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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明星出现在生活中，人们常在事后感慨他们的形象远没有印象中高大，这就是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误差。“失势”的君主也会面临同样的境况（借用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二世》中的表述）。逊位的君主，褪去光环，坠落人间。他们的生活逐渐流于单调乏味，陷入日复一日的凡尘琐事之中。一段时期内，他们或许可以依靠残存的威望维持生计，如果足够幸运，还能享受皇宫的余荫。然而一旦皇室头衔遭到褫夺，大部分君主只能沦为无人问津的“空洞符号”，他们扮演的“角色”，已经迎来谢幕时刻。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失势的理查二世就曾悲从中来，“我没有姓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理查二世》第四幕第一场）。

哈布斯堡家族的命运如出一辙。上千人对这个姓氏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些纯属捏造），在最近一次调查中，大约有100人声称自己拥有大公头衔。光鲜的头衔依然是贵族圈子的敲门砖，得益于此，大部分大公都经营着一段“社会联姻”。银行业、农业和艺术品交易行业都是备受他们青睐的职业。其他哈布斯堡成员中也不乏令人厌烦的“时尚女孩”，访谈节目主持人以及身份可疑的商人。还有一些人应邀出任“巡回大使”，通常代表那些不受欢迎的政府。否则，这些前朝的遗老遗少只能沦为人们脑海中对那个失落帝国的乏味回忆。

1918年以来，哈布斯堡家族只有一位真正的名人。奥托（1912—2011）是末代君主卡尔的长子，套用一句陈词滥调，他可能是哈布斯堡家族从未拥有的最好的统治者。然而奥托的杰出之处并不在于他的哈布斯堡家族身份，而在于他对欧洲和平、天主教会以及身为欧洲议会议员所倡导的一系列事业的不懈奉献。奥托勇敢而机智。他曾以个人身份介入法国事务，拯救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还曾于1997年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访问萨拉热窝，全然不顾塞尔维亚黑帮势力的死亡威胁。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恶魔希特勒敬而远之，并谨慎地与墨索里尼保持距离。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失去谦逊的风度，声称很乐意被称作冯·哈布斯堡博士或者直呼哈布斯堡先生。但在2011年7月，当他被安葬在维也纳嘉布遣会地下室中时，墓碑上的称号是“奥地利的奥托，前奥匈帝国皇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和伊利里亚王储，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等等”（他的心脏被安葬在匈牙利帕农哈尔玛的本笃会修道院中，象征着他对奥匈二元帝国的承诺）。

奥托·冯·哈布斯堡可以流利地使用七门语言进行沟通。当一位意大利政客试图在欧洲议会上使用蹩脚的拉丁语阐述观点时，奥托立刻用拉丁语进行了无懈可击的回应。毫不奇怪，作为一名“欧洲人”，他认为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是和平最好的保障。1989年后，他投身于帮助苏联卫星国加入欧盟的工作。而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让他深知，欧洲概念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文化团结的实现和共同身份的形成。他将基督教信仰视为一种文化黏合剂，因此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他还意识到世俗主义趋势对基督教凝聚力造成的侵蚀。

对于如何在不同的民族群体中建立一个单一政治共同体，奥托从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20世纪的多民族国家现状不容乐观。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南斯拉夫，身份认同意识淡薄，人们对建立持久的政治工程缺乏使命感。在21世纪，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和欧盟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曾经困扰哈布斯堡帝国的焦虑将在它们的未来如影随形。然而，正如皇储鲁道夫在1889年去世前所说，“奥地利是建立在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之上的统一政权……这一理念对世界文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外交角度来看，当前这一理念的执行情况远未达到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理念本身存在错误”。

哈布斯堡帝国在1918年土崩瓦解，而一直以来，哈布斯堡的理念源远流长，超越了领土和政治的范畴。它的核心是在查理曼和历代斯陶芬的传承下获得新生的罗马和罗马帝国遗产，第一代哈布斯堡统治者就自诩为他们的继承者。神圣罗马帝国就是这一理念的现实体现，成为哈布斯堡家族觊觎至高皇权的象征。奥地利同样披着巴本贝格家族的外衣塑造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神话。在近700年的时间里，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而贯穿始终的是对天主教信仰的服务以及领导反抗异端和土耳其人的斗争。此外，哈布斯堡家族还象征着雄辩的国际巴洛克风格，它为人民带来启蒙和关怀，赋予国家权力、使欧洲远离革命的喧嚣、将建筑风格塑造成一种国际语言、在疆域内外追求文明教化的使命。数百年来，在炼金师的实验室中、在每一次植物探险活动中以及在博物馆的各种收藏中，哈布斯堡家族不遗余力地试图建立一个知识的帝国。他们的遗产不仅在各式建筑和众多自然历史艺术收藏中获得传承，而且化成一种融合了权力、宿命和知识的愿景，将天地精华汇聚在一项普遍的事业中，散发着人类物质精神的智慧光芒。

哈布斯堡理念提倡普遍包容性，这也意味着哈布斯堡帝国从不将身份的认同建立在单一的民族群体上。尽管沙皇统治下的罗曼诺夫王朝走上了追求俄罗斯性的道路，奥斯曼苏丹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日益呈现土耳其化的倾向，此时位于中欧的哈布斯堡帝国却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桎梏。他们化身为每一块土地和每个民族的统治者，而不是以某个团体或民族群体的主人自居。即便想要另辟蹊径，统计数据也与他们背道而驰，在哈布斯堡帝国的中欧领地上，没有一个民族占据绝对多数，因而无法为一个主流身份的产生提供适宜的土壤。种族代表了另一个问题。作为全球秩序的组成部分，纯净血统被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引入新大陆殖民地，19世纪欧洲接受的文明观念也与种族等级观念关系密切。但种族从未成为哈布斯堡的施政原则或明确的意识形态，它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种。

在前朝遗民中，几乎看不到对帝国消逝的惋惜。20世纪30年代，一个匈牙利“正统主义”政党曾试图恢复哈布斯堡的存在，最终仅在匈牙利议会中获得一个席位。两次世纪大战之间，在经济崩溃的背景下，被内战困扰的奥地利时常笼罩在“怀念哈布斯堡”的“感伤”氛围中。但这不过是对历史的虚妄追忆，在那个被理想化的永恒世界中，充斥着笨拙的官员、僵化的等级制度和毕德迈式的陈词滥调，任何场合中都有音乐和蛋糕作为点缀。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前身的各个地区，政治色彩浓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将历代哈布斯堡统治者描绘成恶毒的监狱看守，来自不同民族的人民从他们的监狱中挣脱桎梏得以重获自由。

在伴随帝国倒台而出现的众多国家中，“被解放”的民族开始宣示领导权，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构成，他们只能对少数民族实行恫吓政策。清算的时刻很快到来。失去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庇护，内部四分五裂的民族国家很快沦为周围新生大国的猎物——纳粹德国和苏联。它们的边界再次被重新划定，人们愕然发现脚下的土地不再是自己的家园，运牛的卡车随时准备将他们运往新的“故乡”。然而，受害者同时也是同谋者。没有当地警察和民兵的纵容，中欧的犹太人大屠杀就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政权同样建立在一张告密者编织的大网中。在曾经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国家中，只有奥地利坚持民主特色，在两大对立阵营中保持中立。在所有其他地区，铁幕政治降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尘归尘，土归土。

回望1990年，奥托·冯·哈布斯堡曾一度几乎被推选担任新民主匈牙利总统。资深历史学家和杰出政治家多莫科斯·科沙里对祖国的前途深感痛惜。“我们还可以做得更糟。”他感叹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匈牙利的公共生活已经退化成为猪槽政治，政权落入一批新兴千万富翁的操纵中，他们侵吞国有企业和国际援助，纵容家人朋友参与分赃，甚至时常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在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前身的匈牙利邻国中，明显出现了似曾相识的政治腐败模式。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这确凿无疑地表明，私有势力已经在许多中欧国家中掌控了政权。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媒体审查、操纵司法以及国家反犹主义和政治暴力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在长达900多年的时间里，哈布斯堡家族中不乏傻子和空想家、魔法爱好者和共济会成员、宗教狂热分子、悲天悯人的国君、科学艺术的赞助者，以及宏伟宫殿教堂的建筑者。一些哈布斯堡成员致力于和平事业，另一些则踏上了无功而返的征途。即便如此，随着中欧政治环境的不断腐化，人们很难对匈牙利历史学家的结论提出质疑——哈布斯堡统治者也无法做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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