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新教之殇（第1页）

第七章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新教之殇

1526年8月29日夜，摩哈赤战场（fieldofMohács）上的匈牙利军队在短短两小时内就被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彻底击溃。率领私人武装奔赴战场的近半数贵族首领，以及七位主教和大主教在此次战斗中阵亡。年轻的拉约什，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那位曾经出现在宫廷画师施特里格尔画作中的孩子，也在慌不择路的溃逃中丧命。路易之死为哈布斯堡家族名正言顺吞并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扫平了障碍，死时年仅20岁的拉约什，身后唯一的继承人正是马克西米利安年幼的孙子，奥地利的斐迪南（1503—1564）。这将是哈布斯堡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福丁布拉斯时刻”。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雅盖洛王朝废墟之上，斐迪南和他的后人们将在历史的见证下开创一个覆盖中欧大陆的庞大政权，历史学家称其为哈布斯堡帝国。

雅盖洛的拉约什与哈布斯堡家族之间连接着两条亲情的纽带。他的妹妹安妮嫁给了斐迪南，而拉约什本人则于1522年娶了斐迪南的妹妹玛丽为妻。土耳其人刚一离开匈牙利的土地，玛丽便迅速掌握了政权，战死的国王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她需要尽力稳定局势，确保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国平稳过渡给自己的哥哥。彼时，斐迪南作为查理五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摄政王，已经从皇帝手中接过了哈布斯堡中欧王国的权杖。这位施特里格尔画作中的男孩，变成了一位脾气暴躁的青年，在西班牙长大的斐迪南，酷爱穿着风靡伊比利亚半岛的黑色服饰。高耸的颧骨、消瘦的面庞以及纤长的四肢使他的外表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都被斐迪南之前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所误导，轻信了他们财政紧张的胡言乱语。为了获取外国军援，拉约什和他的父亲弗拉迪斯拉斯二世（1456—1516）向各国大使抱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库空虚，以至于无力组织有效反击来应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日益严峻的军事威胁。而当时大使报告中关于财政危机的描写便是历史学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在波希米亚，皇室所称的收入匮乏无非是指王国议会例行公事地否决统治者加征新税的情形，而国王通过控制铸币、采矿行业的丰厚利润以及征收商业通行税依然累积了巨额私人财富。匈牙利的情况则更像是一出闹剧。大部分皇家收入在进入国库前就已经被瓜分殆尽。即便在此种情况下，每年财政收入依然多达60万金弗罗林[1]或杜卡特（goldflorins），还不包括强迫贷款和各种额外收入。一位挪用公款的主教在东窗事发后居然拿出40万弗罗林巨款试图为自己脱罪。

与斐迪南大公在奥地利领地上的进项相比，拉约什不仅从匈牙利获得了丰盈的财政收入，并据此打造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先进的陆军。如果将这支匈牙利精锐之师部署在意大利，那么训练有素、协同作战的长矛兵、火绳枪兵、炮兵以及混成骑兵方阵无疑将所向披靡，横扫整个亚平宁半岛。然而在摩哈赤战役中，他们的对手变成了骁勇善战的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于自己三倍的敌人，2。5万名匈牙利精锐依然几乎毫无取胜的可能。即便如此，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的谋臣依然将匈牙利人视为一支劲敌，并盛赞他们的国王为“最伟大的异教君主”。因此，为了进攻匈牙利，苏莱曼一世集合了“两支大军”，即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大陆）的嫡系部队和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协从军。

斐迪南对富饶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垂涎已久。然而，哈布斯堡家族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皇室间的双重联姻并不足以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两个王国都拥有强大的贵族阶层，他们通过议会行使权力，制定政策并决定王位继承。波希米亚议会组织结构更为合理，它的成员由来自30多个城市的代表构成。在波希米亚，议会每年召开三至四次，自16世纪初期开始，政府就成了议会的傀儡，议会甚至可以操纵主要王室官员的任免。

与波希米亚相比，匈牙利的议会氛围堪称恐怖。议会通常每年只召开一次，由于匈牙利的所有贵族都有权参加议会，这也意味着届时会有上万人会聚议会现场，会场总是一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的景象。会场地址通常选在位于佩斯附近的拉科斯平原。在一片围栏环绕之下的露天旷野中，国王和他的官员坐在台上接受贵族们的质询，全副武装的吉卜赛人在会场四周巡逻警戒。到场的贵族们不仅时常身披甲胄，有时还会在现场设置断头台或绞刑架对变节者进行震慑。对待叛徒他们从不心慈手软。不足为奇的是，皇室官员经常被会场充斥的恐怖气氛吓得魂飞魄散，溜之大吉。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国王首先陈述自己的立场，然后听取贵族们喋喋不休的“抱怨”。接下来便是双方例行公事的讨价还价，直到达成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然而，议会争论时常无果而终，因而国家运转便经常陷入停顿的边缘。

国王拉约什在摩哈赤战场的意外殒命，将两个王国置于任人宰割的危险境地。斐迪南更加青睐波希米亚，迅速对它的王位发起攻势。与此同时，他在波希米亚的代理人以及他的妹妹，拉约什国王的遗孀，玛丽王后也都不遗余力地宣扬斐迪南与拉约什的亲属关系。中世纪的捷克地区包括多块领地。除波希米亚之外，还有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以及上、下卢萨蒂亚，而且每块领地都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法律（西里西亚领地大部分位于今天的波兰境内，卢萨蒂亚领地则分属今天的波兰和德国）。这些领主均对斐迪南通过自己的妻子，国王拉约什的妹妹行使继承权没有任何异议。波希米亚议会无疑是众多领地议会中最强大的一个，它坚持王位应该通过选举产生，并且只有议会有权提名国王人选。

除斐迪南之外，还有至少九位候选人参与争夺波希米亚王位，其中包括：众多德意志贵族、数位野心勃勃的捷克领主以及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显然，七年前神圣罗马皇位争夺的失败并未对法兰西国王的雄心壮志产生丝毫影响。波希米亚议会委员会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全面审视后，最终选择了斐迪南，面对占领匈牙利后蠢蠢欲动的土耳其人，只有斐迪南有能力阻挡他们北上的铁蹄，更为重要的是，斐迪南还慷慨地承诺替他的前任雅盖洛家族偿还拖欠贵族的私人债务。即便如此，为了确保当选，斐迪南不得不继续做出妥协，他宣布接受国王选举体制，承认波希米亚贵族的各项特权，并且确认了捷克圣杯派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

圣杯派的创始人是捷克牧师扬·胡斯，他于1415年以宗教异端的罪名被施以火刑，圣杯派是当时波希米亚信徒最多的教派，因宣扬在弥撒中实行饼酒同领而得名。圣杯派奉行在圣餐时向包括幼儿在内的信徒同时派发圣饼和圣酒的准则，这也正是他们最为批评者诟病之处，在天主教会中，圣酒是专门为神职人员保留的。圣杯派教会内部等级森严，他们的最高权力机构称为管理委员会，取代了天主教会的布拉格大主教。圣杯派一方面对教皇的权威提出质疑，同时又对他的“神学必要性”予以认可，他们依然要求本派牧师服从天主教会主教的圣诫。1433年，在巴塞尔举行的教会大会上，圣杯派的地位获得认可，然而教皇随后就将圣杯派斥为异端。由于承认波希米亚圣杯派教会的权力，斐迪南也被视为公认的宗教异端。

1527年年初，斐迪南在布拉格圣维图斯大教堂接受奥洛穆茨主教加冕（时值布拉格教区主教空缺）。他在宣誓时承诺，不仅将致力于维护天主教会的传统特权，也会保护圣杯派的利益不受侵犯。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斐迪南不仅从未对圣杯派的活动进行任何阻挠和干涉，还勉为其难地支持和保护圣杯派的异端学说和宗教礼仪，甚至默许了缅怀捷克圣徒扬·胡斯的纪念活动。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

匈牙利的王位继承没有传统惯例可循，而是由世袭继承权和议会选举之间微妙的政治平衡所决定。拉约什死后仅仅三个月，约翰·佐波尧（JohnZápolya）就在议会中当选国王。作为特兰西瓦尼亚的长官或总督，佐波尧统治着这个位于匈牙利王国最东端的行省。尽管佐波尧全身上下没有一丝皇室血脉，但他在匈牙利贵族阶层中的号召力却无人能及。在位于首都布达西南部的小城赛克什白堡，佐波尧接受了尼特拉主教的加冕。主教为他戴上了圣史蒂芬皇冠。皇冠的名称取自11世纪第一位匈牙利基督教国王斯蒂芬，是一件制作精美的艺术珍品，它由两顶冠冕以及顶部的十字架组合而成。一言以蔽之，只有戴上这顶皇冠的统治者，才能成为匈牙利人心中真正的国王。

作为已故拉约什国王的妹夫，斐迪南趾高气扬地向匈牙利进军，剑指皇位，一路上他慷慨地施舍着金钱与爵位，刚刚当选的国王约翰·佐波尧不得不向东逃窜。议会被迫重新召开，斐迪南当选国王。就在佐波尧加冕礼后的仅仅一个月时间，斐迪南也登上了王位——头戴同一顶皇冠，在同样的城市，接受同一位主教加冕。无独有偶，克罗地亚王国（位于今天亚德里亚海岸的达尔马提亚北部地区）的贵族议会也推选斐迪南为自己的国王，他们早在12世纪就已经加入了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贵族无条件承认斐迪南对克罗地亚王位的继承权，并保证其子孙后代享有同样特权。在近乎卑躬屈膝的姿态下，克罗地亚议会承诺不再自行选举国王，从此接受哈布斯堡家族指派的任何国王人选。

一山不容二虎，两位相继加冕的国王剑拔弩张，匈牙利在圣斯蒂芬皇冠的注视下卷入了内战的旋涡。面对斐迪南的优势兵力，约翰·佐波尧无奈中选择与奥斯曼土耳其媾和，沦为土耳其苏丹的马前卒。冥冥之中，摩哈赤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早已为此刻匈牙利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土耳其苏丹打着增援佐波尧的旗号，向斐迪南的领土大举进攻，并于同年使维也纳陷入重围；三方势力陷入鏖战，一边是躁动不安的佐波尧-土耳其联军，另一边则是以守待攻的斐迪南。1540年，佐波尧去世，生前他曾试图私下与斐迪南达成停战协议，次年土耳其人就占领并控制了匈牙利王国中部的大片领土。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土耳其人特意运来神圣的伊斯兰托钵僧尸体，并将其保存在匈牙利领土上的圣祠中。

至此，匈牙利王国一分为三——东部以特兰西瓦尼亚为主体的领地归属于佐波尧的儿子，年幼的亚诺什·齐格蒙特（JohnⅡSigismund，1540—1571），他拥有独立的议会和法律；南起亚德里亚海岸一直延伸至东北部的一块新月形领地则处于斐迪南统治之下；广阔的中部大陆走廊地带则牢牢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原首都布达则成了土耳其帕夏或执政官的驻地，城中的马蒂亚斯大教堂被改建成一座清真寺，其标志性的基督教尖塔也被典型的清真寺穹拱所替代。从此，土耳其人开始了对匈牙利中部领土长达140多年的统治。

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的浪潮开始席卷中欧大陆，进一步加剧了政局动**与宗教分裂。在波希米亚的大地上，路德宗的激进思想为圣杯派注入新的活力，在其宣扬温和改革的羽翼下孵化出了一批更为激进的教派——重浸派，大肆宣扬成人洗礼，鼓吹社会改革；魔鬼派，终日沉浸在歇斯底里的宗教狂欢中；亚当派，主张像伊甸园中的亚当一样返璞归真，恢复**和**的风俗；一位论派，对耶稣基督伟大的神性公开提出质疑和否定，凡此种种。在匈牙利王国，与此同时，路德宗的影响已经开始深入皇室内部。早在摩哈赤战役前，玛丽王后对新教徒的公开同情就已经引起了教皇大使的警觉，并为自己赢得了“路德母狮”的绰号，而路易国王的重要谋臣，勃兰登堡的乔治，更是不顾宫廷政务繁忙，毅然抽身前往自己西里西亚的领地传播改革派教义。

路德新教在以德意志人口为主的领地上蓬勃发展——在匈牙利王国的主要城市中，德意志人构成了新兴商业阶层，在特兰西瓦尼亚，传说早在12世纪，德意志人就在魔笛手的指引下，以商人和农民的身份在此定居。然而，16世纪30年代后期，由约翰·加尔文开创的改革教派以其深邃的教义迅速征服了广大的匈牙利乡村地区。加尔文宗宣扬的天意宿命论无形中疏解了匈牙利人内心深处由祖国遭受土耳其人和哈布斯堡家族轮番**带来的隐痛。加尔文教牧师将历经磨难的匈牙利人比作在《圣经·旧约》中同样饱经风霜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同样是上帝的选民。在严厉而“慈爱”的贵族和城市精英阶层呵护下，加尔文教派与一位论派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光中，克鲁日雄伟的圣米歇尔大教堂见证了一位论派虔诚的宗教信仰。

与天主教和路德宗不同的是，加尔文主义和一位论派否认圣餐活动中分发的圣饼、圣酒是耶稣基督的分身，这也注定了他们被迫害的命运。面对压迫，新教思想依然在各地地主的暗中保护下迅速传播，在位于王国东部的特兰西瓦尼亚，议会甚至赋予了加尔文主义和一位论派官方宗教的地位。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地区，则没有实行任何宗教信仰管控措施。1548年，位于布达城的土耳其帕夏直截了当地宣布，“所有匈牙利以及斯拉夫人聆听上帝教诲的权利和自由应得到充分保护”。到了世纪之交，匈牙利三方割据的国土上超过四分之三的教区已经控制在新教势力手中。

1527年，面对异端邪教的疯狂传播，斐迪南宣布在自己的所有领地和王国中严格执行沃尔姆斯议会颁发的路德禁令，违者一律处死。然而此刻的奥地利已经被路德教势力占领。次年进行的教区和宗教机构大普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位于维也纳中心的苏格兰修道院（由爱尔兰修士建造）中仅剩下七名僧侣，而大学中的学生数目已降至可怜的30名。据当时的报道，修女们纷纷还俗，放浪形骸，或四处游**，或嫁为人妇。在施蒂利亚的阿德蒙特，修女们不仅私藏新教书籍，还大肆侵占修院财物。

面对此情此景，斐迪南或许确实如他所说，痛心疾首并“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哀叹骇人听闻的罪孽恶行和分崩离析的神圣天主教信仰”，却无力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16世纪30年代，新教势力分别占据了上、下奥地利议会的多数席位。在斐迪南统治末期，各行省贵族阶层可以轻易募集多达数百万杜卡特税款。倘若斐迪南对路德教下手，他将挑起一场自己注定失败的内战，甚至失去与土耳其人作战所需的军费来源。此外，大量贵族及其他阶层改信新教导致斐迪南的行政机构和皇宫中天主教人员匮乏。斐迪南不得不依靠新教徒维持政府运作，甚至允许新教徒加入他的私人委员会。最为尴尬的是，斐迪南主管宗教政策的主要谋臣，居然是一位已婚的新教牧师。

匈牙利的情况如出一辙，在那里斐迪南依靠新教谋臣和政治掮客维系自己的统治。他的重要盟友，1554年担任首相的托马斯·纳达斯迪，通过自己位于匈牙利西部城市萨尔瓦尔的出版社大肆发行新教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首版匈牙利语版《圣经·新约》。在波希米亚，更为极端的胡斯教徒与捷克兄弟会暗中勾结，他们奉行的教义介于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之间（同时带有和平主义倾向），其活动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迫害。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斐迪南依然竭尽所能地维护着天主教的政治特权。1541年，布拉格皇家档案馆发生火灾，大量贵族契约与文件被焚毁，斐迪南随后公开表示支持天主教同情者的各项权利，同时，他还否定了之前授予新教徒的种种特权。1547年，布拉格爆发了起义，起义很快就被镇压，斐迪南则借镇压新教叛军之机对天主教贵族阶层百般讨好。

斐迪南统治时期采用的宽松宗教政策并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相信天主教会与新教势力之间存在着宗教共识，因而就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斐迪南秉承了伊拉斯谟的观点，即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谈判在敌对宗教派别间达成妥协。因此，斐迪南努力避免制造对抗局面，试图说服教皇接受神职人员婚嫁和饼酒同领的宗教理念，从而达到与新教徒妥协的目的。他为天主教会开出的条件同样温和而慷慨——恢复布拉格主教辖区，成立布拉格天主教克莱门特学院以抗衡圣杯派的查理大学，为新天主教传教会耶稣会提供资助，为饱受争议的维也纳主教辖区选派德高望重的主教人选。

斐迪南广袤的领地横跨整个中欧大陆。此外，他还代表自己的兄弟查理五世摄政神圣罗马帝国，并最终于1558年继承皇位。鉴于自己的长期缺席，斐迪南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执政权委托给了摄政议会。摄政议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受理低等法院的上诉以及处理各种请愿活动。因此，枢密院就成了负责统筹协调政务运行的唯一部门。成立于1527年的枢密院由不超过12个谋臣组成，他们整日跟随斐迪南东奔西走各处巡视。

纷繁复杂的政治派别和盘根错节的利益瓜葛阻碍了政府机构的协调运转。成立于1527年的帝国国库负责管理国王在奥地利领地上的私人财产，并定期过问财政税收的分配工作。事实上，帝国的大部分收入或是直接进入位于因斯布鲁克的不同国库部门，或是被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国库直接截留。匈牙利国库则是匈牙利王国唯一具有行政职能的政府机构，同时承担着大部分政府职责。帝国战时议会成立于1556年，负责为给土耳其接壤的边境地区提供后勤保障以及制定军事战略，同时它在奥地利领土上的权威也受到其他同类军事议会的掣肘。为了节省时间，斐迪南曾提议将所有中欧领地的议会集中召开，但遭到各领地贵族的一致阻挠。

斐迪南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统一的行政体系，同样无果而终的还有他那让帝国沐浴在天主教荣光中的宗教构想。他广袤无垠的领土和王国被势力强大的贵族阶层、横加干涉的议会势力和气焰嚣张的新教徒牢牢把控着，斐迪南不得不采取避其锋芒的迂回战略，忍辱负重，艰难前进，甚至一再纵容路德教势力的步步紧逼并承诺保护圣杯派异端的宗教特权。斐迪南为后代留下了一个名存实亡的行政体系和尾大不掉的诸侯集团。哈布斯堡帝国千疮百孔的身躯，在积弊已久的旧制度下勉力维持，缓缓迈向四分五裂的崩溃边缘。

[1]　中世纪晚期流通于欧洲的一种货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