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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显然被蒋介石近乎轻佻的回答激怒了。他去延安，虽是戴维斯邀请的结果，却是事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的。而那份由他带回重庆的《共产党五点建议》遭到断然拒绝的理由之一，他认定是蒋介石蓄意要使他在共产党人的眼里黯然失色。
他想大发其火。
但是忍住了。倘若罗斯福召他回国，结束总统代表的使命，那么他在离开重庆的时候再找蒋介石算账不迟。反之，他不准备轻举妄动，即便不为总统而为个人计，他也不愿意去当第二个史迪威。
就在赫尔利要么咬牙切齿，要么唉声叹气，在两浮支路招待所整整龟缩了七天之后，他突然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报：罗斯福正式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
这下，赫尔利明白了一切。
被他取而代之的原驻华大使高斯，仅仅因为主张对共产党实行开放而被蒋介石视作史迪威的同伙。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高斯的厄运本不在意料之外；然而，作为同一问题的一部分，赫尔利却从中获得了明显的暗示：对于罗斯福来说，他本来似乎已经朝着一项新的政策前进，可航船又改变了方向。对于赫尔利来说，他必须在渐渐疏远延安的过程中，真正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也似乎明白了一切。
就在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的当日，他叫宋子文跑了一趟大使馆。没有鲜花，没有贺礼，这位外交部长的使命是把《中国政府三点建议》送交到赫尔利的手上。
赫尔利轻声读道：
“第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了达到迅速打败日本的目的，希望有效地统一全中国的军事力量，期望战后举国一致地进行建设，乃同意作为战时措施，在国民大会召开前，给予共产党以合法政党的直接承认，并收编共产党的正规军为国家军队，在此之后，该军的薪俸、津贴、武器弹药及各项补给将获得同其他部队同样的待遇。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政府进行的爱国战争，并在战后的建设时期，将其全部军队交与国民政府控制，归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
“第三，为共产党所赞同的国民政府的目的，是实现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并将执行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的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纲要的规定，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但必须服从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
赫尔利边读边想，较之共产党的条款，如果说这份建议不过在某些方面得到一点微弱的反映，那么结尾那句用来压轴的话，则使这份建议的精神受到严重的限制，让它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
想归想，说归说。当宋子文问及对《中国政府三点建议》的意见时，赫尔利竟刷地站起身来，然后振臂高呼道：
“好！好！如此公平合理的条款，这般简明扼要的语言简直是一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杰作！嗯，部长先生，你知道我现在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中国现在却是国共合作、两党谈判！”宋子文皱着眉头，没好气地说，“正因为这样，委员长特意要我和你一起认真研究，仔细推敲，万万不可信日开河，胡说八道。”
赫尔利坐回沙发，非但没有脸红，反而神色庄严了。他明白，这是蒋介石对他的考验，而他下定决心，要在蒋介石的眼里重新大放异彩。
“部长先生，诚如委员长先生要求我们做到的那样，从‘认真’与‘仔细’的意义上讲，《中国政府三点建议》还是有修改的余地的。比如第二条，为什么后面不能加上一句‘委任共产党部队中的某位高级官员为全国军事委员会成员呢？’我去延安之前，委员长先生给我讲过这句话，我去延安以后，把这句话告诉了毛泽东。虽然看来不起作用……”
宋子文忿忿然道：
“你既然知道不起作用，那又把这句话加上去做什么？”“正是因为不起作用，才更应该加上去呢。”赫尔利一本正经地说，“你想想看，《中国政府三点建议》是如此直接地拒绝了《共产党五点建议》如果其间连一点调和的东西都没有，国民政府怎么能够向公众表明谈判的诚意呢？而一旦加上这句话，不仅诚意有了，努力有了，较之上次没有这句话的《协议的基础》，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进步。”
宋子文眨巴着眼睛道：
“大使先生是否在说，我们修改后的三点建议只是给老百姓看的，而无须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了？”
“不。如果我们的修改意见能够得到委员长先生的同意，那么我主张把正式文本立即交给共产党人。”赫尔利冷笑道，“老实说，我们要老百姓看的不是《中国政府三点建议》，而是《中国政府三点建议》如何被共产党人直接地拒绝了的事实！”
宋子文点点头，忍俊不禁道：
“大使先生，听了你刚才这番话，我才知道委员长误解你了。是的，他对我讲过，如果说史迪威错就错在太了解中国，那么你呢？错就错在太不了解中国。可是，现在依我看来，你的错误已经在你的悟性中消失了。这是我需要把它当成好消息向委员长报告的，当然，连同你对我们的三点建议的出色修改。”
“中国有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赫尔利又得意起来，“请部长先生转告委员长先生，并且请他放心，我既然能够把《共产党五点建议》带回来，也就能够把《中国政府三点建议》送过去……”
宋子文吓了一跳：
“怎么，你又要去延安？”赫尔利不敢相瞒：
“不，延安方面有人在重庆。”“谁？”“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