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黄埔同学归队行列（第2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脱离中共队伍，甚至站到政府（国民党）一边去，就不足为怪了。

在曾扩情提到的那批到黄埔同学会报到“归队”的“共产党同学”中，最有名者当数余洒度。

余洒度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在校时即是中共黄埔军校二期支部组织干事、周恩来领导的《血花剧社》主要演员、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成员。

南昌暴动时，余洒度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般简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与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等一起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赴南昌途中，为防被总指挥张发奎派人拦截，弃船登岸步行（文强奉命去接他们因而没有接到）。

他们因步行耽误了时间，尚未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弃城南下。经研究，卢德铭、辛焕文与韩浚（参谋长）三人离队去追赶起义部队（旋即接受湖北省委指示返回部队），余洒度任团长率部到江西修水地区休整，与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汇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余洒度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卢德铭归队后任总指挥。

1927年10月中旬，暴动部队中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余洒度向两湖省委汇报工作，请示机宜。余洒度于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于《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上，成为日后研究秋收暴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此后，余洒度脱离了中共组织，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秘密反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当时所谓“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上海法租界专门负责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黄埔同学起来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当晚，黄埔革命同学会被破获，负责人余洒度、陈烈等20余人全部被捕。

押解南京后，蒋介石采纳了戴季陶的建议：对邓演达处置从严，对黄埔同学处置从宽。于是，蒋介石派人向余洒度等提出，只要“归队”参加政府工作，即可恢复自由，既往不咎。

余洒度的“归队”，在黄埔同学中的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三年后，余洒度于1934年在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任上，被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以“走私和贩卖吗啡”罪名逮捕，押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此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廖宗泽到设于南京三道高井一旧式院落里的“自新同学招待所”报到后，参加了在这院落后进房屋中举办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因位于洪公祠旁边，又被称作洪公祠训练班或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有30名学员，于1932年初夏开学，受训6个月。年底毕业后，廖宗泽被派往杭州，在浙江警官学校特警班任队长。

不过，在与文强的这次谈话中，廖宗泽并没有对他详细说明浙江警校的具体情况。他只是说起警校工作在当前如何重要，如何有前途。并建议说，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文强到那里去任教。

廖宗泽在长沙期间，还介绍文强认识了主持黄埔同学会长沙通讯处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蒋肇周，此时在驻长沙某部队任政训处长；另一个是留美归来后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的何浩若，此时在长沙负责全省军事训练工作。

廖宗泽向他们透露了“文浮生”也是黄埔同学，真名文强。

随后，蒋肇周与何浩若曾多次来文氏世馆拜访文强，直呼“文强同学”，还请文强吃过饭，表示欢迎他回到黄埔同学岗位上来为国效力，不计前嫌，以救国为重；并要文强帮着多联络其他黄埔同学。

文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已经暴露，在长沙打埋伏是打不下去了。“社论事件”又树敌招风，若再被人查出在四川的“共案”，更不堪设想。

尽管文强不大高兴廖宗泽把他的真实姓名透露给了蒋肇周和何浩若，但看来蒋、何二人对他并无恶意。何况廖宗泽是他共过患难的多年老友，仍然是信得过的。

为了免遭何键的毒手，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长沙，借他那块黄埔同学的招牌，先到廖宗泽那里暂避一时。

他去信到廖宗泽处言明此意。

廖宗泽很快便发来电报，告之已在浙江警校为他联系好工作。

文强于是开始了他传奇人生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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