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务眼皮下出逃（第2页）
到了商业场街上，文强叫了一乘过街轿，两个轿夫快步将他送到了储奇门河街。
周敦琬正和一个邻居大娘在院坝里乘凉聊天。一见文强从轿上下来，急忙起身说：
“呀，我家先生从合川回来了！”
支付了轿夫的力钱，邻居大娘也告辞离去后，又惊又喜的周敦琬插上了院门，把文强扶进屋里，连声问：
“你是怎么出来的？”
“全靠郑大哥的安排……”
赖兆年也闻声奔进屋来。文强几大口喝完了赖兆年端来的茶水，惊魂甫定，讲述起了逃脱的经过。
“托马克思的福……我本来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
听了文强这话，看着文强狼狈不堪的样子，周敦琬多日来的担忧、焦虑、痛苦不安一齐涌上心头，忍不住呜的一声大哭起来。惹得文强和赖兆年这样的汉子也陪着流下了热泪。
周敦琬哭过之后，镇定下来，思索片刻后，她认为二十一军肯定要全城戒严，大肆搜捕。只有马上出城才能确保安全。
他们紧急商量后，决定让赖兆年立即雇船送文强过长江，然后沿江边大路往巴县渔洞镇方向走，一直去到江津县城，到周敦琬一个黄姓学生家中暂住。周敦琬与郑佑之接上头，交换情况后，再到江津与文强会合，作下一步打算。
正在商议中，河街上已传来城门洞戒严了的议论声。好在河街位于城门外，军警一时还搜不到这里来。
匆匆相逢又匆匆别离。文强拿上周敦琬给他准备好的简单行李和盘缠，顾不上多说什么，便随赖兆年摸黑往江边走去。
他和周敦琬都不可能想到，这一走，竟会开始他们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那个帮助文强脱险的特务是谁？文强始终不知。
直到半个世纪后，才有重庆的党史工作者告诉文强，营救他的人员叫薛彦夫。
不过，薛彦夫在80年代回忆的营救经过与文强的回忆颇有出入，而且据薛彦夫回忆，他并没有参加那天的宴席。
但薛彦夫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他认为那个在特务宴席间殷勤奔走的人，应是邹云芳。
邹云芳，又名邹笃生，川南高县人。从出卖穆青的叛徒成为“回头分子”，自从成为“良心会”骨干成员后，在帮助中共地下组织获取情报、购买武器、打击死心塌地的叛徒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不幸，在1931年底，因郑佑之派出与“良心会”接头的一个地下党特务队员自首叛变，告发了有关“良心会”的情况，在大逮捕中又接连有人叛变，地下党组织及“良心会”遭到大破坏。郑佑之与“良心会”成员周世杰、罗曼生等被捕牺牲；薛彦夫被判刑关入反省院；邹云芳、余宏文星夜逃离。
只是当时邹云芳与余宏文并未暴露身份，出卖“良心会”的叛徒也不清楚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突然逃走只成为一桩无头疑案。
不久，共青团江巴中心县委书记谢孟樵被捕叛变，除了出卖他的下属组织外，还告发了已经逃离的邹笃生（邹云芳）和余复生（余宏文）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情况。
这时，刘湘才下令向各地发出了一份迟发的通缉令：
为通缉事，查本部侦缉队长邹笃生，侦缉员余佛生等，名为反共人员，实则对于缉捕工作毫不努力，每多敷衍推诿，致工作无由进展。该邹笃生等复通共党，在部组织消息局，与逆党暗通消息，并自告奋勇，与郑佑之、周世杰、罗曼生等，成立特务队，谋杀反共人员，为求媚逆党之交换条件。自周、罗等被捕伏法后，该邹笃生等畏罪潜逃，复据最近反共人谢孟樵报称，邹笃生等现已拖枪七八枝，逃回川南一带，组织暴动。似此不法之徒，实属罪无可逭。为此令仰该□□即便转饬所属一体查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而遏乱谋为要。
据有关党史文章记载，余宏文不久在与国民党当局斗争中牺牲了（一说是在战斗中，一说是在狱中），但邹云芳却从此不知下落。会不会是他自认为国、共两党都不能容他，因而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了？
文强是当时被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逮捕后唯一成功脱险的中共干部。
——在他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共产党人，除去叛变者外，不是被杀就是被判刑关进了反省院。
这是共产党人在与军阀刘湘及其鹰犬特务委员会较量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可叹的是，这一胜利的价值很快便因左倾路线的错误处理而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