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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二值判断的同性恋问题
那时的我，评判同性恋，如堕五里雾中。
在来斯坦福之前，我曾被美国大名鼎鼎写《嚎叫》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邀请到他的纽约住家做客。我看到他家里有个“男夫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在斯坦福同性恋雕塑前又一次被强化，渴望着问个究竟。通过留学生的帮助，我求教了两位斯坦福学者——一位是哲学教授，一位伦理学教授。
我的提问是个二值判断式的：“请问，你们认为同性恋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
两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完全避开了“好与坏”的判断，滔滔不绝地只对我讲同性恋者的特点。
两位学者平静却自信地轮流道来——
“听说中国来的留学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来的，他们租房子时都喜欢找同性恋房东。他们说同性恋者很有善意，而且房租公道。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世界人**炸，前景堪忧，而同性恋者绝不会给人类增添这方面的麻烦。
“遗传生物学告诉我们，男人的染色体是XY，女人的染色体是XX。如果男人的染色体中多了一个X，就会是‘娘娘腔’。倘若女人的染色体中增加了一个Y，就会是‘假小子’。这些染色体异常者都会有同性恋倾向。这两类人在人类中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自古至今都有同性恋者存在。
“从人体生理学的‘子宫效应’切入，198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雷·布兰查德有个惊人的研究结果：如果一个男子的哥哥很多，这个男子成为同性恋的概率很高。男性胚胎在母亲体内引起的免疫反应一胎比一胎强。这个反应会与决定性取向的男性胎儿的下丘脑前部脑细胞表面蛋白相互作用。到怀孕这个有很多哥哥的小弟时，母亲强免疫反应抗体与胚胎的下丘脑前部脑蛋白分子结合，就会改变性取向，往后这个小弟会对男性更喜欢而成为男同性恋者。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有些同性恋者是在异性恋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向同性恋的。弗洛伊德之后，西方掀起了一场性革命，性能力被认为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西方，人们能容忍你骂他笨，但决不容忍你骂他‘性无能’。那些被异性恋对象看作‘性无能’而高度自卑的人，一旦转向同性恋，性行为的方式变了，就不会有这样的焦虑了。
“康德在政治哲学里论述到，个人的权利或者说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同性恋者是自愿自主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妨碍他人的自由。
“性学家还告诉我们，人最熟悉自己的身体，因此同性恋的性行为快感往往比异性恋更强烈。
“进化论称，生命进化到两性繁殖才展开了生命无穷的多样性。因此，异性‘恋’是生命界物种繁衍的根本策略，同性恋现象在除人类之外的生物界极为罕见。”
……
两位教授从诸多学科切入，解析了同性恋，洋洋洒洒，各种立论都有理有据，但就是不肯做出同性恋是好还是坏的判断来。
好生纠结了得！
然而，我却在沮丧中突然省悟：如果说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改革所内含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要求消除文化歧视的政治诉求的话，那么，斯坦福两位教授在讲述同性恋时的多元判断却与讲述者的利害无关，而是当代越来越多的多学科所导致的思考混沌之必然。不仅是同性恋问题，当下在论述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可以从多种学科切入得出种种学理充足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却又相互抵牾，无法做出传统的好还是坏、真善美还是假丑恶的二值论断。
这年头如果有人发表见解时，语调是那么斩钉截铁，感觉是掌握着无可争辩的真理，“文胆儿”特大，那么，没有别的解释，因为他知道得不多。
妙哉！区别于人之初的地理隔离式的多元，如今是多学科孕育的“科学多元”。我当然礼赞多元，多元是对现代人精神的彻底松绑。幸运的现代人从里到外**漾着“解放的快感”：个人空前自在了，审美空前丰盛了，创造力空前爆发了……
然而，当我又一次去了美国，这种“多元快感”却受到了负方向的巨大撞击，快感变成了不快感。
一位美国朋友带我游旧金山金门大桥时告诉我，这里是著名的自杀者“一跳自了”的大桥。在桥栏没有装上高防护网之前，每周都会有多个美国公民从这里以一跳画上人生的长长的惊叹号。不言而喻的常理是，跳下去的人是那些活不下去的底层穷人。然而统计数字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从金门大桥跳下去的人，其比例最高的是主流社会的白人男人（），而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及黑人妇女却比例最小。
接着这位朋友带我到她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游览。在那里她指着一座钟楼告诉我，这是该校有名的自杀钟楼。那么，跳下来的起码是考上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有着锦绣前程的天之骄子。
我不无好奇地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淡淡地丢了一个全称判断给我：现在这个世界，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
接着来了个振聋发聩：这全是多元价值多元文化作的孽！
她还套用并改装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在这多元的时代，任何一件最混账的事，如果找不到一百条最有学术性说服力的理由为它辩解的话，那就不算是“多元人”！
是吗？我又堕入五里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