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黄埔同学相聚重庆（第1页）
三个黄埔同学相聚重庆
重庆是当时四川军阀中较大的一支——第二十一军军部驻地。
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字甫澄，于前清光绪年间投考成都新军弁目队，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21岁时毕业后，在川军中当见习军官。因其对时任营长的速成学堂同学杨森“挖墙脚”，收回了抗命不归的杨森部下三个连，因功而被从上尉差遣提拔为营长，取杨森而代之。后又在镇压讨袁军时立功，被提升为团长。
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刘湘不断依据军事、政治形势变换立场，今天拥某人，明天又倒某人，今天接受甲的委任，明天又接受乙的推戴，在乱世中靠着军事力量和政客手段步步上爬，很快便崛起成为四川军阀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
刘愿庵在1928年5月代表中共四川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四川政治经济形势和党务工作的报告中，对刘湘有这样一个评语：
刘湘……四川军阀中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一人。最近极力模仿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他自己绝不显然先与何方开衅，只是等待别人的冲突，而自己出来借口制止纠纷，统一川局。他的部队因为学系的关系，与他人不能结合，又没有可以公认的新首领，不能不拥戴他，所以内部颇能团结，对外现与蒋介石勾结甚深。
刘愿庵所说的刘湘“最狡猾、最有政治眼光和手腕”之处，不仅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显得比其他四川军阀高出一筹，后来并打败了四川各路军阀（包括他的叔父刘文辉在内），成了“四川王”；还因为他在追随蒋介石反共时，往往能比别的军阀抢先一步，显示出一点“首创性”。
在1927年“清共”中，刘湘一手制造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比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事变要早将近半个月。
在建立专职特务机构对付共产党方面，刘湘又走到了前头。
众所周知，蒋介石依靠的专职特务机关有两个：中统和军统。
中统，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收集中共情报为主。1930年以后，调查科才转为以侦查、破坏中共组织和抓捕共产党人的特务活动为主，建立起了特工总部，在各地发展了特务网。
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前身为1932年建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成为最大的特务机关。
而刘湘，早在1930年3月就公开建立起了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大量收罗共产党的叛徒充任特务侦缉员，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对付共产党，使重庆和四川的共产党组织遭到极为惨重的损失。
中共四川省委本来一直设在重庆。
1928年3月9日，自大革命失败后刚建立起来的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城内兴隆巷8号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议时，突遇警察上门收取捐税，警察见是一群青年男子聚在一起，只疑心他们在聚赌，将他们一齐逮捕，而当场搜出的文件却使他们暴露了身份，中共临时中央在“八七会议”后派到四川重建组织的省委书记傅烈，和省委组织局主任周贡植等9位共产党人，被杀害于城东朝天门河边。
同年秋，因叛徒出卖，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于10月1日夜里被捕。
省军委书记李鸣珂那时才从上海由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与张秀熟接上关系不久，住在城东长江边靠近东水门码头的芭蕉院小巷中。
10月3日，李鸣珂趁搜捕稍停的间隙，与军委秘书兼地下特务队长李觉鸣一起，冒险去到张秀熟住地吴师爷巷探察，发现屋门上已被贴了封条，知道情况不妙，连忙转移到外地避过风头，并给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老领导周恩来（周恩来11月上旬才从苏联莫斯科回到上海）写去告急信作了汇报。
待到风声不那么紧了，李鸣珂才又回到重庆城里，与省委委员项鼎、共青团省委负责人方明等一起组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李鸣珂兼任川东特委军委书记，并继续以省军委的名义领导着重庆及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
文强到重庆后，在城东朝天门码头附近一家小客栈住下，然后按刘愿庵给他交待的接头方法，往刘愿庵的妻子、省委委员周敦琬的二姐家投了一信。
第二天，就有一个瘦小个子的青年来到客栈找他接头。
来人便是省军委秘书兼地下特务队长李觉鸣。
李觉鸣那年19岁，也是湖南人。在那个交通困难、通信不便的年代，同乡人在异地相逢，自然是倍感亲切的。
李觉鸣也进过黄埔军校，是第五期，比文强晚一期。但他还未毕业，就因为有一次反对体罚学生而被关禁闭。他被一个值星同学偷放出来后，逃回了家乡，后来通过湖南学生运动领袖夏曦介绍，到武汉找到恽代英，被安排进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学习。不久被调入二十四师叶挺部教导团第一大队，先做学兵，后任班长，大队长就是李鸣珂。
参加南昌暴动后南下途中，李鸣珂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手枪队（即警卫队）队长，又调李觉鸣到手枪队做班长。
到瑞金后，李觉鸣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几次被派作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人的临时警卫。从瑞金出发，他负责押运革命委员会的机要文件与行李。
到了汕头，他又和另一个警卫班长李文贵一起被抽调作周恩来的随身警卫组长，一直护送周恩来到了陆丰的金厢、南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