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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办公楼第三层腾出的第三间小屋，虽然钉齐了木条，收拾停当。却终于一直空闲着，未能投人使用。

而我的所有的业务工作，也都无形中被停止了，虽然那似乎并没有明确宣布。

我的专业是写检查。什么电影，什么小说，诗歌，统统顾不上了。

我很有把握，很准确地写着。每一个问题都切中那些揭发材料的实质，每一条必有交待，毫无躲闪回避之嫌。让那些专案人员看上去，一定会认为我的态度很诚恳。

贾继宜揭发我出谋划策，破坏运动么？我就反过来揭发他，是他和我商量该怎么对付专案组。他说：“反正又没有录音机，县里的人说是我说的，我就咬住是他们说的。拿不到证据，就做不了结论。”我听了，连夸“好办法，好办法。”

妄图夺地委的权吗？情况是这样的：时间，二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地点，在我家。人员，我和贾继宜两人。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修改电影剧本，天很冷，他在炭火盆上烤着脚，忽然低声对我说：“杨子，咱们创作组把地委的权夺了吧！”

我吓了一跳，赶忙说：“小声点儿！”我当时掀开窗帘，往窗外看了看。窗外没有人影，雪很大，把窗户北边的小白果树枝都压弯了。

他依旧大着嗓门，激动地嚷，“怕个球，扳倒一把手，咱们就是功臣，还不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我不能赶他走，只好躲进厨房下了两碗面条，打了俩鸡蛋，对他说：“今晚就讨论到这儿吧，吃了夜餐，早休息。”

他一边吃，一边对我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到时候让苏方儒当地革委主任，我当书记，罗闽仔当组织部长，你就当宣传部长吧，也是常委……”说这话时他嘴里含着半个鸡蛋，喔喔哝哝听不大清。贾继宜的揭发，我就这么对付了。

罗闽仔说的那些——当然要坚决踢过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和罗闽仔一起到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的时候，我在书店门口买了两块烤红薯，一块给了他，一块我自己吃。他一边剥着红薯皮，一边对我说：“告诉你，这任省委书记要完蛋了。”我说不会吧。”他说：“哼，你不信？我们‘人大’的同学分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有的是，什么不知道？”说这话时，他用左手袖口擦了擦嘴……

我这样写不会错，闽仔从来都是用左手袖口擦嘴的。

我这样写，那些检查就变得很长，很厚。

我知道，方瑞他们会拿这些材料再去找贾继宜和罗闽仔对证。当然，他们讲的一定和这些材料不一样（同一件事情，说法却截然相反）。于是，专案组无法做出结论，判定口供吻合。所以，我必须重新再写。

我自然改头换面地抄一遍，依旧把材料写得很长、很厚。

这样，事情便无休无止地拖下来。

我有时一边写着，一边就想起了在方瑞家的那一幕。我会恶毒地哑然失笑，我们俩竟然如此严肃地演双簧。

我也会时常地想起贾继宜、罗闽仔。我真想去骂他们，骂他们的脊梁是麻秆。可是，一想到我自己也坐在这里写检查，就意识到我的脊梁也绝非钢筋水泥。我的处境，已经使我惶惶不安他们受的，会是何等的压力？以闽仔的性格论，不是压得他精神崩溃，他绝不至于出卖别人的。

心里就涌起些念头，该去他们家看一看，不知那老婆孩子们，过的什么日子。

却又担心多事，万一传过去，又写些新的揭发材料，岂不麻烦。

只好自己宽恕自己，就这么坚定不移地写“踢皮球检查”。既定不了我的案，也就定不了他们的案。这样，便救了我自己，也算救了他们吧。

在机关会计处领工资的时候，见过一次罗闽仔的爱人。当时只对她点点头，等她领完闽仔的工资出来，我远远地跟定她，离机关远了，四周没有熟人，就追上去，叫住她问：“闽仔最近好吗？情况怎么样？”

女人淡然地笑笑说：“不知道“你见过他吗？”

“从他被捆着打农村弄回来，我就没见过。我带着孩子找专案组，要送衣物给他。东西留下了，人不让见。”

她眼圈猛地红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

“他，关在——在什么地方‘隔离审查’？”

“听说，要移交公安部门。方科长，嘴紧得很，只让我写过，敦促他投降书。说是只有坦白，才有生路……”

分手时，我很诚恳地说了句：“家里有什么难事，找我。”

她点头。

我知道，那只是句好听的空话。

贾继宜的爱人，我是在地区医院遇到的。

我的两个大槽牙全肿了，对镜一瞧，艳若桃花。医生看过，说是虚火攻心，给了解毒片，还要打消炎针。我知道，这是心里急的。

进了注射室，就听到有孩子极胆怯地哭叫，像是牛犊子被人拖着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