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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黄埔同学“归队”行列

原来，就在“社论事件”之前，一天文强到省财政厅采访归来，走在中山东路上，意外见到一辆飞快驶过的人力车上坐着廖宗泽。他急忙招呼，廖宗泽闻声赶紧停车下来。

两个老同学、老战友几年未见，生死不知，突然异地重逢，真是高兴万分。廖宗泽听说文强在办报纸，便说他们又成了同行，他也在一个军事杂志社当记者。

因廖宗泽要赶乘火车去武汉，不及细谈，文强给他留下了地址，约定下次再见。

十多天后，廖宗泽带着妻子劳雅文和1岁多的女儿来到长沙，住到了文氏世馆。这时，文强与他才有时间畅叙别情。两人谈至半夜，意犹未尽。

文强这才知道，廖宗泽在他出川后不久，也离开了四川。

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军事干部，廖宗泽在“立三路线”时期就对左倾领导不顾条件蛮干硬拼以至拼光“家当”深为不满，而推行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反倒批判“立三路线”的右倾，要求各地党组织的工作要更加左，他们当然更无法接受。

四川省委对文强事件的处理，也使廖宗泽寒心。他与罗世文的冲突自然是难免的。

他对文强抱怨说，再这样搞下去，“不死于盲动政策，也会死于整人政策”，因此他不想在共产党内再干下去了。

正在这时，因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国内抗日救亡呼声高涨。已先行离开四川的另一个黄埔同学、曾在四川与文强和廖宗泽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中共军事干部陈远湘，从南京来信告诉廖宗泽，蒋介石已发话，黄埔同学只要愿意归队为国效力，都不计前嫌，不追究过去活动，不要求悔过，一律安排工作。

于是，廖宗泽也离开了四川。到南京黄埔同学会报了到。

曾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多年后回忆：

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作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招待了一百二十人左右，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浚、廖宗泽等十人左右；参加“改组派”的同学郭仲容、陈远湘等四十余人……蒋介石并分批召见了这些人，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情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作为黄埔同学会变种的“自新同学招待所”，大概因“自新”二字不大好听，又被称作“军校毕业生调查课”，或者干脆就被简称为黄埔同学会。曾扩情在回忆中将陈远湘错记为改组派了，其实陈远湘与廖宗泽一样，也是共产党。

——“归队”后的原共产党人陈远湘、廖宗泽，后来均当上了国民党将军，均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同文强一样成了国民党战犯。廖宗泽在“文革”中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陈远湘后来与文强一起获得特赦。

在“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一批黄埔军校出身的中共军事干部陆续“归队”投入国民党阵营，除去个人原因之外，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国难当头，他们都是热血青年，急于报效祖国，施展抱负，正当此时，外边有中央政府蒋介石“拉”，中共党内又有左倾路线“推”……

不要小看这个左倾路线“推”的力量。

对外，左倾路线大搞关门主义，甚至到了不以国事为重的地步。不论是对马占山、李杜领导的东北抗战，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上海抗战，还是对冯玉祥、宋哲元等人领导的长城抗战，中共中央都不仅不伸出合作、援助之手，反而还指斥那些国民党抗日将领为“欺骗”“阴谋”。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正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蒋介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参战，全国各界民众对抗战军人们给以热情支持时，左倾到极点的中共临时中央竟在《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中，号召国民党军“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当时在上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长官”们，许多人是写下了遗书后投入对日作战的（其中一些“长官”就牺牲在这战场上）。假如他们知道了中共中央的这个“斗争纲领”竟对他们的士兵发出这样的号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中共左倾领导还按照斯大林的眼色行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危险，提出既脱离实际又脱离中国民众的口号：“武装保卫苏联！”这又使得中共在这方面大失人心。

对内，左倾路线大搞“肃反”，不少为中共事业英勇奋战的军事干部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的“肃反”枪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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