照旧端着架子，那神态，犹如在大操场上给一团人马训话。

“听方，方科长说了，态度还是诚恳的，端正的，愿意检查，配合组织，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我暗自发笑，这方瑞，还真“地下工作者”呢。在蔡局长这儿，倒是美言得够味。

“不过嘛，啊——，你讲的那些，为什么老是和他们讲的，这个——合不上槽么！”他大惑不解地搔着稀疏的头发，极苦恼极认真地皱着眉，像是好学上进的小学生在琢磨8减4等于几的难题。

“他们交待揭发的嘛，都拍胸脯子说是真的，你写的那些呢——”

“我已经检查十几次了。”我插话说。

他很不髙兴我打断他的话，焦躁地闭上眼睛，筛糠似地抖着手你写的，我都看了，都看了。你们家窗外，是有棵小白果树。”

“哎呀，蔡叔叔，你看，真是，还让你——”我赔着笑。

他则宽宏地颔颔首：“你交待得很详细，很清楚喽。时间呀，地点呀，当时的情景喽，自己的心情哟……到底以你的为准呢？还是以他们的为准？”

“我——”

“我们看过，公安部门也看了嘛。他们倒是觉得，你讲得比较真实。”

他妈的！他们还嫌不够热闹，还要把公安部门搅和进来。还要弄个“反革命纠合案”么？

蔡局长一讲起话便啰哕嗦嗦，反反复复，滔滔不绝，千回百折。我便做出全神贯注、洗耳恭听的样子。

他把揭发材料背了无数遍，他把我的检查背了无数遍，又把他们专案组和公安部门的分析讲了无数遍，直累得气喘吁吁。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总结说：“可是，这样，你还不能算讲清楚了呀！……”

他妈的“讲清楚”！

他老婆终于来干涉。“老蔡，医生让休息，你就好好体息嘛。”“我这就是休息！”

他瞪着眼，面皮黄肿，眼珠混浊，一副鞠躬尽痒，死而后已的模样。

搅和得差不多了，我忍住笑起身，假惺惺说了句：“蔡叔叔，好好体息——”

出了门骑上车，一路轻快地吹响口哨。，好，只要说还没“讲清楚”，咱就老来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