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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大概怕人看见，走得很快。我跟在她后面，走进教堂斜对面的大门。登上一座残破的石梯，到四楼有一扇小门，要弯了腰方能进得去。门上的拉手是用锈铁丝绞成的，少女用力拉了一下，里面有个老太婆嘎声问道：“谁呀？”还没等少女说完“爱丽丝回来了”这句话，门就吱一下打开了。那老太婆头发已经半白，长相不算凶恶，额上刻下了贫苦辛酸的印记，身上穿一件旧绒衣，脚上是双脏拖鞋。爱丽丝向我点了点头，径自走进屋里。老太婆好像迫不及待似的使劲关上了门。
我茫然站在门外，无意中借着煤油灯光往门上看了一眼。上面用漆写着“艾伦斯特·魏盖尔特”，下面是“裁缝”二字。这大概就是少女亡父的名字了。我听见屋内似有争吵之声，过了一会儿又沉静下来，门又打开了。那个老太婆走了出来，为方才的失礼，向我再三道歉，并把我让进屋里。一进门就是厨房，右面有一扇低矮的窗户，上面挂着洗得雪白的麻布窗帘。左边是一个简陋的砖砌炉灶。正面一间房，门半开着，屋里摆着一张蒙着白布的床。**躺的想必是那个死者了。老太婆打开炉灶旁边的一扇门，把我让了进去。这是一间朝街的顶楼，没有天花板。梁木从屋顶斜着伸向窗子，棚顶糊着纸。在矮得抬不起头的地方放了一张床。屋子中央有张桌子，桌面铺着好看的台布，摆了一两本书和相册，瓷瓶里插着一束名贵的鲜花，和这间屋子不大相称。少女娇羞地站在桌旁。
她长得十分清丽。乳白色的脸蛋在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红。手脚纤细，身材袅娜，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老太婆走出屋后，少女这才开口，语调带着土音：
“我把您带到这里来，请您谅解我的苦衷。您一定是个好人，请别见怪。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本想去求肖姆贝尔希，您也许不认识他。他是维克多利亚剧院的老板，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不料他竟乘人之危，对我不怀好意。请您来救救我吧!哪怕我不吃饭，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要不然，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说话间，她已是泪眼模糊，浑身发颤。她抬眼看我时，十分迷人，令人不忍心拒绝她的要求。她这眼波，不知是有意的做作呢，抑或是天然的风韵。
我口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说：“先用这个救一下急吧。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找太田取钱就行。”
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我告辞时伸出手去，她捧着吻我的手，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
噢，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事后，少女亲自到我寓所来表示谢意。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右有叔本华的著作，左是席勒的作品，现在又插上一枝名贵的鲜花。从这时起，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
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此处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说我经常出入剧院，结交舞女。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对我甚为不满，一听此说，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倘若羁留不走，将不予任何资助。我要求宽限一周，容我考虑。我这时正心烦意乱，又接到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一封是母亲的绝笔信；另一封是亲戚写来的，报告我挚爱的母亲过世的情形。母亲信中的内容，不忍复述，更且热泪涔涔，使我无法下笔。
直到此时，我与爱丽丝的交往，比别人想象的要清白得多。因为家境清寒，她未能受到充分的教育，十五岁时便被招去跟随舞师学艺，从事这个低贱的职业。满师之后，她就在维克多利亚剧院演出，现在已是剧院里排名第二的舞星。然而，正如诗人哈克廉德尔所说，舞蹈演员好比“当代的奴隶”，身世是很凄惨的。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酬，白天要练功，晚上要登台。走进化妆室，虽然浓妆艳抹，华饰盛服，一出剧院，却常是衣食不周，至于那些要赡养父母的，更有说不尽的艰辛。所以，据说她们当中，不少人不得不沦落到兼操贱业的地步。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一方面固然由于她为人本分，同时也因为有刚强的父亲多方呵护。她自幼喜欢读书，但所看的书都是从租书铺租来的庸俗小说。我们相识以后，我借书给她看，她渐渐体会到读书的趣味，纠正错误的语音，没过多久，给我的信里，错字也减少了。说起来，我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当她听说我突然被撤职，不觉大惊失色。但我没有告诉她，这事与她不无关系。她要我瞒着她母亲，怕她母亲知道我没有官费后，会疏远怠慢我。
唉，有些细节就不必在这里说了。就在这时，我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烈起来，终于变得难舍难分。尽管有人不理解我，甚至责备我，不该在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做下这种事。然而，我同爱丽丝相见之初，对她的爱就很深。现在，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又因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几缕秀发拂在脸颊上，是那么妩媚动人，深深印在我这深受刺激、有失正常、悲愤欲绝的脑海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又能奈何？
公使约定的日子快到了，我的命运也即将决定。如果就此回国，不仅学无所成，还背上一个坏名声，此生不复有出头之日。倘若留下，学费又毫无着落。
当时，能够帮我忙的，唯有现在与我同行的相泽谦吉。他在东京当上了天方大臣的秘书官。在政府官报上，他看到我被撤职的消息，便向某报社总编提议，聘任我为该社驻柏林通讯记者，负责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报道。
报社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可是我想，只要搬个家，换个便宜的旅馆，总可以维持最低生活。这时，诚心诚意来帮助我的便是爱丽丝。她极力劝说母亲，让我寄居在她们家。爱丽丝和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在穷愁潦倒之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
每天早晨喝过咖啡，爱丽丝便去排练场，没有排练就留在家里。我则到基奥尼希街一家门面很窄、进深却很长的休息所，浏览所有的报纸，用铅笔抄下各种资料。在这间借天窗采光的屋子里，有些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也有靠放小额贷款优游度日的老人，还有一些是从交易所出来偷闲片刻的生意人。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在冰凉的石桌上挥笔疾书，连年轻侍女送来的咖啡放冷了都顾不上喝。墙上并排挂了许多种报纸，全用木头报夹夹住。我一再过去换报纸，我这个局外的日本人，人家不知会怎样猜度呢!一点左右，爱丽丝从剧院排练回来，顺路来这里找我一同回去。对这位体态轻盈、能做掌上舞的少女，必定会有人看了感到惊讶的。
我的学业是荒废了。靠屋顶下一盏昏暗的灯光，爱丽丝从剧院回来后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我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写新闻稿。这和从前拼凑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截然不同，现在是综合报道风云变幻的政界动向，以及有关文学界、美术界的新思潮等。我与其说是学皮约尔涅[2]，毋宁说是尽可能用海涅的构思方法，写出各种文章来。其间，德皇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崩殂、新皇继位、俾斯麦侯爵的进退等问题，报道尤为详尽。所以，这一向忙碌不堪，自己有限的一些藏书，根本无暇翻阅，更不要说温习功课了。大学学籍虽然还保留着，但因交不出学费，所以尽管只选一门功课，也难得去听上一回。
学业固然荒废，却长了另外一种见识。何以见得呢？说来当时欧洲各国在民间学术的普及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德国。许多有见地的论文，散见于几百种报纸杂志上。自从当了通讯记者之后，以我在大学里养成的敏锐眼光，通过这一向的大量阅读、抄写摘录，知识面不断拓宽，如今能够触类旁通，综合概括，达到了本国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界。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连德国报上的社论都不常看的。
明治二十一年[3]冬天来到了。大街上的人行道，雪已用铁锹铲除，铺上沙子。修道院街这一带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高高低低已经看不出。清早一开门，冻死的麻雀散落地上，看着叫人觉着可怜。屋内尽管生火取暖，可是中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渗进棉衣，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前两三天的夜里，爱丽丝晕倒在舞台上，叫别人扶回家来。从那以后，她说不舒服，在家休息，吃了东西便想吐。还是爱丽丝的母亲首先想到，她是不是怀孕了。唉，正当我前途渺茫，一身无着之际，果真这样，叫我怎么办呢？
这天是星期日，我待在家里，心情抑郁寡欢。爱丽丝还不至于要卧床，她坐在小火炉边一把椅子上，一声也不响。这时，外面有人叩门，不大一会儿，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交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体很熟悉，一看就知道是相泽的笔迹。贴的是德国邮票，盖着柏林的邮戳。我有些纳闷，拆开一看，里面写道：“事出仓促，未及函告。我随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大臣拟召见你，望速来。此为恢复名誉之良机。匆匆，不赘。”爱丽丝见我看完信，神情茫然，便问：“是家乡来的信吗？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她大概以为只是报社关于稿酬的事。“不是，别担心。你知道，那个相泽陪同大臣到了柏林，叫我去一趟。事情很急，要我马上去。”
即便是母亲打发心爱的独子出门，恐怕也不及爱丽丝这么妥帖周到。考虑到我要谒见大臣，她便扶病，给我找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拿出一向保存得好好的二排对扣的大礼服，连领带也是她亲手给我系的。
“这样一来，谁能说你不体面!你照照镜子看!怎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连我都想跟着你去见识见识呢。”接着她庄重说道，“不像了，换上这身衣服，简直认不出我的丰太郎了。”她沉吟了一下又说，“倘若你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即使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你也不至于遗弃我吧？”
“什么？飞黄腾达？”我苦笑了笑，“几年来我已经断绝了涉足官场的念头。我并非想去见大臣，只是想看看阔别几年的朋友罢了。”爱丽丝的母亲叫来一辆最好的马车。车轮碾压过积雪的大街，停在窗下。我戴好手套，披上不十分干净的大衣，拿起帽子，同爱丽丝吻别之后，便走下楼去。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任凭北风抚弄她蓬乱的头发，目送我乘上马车离去。
我在皇家饭店门口下了车，向侍者问清相泽秘书官的房号，踏上很久没有走过的大理石楼梯。我先走进衣帽间，中间的柱子旁摆着铺了长毛绒的沙发，正面竖着穿衣镜。我脱下大衣，然后沿着走廊走到相泽的房门口。这时不禁有些犹豫：在大学读书时，相泽曾极口称赞我品行端正，今天相见，不知他会用怎样的目光来看我。走进房间一见面，相泽外表虽然比从前略胖，更显魁伟，但性情依然豪爽。他对我的有失检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彼此来不及畅叙别情，他便引我去谒见大臣。要我办的事，其实就是翻译一份德文紧急文件。我接过文件，便退出大臣房间，相泽也随后出来，邀我一起去吃早饭。
在饭桌上，多半是他问我答。因为他向来一帆风顺，而我却是命运多蹇。
我开诚布公，诉说我所遭遇的不幸。相泽听了不时感到惊讶，非但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反而斥责那帮庸俗小人。等我讲完，他正色规劝了我一番。大致意思是：这些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你天性懦弱，事到如今，说也无济于事。然而，一个才学兼备的人，岂能为一个少女的爱情，毫无目的地长此以往？目前天方大臣有意要借重你的德语。他知道你当时被革职的原因，已有先入之见，我也不便劝他改变看法。大臣要是看出我在维护你，不仅于你无益，对我自己也不利。举荐一人，最好是先露其才。你当以自己的才干取信于大臣。再者，你同那少女的关系，即使她对你真心实意，彼此情深意浓，这样的爱情也绝非出于慕才，实则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已。你应当痛下决心，同她断绝这层关系。
仿佛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人，望见了远山，相泽给我指明了前景。然而，这远山尚在浓雾之中，究竟何时方能到达？再者，即使到达，我是否就能心满意足，也难预料。眼前生活虽然清苦，却也不无乐趣，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下。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同我敌对者之流，我为了不失身份，还常常能抵挡一番，然而，对于朋友，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
我告辞出来，寒风扑面。旅馆的餐厅里，隔着双层玻璃窗，又生着陶制火炉。一走出来，下午四点的寒气，透过单薄的大衣，袭在身上，实在难以忍受，不但身上打起了寒战，连心里也感到一层寒意。
一夜之间，我便把文件译完。此后，到皇家饭店去的次数多了起来。起初，大臣只同我谈公事，后来便提到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听听我的见解，偶尔也讲些旅途上人家闹的笑话，说罢哈哈大笑。
大约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大臣突然问我：“我明天要去俄国，你能随我去一趟吗？”因为相泽公务繁忙，已经几天没见到他。这一问，使我不免感到意外，随即答道：“敢不从命？”说来惭愧，我这回答，并非出于当机立断。凡是我所信赖的人猝然间问我什么事，我往往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而不去推究该如何回答才算得体。一经允诺，即便发现有为难之处，也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