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世界大战和解体的帝国（第1页）

第二十九章世界大战和解体的帝国

在欧洲，弗朗茨·斐迪南的死讯被视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又一场悲剧，与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储鲁道夫和茜茜公主的悲惨结局如出一辙。作为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14年7月12日出版的《小巴黎人报》，在封面刊登了一幅弗朗茨·约瑟夫的彩色图片，皇帝双手抱头，死于非命的哈布斯堡成员幽灵般飘浮在他上方。插图配文为“老皇帝的悲剧：一个被命运抛弃的人”，再现了16年前弗朗茨·约瑟夫获知妻子被刺身亡时的原话。英国《时代周刊》的评论似曾相识：“人们不禁想起尊敬的皇帝，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凡人无法想象的生离死别。”

假使弗朗茨·约瑟夫在谋杀发生后，立刻对塞尔维亚发动复仇之战，即便无法获得一致支持，他或许仍可以赢得欧洲列强的广泛理解，甚至包括俄国在内（彼时，俄国外交大臣无暇顾及塞尔维亚入侵）。正如罗马尼亚首相扬·布拉蒂亚努向弗朗茨·约瑟夫解释的那样，“他本可以赢得整个欧洲的同情”。然而，弗朗茨·约瑟夫却坐失良机。时值夏收农忙，部队大多整装待发，准备投入繁忙的大丰收，奥匈帝国显然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面对俄国可能介入塞尔维亚事务的现实，弗朗茨·约瑟夫还希望确保他的德国盟友能够遵守双方1879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和哈布斯堡总参谋部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互致圣诞贺卡。但德皇威廉二世郑重承诺支持弗朗茨·约瑟夫，尽管他已经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多线作战的全面战争。7月6日，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收到的承诺称，皇帝陛下“请阁下放心，他将忠诚地站在奥匈帝国身后，不仅出于盟友应尽的义务，也是万古长青的友谊使然”。在为弗朗茨·约瑟夫开出一张“无条件支持”的“空头支票”后，威廉二世离开柏林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开始了自己一年一度的游艇之旅。皮球被踢还维也纳，然而此时部队仍在田间挥汗如雨。

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朗茨·约瑟夫不仅失去了舆论主导权，而且导致哈布斯堡战争目标的不断升级，使奥匈帝国看上去像是一个侵略者。外交部的巴尔干问题专家不再呼吁进行一场惩罚性战争，转而开始讨论将塞尔维亚从地图上彻底抹去，毫不顾忌可能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事实上，他们渴望战争，并相信犹豫不决会让奥匈帝国的敌人们占据优势。外交部的好战分子憧憬着一场社会达尔文式的战争，在无法避免的霸权争夺战中，软弱将受到惩罚，他们盼望随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哈布斯堡帝国的命运将迎来全面复苏。失去了弗朗茨·斐迪南的关键制约，参谋总长康拉德·冯·霍岑多夫重新开始战争叫嚣，全然不顾俄国参战的可能。他信心十足地报告称，哈布斯堡军队可以在数日内击溃塞尔维亚，随后他们就能掉转枪口，粉碎一切俄国攻势。

几乎整个7月，弗朗茨·约瑟夫都待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小镇巴德伊舍。他在这里接收来自维也纳的电报和报告，并未出席制定政策的皇家议会。起初，匈牙利首相伊斯特万·蒂萨主张保持克制，但他很快就转变立场，认为一个好战的塞尔维亚同样会对匈牙利的领土完整带来威胁。外交大臣伯克托尔德立场强硬，唯恐在同僚面前显露软弱的迹象。弗朗茨·约瑟夫支持伯克托尔德的方案，主张向塞尔维亚政府发出一份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并以此作为奥匈帝国开战的借口。即便如此，维也纳的政策依旧着眼于“发动一场小规模战争”，在有限的战场上展开行动。

7月23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向塞尔维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其中一条要求由奥地利警察主导大公遇刺案件的调查行动。这种对塞尔维亚主权的公然挑衅，必然遭到政府的拒绝，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称，这不啻“一封国际外交史上最触目惊心的公函”。俄国外交大臣则更加直白，“这就是战争”。两天后，塞尔维亚政府拒绝了最后通牒。数小时后，奥匈帝国使馆人员撤离贝尔格莱德，登上前往布达佩斯的火车。凌晨3时，刚刚驶入匈牙利边境的火车就被激动的人群拦住，大使不得不发表了一场即兴演说。在沿途各站，火车都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五天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弗朗茨·约瑟夫坐在巴德伊舍的办公桌前，签署了改变世界的命令，他自言自语道，“我别无选择”。翌日，他发布公告，向“我的子民”解释自己的决定。“让我们开始战斗，”他说道，“为了实现祖国的伟大、荣誉和强盛。”他私下告诉康拉德：“如果在劫难逃，那就让我们从容赴难。”结果不幸一语成谶。俄国是塞尔维亚的坚定盟友，德国兑现了给奥匈帝国的空头支票，英法与俄国结盟。短短一周时间，欧洲大陆已经战云密布。

包含了15种语言的海报揭开了哈布斯堡帝国武装动员的序幕。从一开始，这场战争的结果就不仅取决于如何将150万人运抵前线的后勤工作，更在于如何充分调动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士气。哈布斯堡陆军的军官集团中，或许充满超越民族隔阂的“帝国爱国主义”狂热，但下层官兵却不像他们一样士气高涨。因此只能寄希望于煽动民族情感。受到蛊惑的应征新兵，聚集在自己的民族旗帜下，准备与本民族的传统敌人决一死战——波兰人对俄罗斯人、克罗地亚人对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对所有斯拉夫人，诸如此类。挑动民族主义情绪的策略初见成效，一些评论家惊诧地发现，“狂热的民众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在这样的情绪中，为即将踏上前线的部队饯行。

狭隘的民族仇恨取代了理智的爱国热情，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哈布斯堡军队时常陷入失控的状态，他们经常屠杀平民，焚毁村落。在接到部队被村民伏击的报告后，1914年9月发布的一条特殊命令中这样写道，“揪出市长、牧师、助理牧师和其他村民，特别是犹太人，将他们就地枪决。然后，烧毁村庄，推倒教堂尖塔”。这道军令显示，军官集团对反犹主义的敌意（哈布斯堡军队中17%的军官是犹太人）也开始动摇瓦解。

绝望孕育着疯狂。哈布斯堡军队装备低劣，缺乏训练：1914年之前，每20个成年男性中只有一人接受过军事训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敷衍了事。向前线运送士兵的军列行驶速度甚至比自行车还慢；补给无法得到保证，以至于士兵不得不用罐头盖代替铁锹。这些情况可以被归咎于财政困难。因为战前，政府只能通过削减军费开支勉强维持预算平衡。而将军的指挥能力同样令人担忧。1914年8月，当动员进行到一半时，康拉德改变了他的作战计划，导致整支部队被困在塞尔维亚，而不是原计划中的对俄作战前线。在8月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役中，已经在战前演习中被证明失败的作战计划依然得到贯彻执行。

与西线的僵持不同，东线的战事瞬息万变，哈布斯堡军队被部署在一条长达1000千米（600英里）的战线上。开战初期，俄国人快速推进，在加利西亚的克拉科夫不到一天的行军中，就击溃了哈布斯堡的半数正规军——导致他们只能依靠仓促训练的新兵作战。1915年5月，意大利宣战的消息迫使哈布斯堡将部队向阿尔卑斯地区部署；1916年夏天，俄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促使罗马尼亚加入了反对哈布斯堡的阵营。为了与俄国人周旋，哈布斯堡军队迫切需要德国人的支援，德军不得不从对法国凡尔登要塞的围攻战中抽调兵力，赶来支援自己的盟友。哈布斯堡帝国就此成为德国人的军事附庸，部队战略指挥权也在1916年的夏天落入德皇威廉二世手中。

哈布斯堡军队逐渐稳住了阵脚。征兵工作为部队输送了300万兵源，就连享有医疗豁免权的病号也被强征入伍，这些士兵拥有特殊的建制名称，比如，匈牙利“肠道疾病营”。陆军各师配备了相应的运输专列和野战炮兵连，并装备了斯柯达在波希米亚比尔森生产的“大贝尔塔”超重型榴弹炮。1915年，一支炮兵部队和3000名士兵被派往耶路撒冷支援奥斯曼军队，这支部队主要由匈牙利人组成，随军到达耶路撒冷的还有一支吉卜赛乐队。奥匈帝国科学家与斐迪南·保时捷[1]在奥地利戴姆勒，共同设计出六缸航空发动机和四轮驱动装甲车，还生产出第一架作战直升机。1915年，捷克密码员只用3天就完成了对俄军新密码的破译。

在德国人的支持下，哈布斯堡陆军开始不断地迎来军事胜利。1915—1916年，陷入溃败的塞尔维亚陆军，放弃了巴尔干大陆，撤往希腊爱奥尼亚群岛。1917年12月，败局已定的罗马尼亚人被迫求和，与此同时，俄国也正在十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走向崩溃。意大利前线战局日益明朗，威尼斯落入了哈布斯堡的军事控制。部署在意大利前线的奥地利军队，有足够的信心同情他们的敌人，甚至拒绝在机枪掩护下向前推进，恳求他们返回自己的防空掩体。1917年11月，哈布斯堡外交大臣在报告中称，“这场战争胜局已定”。

然而政客们忽略了国内战场的情况。军队的需求、协约国封锁，以及大片加利西亚的天然粮仓被俄国占领，使粮食供应陷入严重短缺。以散兵游勇为主的准军事组织游**在农村地区，交通运输和农业生产进一步受到干扰。1915年，面粉和面包首先实行配给制；次年，蔗糖、牛奶和咖啡紧随其后，最后就连土豆也开始供不应求。1918年，每周土豆定量仅有0。5千克（1磅）。即便实行了配给制，无粮可买和无钱买粮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每逢周末，工人们便成群结队涌入农村，四处寻觅食物，在土豆田里反复翻挖。为了保证自己辖区的物资供应，市长们纷纷截停开往大城市的补给专列，强行卸下车上的货物。1917—1918年冬季爆发的煤炭短缺，导致大量剧场、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关门停业，因为它们无法保证正常供暖。

为了凝聚民心，电影院（开放时）反复播放振奋人心的内容，包括欢快的军队、繁忙的工厂和轻松的街景。审查官禁止影片中出现战斗或伤亡的场景，他们还对从法国引进的故事片进行“清洗”，从而掩盖影片来源。战前，维也纳电影产业几乎全部由土星电影公司制作的色情片垄断（今天看来只是些滑稽色情表演）。随着战争的推进，萨沙电影公司占领了市场，主要制作音乐剧、每周新闻简报和喜剧电影。1916年的电影《战火中的维也纳》堪称一部喜剧经典，它将对社会的讽刺融入一段荒诞的插曲，借助两个醉汉的视角对城市展开解读。

为了鼓舞士气，1916年政府和军方共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战争博览会。在维也纳布拉特公园的数百平方米场地上，分布着用于本次展览的50个展厅和展馆。展品中包括露天战壕工事、1座野战医院，以及1个战利品大厅，展示了缴获的敌军火炮和飞机。展览地址选择了这座年代久远的主题公园，目的就是寓教于乐。因此，现场还设有剧场、影院、数家餐馆和纪念品售卖亭，其中就包括战俘制作的手工艺品。

战争博览会淡化了战场的残酷。巨大的榴弹炮和移动桥梁，像“男孩的玩具”一样公开进行展览。敌人的形象被他们使用的武器、投降的画面，以及“妙趣横生的俄国各族士兵模型”所取代。展柜和玻璃展台中陈列着标准的前线给养，包括战马每天的饲料配额、最先进的无线电报机，以及战场艺术家的作品和X光机等。有一整座建筑专门用来展示战场修复学的成果，幸存的残疾士兵向观众展示他们在木工、乐器演奏和打字上取得的成就。展览现场还专门布置了阵亡将士公墓，以表达对为国捐躯者的缅怀。悲伤的亲人欣慰地看到，他们的挚爱安息在精心维护的烈士公墓。

这场战争博览会由皇帝的女婿，弗朗茨·萨尔瓦多大公在1916年7月举办。1890年，大公与弗朗茨·约瑟夫最小的女儿玛丽亚·瓦莱丽成婚，她和母亲茜茜公主简直一模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茨·约瑟夫坚持在婚后剥夺她的皇室头衔，因为弗朗茨·萨尔瓦多不是皇室出身。展览首日，就有2万人到场参观，接下来的5个月内，参观总人数猛增至近百万。战争博览会大获成功，以至于不得不在冬季闭幕后，于第二年重新举行。正如一位记者随后所说，“在这场战争博览会中，对战争细节的审视使人们忽略了它的残酷本性”。他评论道，参观者们就像电影院中的观众，他们的“思绪被瞬间从现实世界中抽离”。

琳琅满目的博览会目录，无法掩盖战时贫乏的日常生活。这本目录共有300页，商品价格由于赞助商而价格低廉，各公司争相展示它们如何改进生产以服务于国家。一些广告承诺提供用木底和铁钉制作的鞋子，因为皮革和铁都是战时稀缺资源。与此同时，在帝国无花果烟草厂的宣传中，称自己的代用咖啡具有“比咖啡豆更优质”的特点。1918年，战争博览会没有再次举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规模更小的代用商品博览会。在浓厚的说教氛围中，它不厌其烦地指导维也纳市民如何使用硬质板鞋、代用鸡蛋，以及合成油来共克时艰。面对布料的短缺，实业家们甚至评估了使用荨麻生产制服的可能性，以及在军队中引入女装衬衫可能节省的开支。

伴随着1914年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紧急权力开始生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财产和隐私权，等等），劳工被征召进入工厂，帝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军管状态。1915年中，内莱塔尼亚全境开始实行戒严，上、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除外。军事法庭经常无视程序，手段蛮横地伸张正义，斯拉夫少数民族成为这种偏见的最大受害者。共有约300万人遭到军事法庭起诉，其中大部分人罪行轻微，不过是由于偶尔出现的口误。1914年8月，一伙施蒂利亚的斯洛文尼亚人遭到逮捕，罪名是两年前曾向卡尼奥拉的卢布尔雅那的红十字基金捐款。戒严法通常以“紧急状态法”为准绳，该法强调快速结案，判决结果只有两个：无罪释放或执行死刑。

军方进一步控制了重工业，任命“军方代表”监督生产活动。事实上，在战争期间，武器和车辆的产量都有了显著提高——机关枪产量从1915年的4000挺增加到1917年的1。5万挺；火车头从300个增加到400个，诸如此类。但增长速度依然无法与对手相提并论。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来自德国银行的贷款、黄金和外汇储备被用来进口钢铁和煤炭，而不是进行食物采购。1915年实施的谷物国家专营，以及任命“军需总长”协调食品供给的措施收效甚微。警方舆情报告显示，早在1916年，人们从午夜时分就开始聚集在食品商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报告指出，人们对战争的胜负早已失去兴趣，只是盼望着结局尽快到来。

1918年，省执政官开始截留食物补给，发放给本省民众。即便如此，入秋时节，各地粮食储备几乎全部告罄。饥饿、配给和盼望食物的长队，开始演变为罢工和面包暴动。1918年1月，70万工人放下工具，进行了为期10天的罢工，同时上万名工人开始加入煽动集会。1918年春，克拉科夫爆**乱，犹太人的商铺遭到洗劫，争抢食物的战斗在街巷中蔓延。鉴于军政府对司法和经济的掌控，政府和行政机关因物资短缺而备受指责。当首相在1916年秋天遇刺时，警方报告称，社会对此漠不关心，很少有人悬挂黑旗致哀。弗朗茨·约瑟夫本人在11月驾崩的消息引发了哀悼活动，黑旗数量有所增多，但除此之外，据称维也纳的大街小巷“一切如常”。历史学家兼政客约瑟夫·雷德利希在日记中写道：“整座城市被笼罩在深重的倦怠中，既没有对先皇驾崩的悲伤，也没有对新皇登基的喜悦。”一个无力维持民生的政府，很快便会失去民心，进而丧失合法地位。

1918年11月，在奥匈帝国招募的800万士兵中，100万人已经阵亡。另有近200万人负伤，400万人因病接受治疗，约150万人沦为战俘，而奥匈帝国的人口总数不过3000万。在遭受了严重减员后，哈布斯堡军队的主力尽管未必忠心耿耿，但至少依然纪律严明。1918年11月初，意大利陆军接收缴械投降的40万哈布斯堡部队时，在其中发现了超过8万名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6万名南斯拉夫士兵（多为克罗地亚人）、2。5万名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甚至还有6000名来自伊斯特里亚和蒂罗尔的意大利士兵。作为最后的讽刺，尽管哈布斯堡帝国正在分解为不同的民族国家，但它的军队依然延续着民族众多的传统特色。

最后时刻，弗朗茨·约瑟夫对他的贴身男仆说道，“明天凌晨，3点半”。即使抱病在身，86岁高龄的皇帝依然决定按时起床。弗朗茨·约瑟夫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孙卡尔。这位新皇储没有达到他伯祖父的期望。当代人语带讥讽地说道，“你以为他是一位30岁的男人，却看到一张20岁的面庞，言行举止无异于一个10岁的孩子”。尽管备受嘲讽，卡尔仍不失为一位为人正直的和平拥护者。然而，他既缺乏老皇帝在漫长岁月中沉淀的威严，也没有前任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坚韧不拔的性格。他对战争的热情看上去不温不火。据报道，在1915年春视察总参谋部时，他曾说道：“我不明白我们为何如此奋不顾身，因为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这场战争败局已定。”

历史上，每当面临军事灾难时，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习惯于割地求和，有时甚至不惜以公主为代价。为了争取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支持，西方协约国集团许诺它们分别获得哈布斯堡帝国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和蒂罗尔南部地区以及达尔马提亚的领土。这是哈布斯堡帝国能够接受的损失。如果能够换来与俄国的和平，它甚至可以忍受丧失加利西亚部分领土的结局。然而，1916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命运被牢牢地绑在滚滚向前的德意志战车上，它的大量军队也处于德国将军的指挥之下。

从1917年开始，卡尔不断向协约国派出使者试探议和的可能，并许诺（仿佛自己有权任意分配）让俄国拥有伊斯坦布尔，以及恢复法国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控制。然而他的提议一无所获，而且被媒体获知。为了安抚威廉二世，1918年4月哈布斯堡外交大臣公开宣称，卡尔无意单独议和。次月，卡尔前往位于比利时小镇斯帕的德军总部会见威廉二世。他不仅赞同德国和奥匈联军在德国领导下进行深化合作，并且坚定追随德国奉行侵略扩张的战争目的和经济政策，甚至不惜将奥匈帝国并入德国主导的关税同盟。现在到了为“空头支票”付出代价的时刻。

1917年4月，美利坚合众国参战。最初，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无意肢解哈布斯堡帝国。他在1918年1月概括的“十四点原则”中，仅仅提到了赋予奥匈帝国人民“寻求自治发展的自由机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样宣称，奥匈帝国的解体“不是我们的战争目标”。然而由于哈布斯堡帝国脱离德国的希望渺茫，协约国的立场开始日趋强硬。美国国务卿呼吁，将奥匈帝国“从欧洲地图上抹去”。1918年6月，威尔逊宣布“必须将所有斯拉夫民族从德国和奥地利的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协约国的宣传机器公开支持奥匈帝国的解体，并怂恿独立民族国家取而代之。

1917年5月，卡尔在维也纳重新召开议会，两个月后宣布实行全国大赦，释放了超过2000名政治犯。其中多数人支持对国家进行彻底重建，甚至盼望着它的灭亡。之前微不足道的声音在议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最高的呼声便是建立一个南斯拉夫人组成的国家，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沿岸领土主权的主张。1918年夏天，在流亡海外的南斯拉夫委员会声援下，建立一个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的梦想获得了协约国的支持。其次，便是未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洛马斯·马萨里克提出的，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联合建国的政治愿景。在流亡伦敦期间，马萨里克说服了英国政客，他的计划并非空中楼阁。

结局总是令人猝不及防。1918年9月，东线战场上，法军领导的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巴尔干半岛南部的马其顿防线，迫使保加利亚求和。奥匈帝国的南部门户大开，暴露在协约国军队的威胁之中，而此时的德军已经陷入人员装备短缺，无力提供支援的境地。不久前，德国人在西线发动的夏季攻势以失败告终，此时200万美军登陆法国，加入了协约国发动的反攻。10月，德军开始全面撤退。

10月初，德国政府开始与西方协约国集团展开停火谈判。为了安抚日益增长的自治要求，卡尔发表宣言，试图按照民族边界对帝国进行重建，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来自新成立的“民族委员会”的代表们在布拉格、萨格勒布和特兰西瓦尼亚控制了政权，宣布根据卡尔的宣言组建政府。月末，在一场匈牙利革命中，左翼领袖“红色伯爵”迈克尔·卡洛伊上台执政。

哈布斯堡帝国的命运已经进入倒计时。即便在奥地利领土上，一个独立的德国-奥地利国家也已宣布成立。11月11日，卡尔正式宣布辞去公职（他并没有逊位）。不久之后，一位奥地利社会党领袖卡尔·伦纳在美泉宫拜访了卡尔，一边催促一边说道：“哈布斯堡先生，出租车已经到了。”次日，帝国议会的剩余代表宣布成立共和国。根据记载，1921年卡尔曾两次试图掌握理应属于自己的匈牙利政权，但均遭到驱逐。次年，他在马德拉岛去世，就地安葬。他的心脏被取出，并送往穆里修道院——拉德波特和伊塔去世900多年后，一位哈布斯堡成员最终魂归瑞士阿尔高故里的王朝寝陵。

哈布斯堡帝国的衰落源自它依附德国的命运选择。由于无力从战争中抽身，德国的军事失败也成了它无法避免的宿命。然而，德国最终走出了战败的阴影，保加利亚，甚至元气大伤的土耳其，在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羁绊之后，也在战后迎来了新生。而哈布斯堡帝国却彻底解体，它的领土被分割成六个国家，付出了最为惨痛的代价。随着王朝凝聚力日益衰微，1918年，团结已经无以为继。身份认同的信念在民族主义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它们取代了古老的王朝，成为人民寄托希望和倾注热诚的载体。随着哈布斯堡的王朝威严摇摇欲坠，曾经凝聚了哈布斯堡各族人民的政治联盟共同体，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纽带。1918年的哈布斯堡帝国，也因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中，1918年只是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俄国则是1917年）。而对于哈布斯堡帝国而言，这一年却宣告了王朝命运的彻底终结。

[1]　保时捷创始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