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卡尔运筹帷幄（第2页）

文强是在1928年夏认识郑佑之的。

那时文强正在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旷继勋团担任中共特支书记。一天，他奉命与特支成员旷继勋一起从成都北门外凤凰山营房进城，到支机石公园茶馆向川西特委书记刘披云汇报工作。

去到那里，才知刘披云是要文强向几位军运干部介绍八一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安排了“农王”郑佑之介绍川南农民运动情况。

在那一次，郑佑之对川南农村状况和农民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深入浅出，有理论分析也有生动事例。文强和其他军运干部都听得津津有味，他从此对这位“农王”深为敬佩。

1931年2月，因左倾盲动的大暴动给四川共产党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共四川省委与共青团四川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加强省委工作，调郑佑之到重庆。

“寮叶巷事件”后省委被迫迁往成都时，郑佑之被留下来担任川东特委组织部长。

郑佑之这时是四川中共领导干部中的最年长者：40岁。他在当时的中共干部中理论修养较强，凭着他长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多年从事基层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他在四川共产党人中较早觉察到中共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左倾路线不符合社会实际，主张把党组织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进行长期艰苦的动员组织工作，发动农民武装斗争。

他的意见和主张当时在中共组织内居于少数地位，得不到年轻同志们的理解，还被扣上“农民意识”“右倾逃跑主义”等帽子。

但他仍然忍辱负重进行着踏踏实实的工作。

郑佑之鉴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猖獗，深谋远虑地对这个危害极大的特务机构采取了分化瓦解、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把一批不愿或不敢继续作恶的叛徒联络起来，在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这个叛徒窝中建立起了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以“做事讲良心”为号召。

这是当时四川的共产党人在特务机构中建立反特务秘密组织的一个十分成功的创举。

郑佑之通过单线联系，领导着两个互不发生关系的特务委员会的“特务”，让他们各自联络和领导了一部分“良心会”成员。

这两个“特务”，一个是郑佑之的学生、领导过宜宾地区农民运动的余宏文。

余宏文的一个老友，曾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的邹云芳，叛变后曾接替被李鸣珂制裁的易觉先担任过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长。前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就是被邹云芳带领侦缉队在街上碰见当面指认而遭到逮捕的。

因穆青被捕，中共四川省委准备制裁邹云芳，邹云芳为保全性命，不敢再担任侦缉队长，并辗转托人向地下党表示其“回头”心愿。郑佑之等人经过研究，利用邹云芳在特委会中的影响，派余宏文（化名余复生）打入特委会，当上了编辑员，并在邹云芳协助下建立起特委会中为中共效力的秘密组织“良心会”。

郑佑之领导的另一个“特务”，是曾参加广州暴动和四川广汉兵变的中共军事干部薛彦夫，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他通过与二十一军参谋长郭昌明的亲戚关系，混入特委会当上了侦缉员。

文强被捕后，郑佑之马上就通过“良心会”得到了消息，并掌握了全部动态，他向余宏文和薛彦夫分别下达了设法营救的指示。

因此，文强还在特委会禁闭室关押候审时，就有人偷偷扔了纸条给他，要他坚持原供，并告之有人正在设法营救。

究竟怎样营救法？不仅文强不知道，就连郑佑之和余宏文、薛彦夫等人也不知道。他们只能相机行事。

机会往往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突然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