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页）
“说起来，茂井千代应该听不懂我们说的话吧？”野崎突然不安地问。听他说，他跟诚治谈富子堕胎的事情时，千代突然睁开眼睛，朝两个人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她就像能听懂我们的话一样，一直紧紧地盯着我们看，眼神看起来非常悲伤。”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前我们多次向千代搭话，她都没有反应，不可能突然间就好了。直到去年年末，喊她“千代”或者“孩子妈妈”时，她偶尔会用呆愣的目光看向说话者。然而仅凭这一点，我们并不能确定她是否真正理解了别人说的话。尤其从今年开始，她大脑退化得越来越厉害，不可能理解富子堕胎这么复杂的事。
“那就好，不过我总觉得她似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总之，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远比诚治更像个人。”野崎说到这儿的时候，后面的两个护士过来向我们打了一声招呼，就去了食堂。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野崎目送着护士们远去，开口说：“打扰您吃饭了，真不好意思。”说完就站了起来，之后又说上司要求他今天一天都要陪在富子身边，直到最后把她送回家。我邀请他一起吃饭。刚开始他还有些客气，最后我还是多拿了一份医院工作餐，和他一起在医务室里吃了起来。
一边吃着饭，野崎又说，做出让自己女儿怀孕这样的事，诚治真是个人渣，应该下地狱。“一想到我们辛辛苦苦上交的税金用来养了那种人渣，我就觉得很糟心，真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在工作。”他愤愤不平地说。
我从不知道野崎是个说起话来这么慷慨激昂的人。上次见面时，他小心措辞，只说了要紧事就回去了，而今天却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或许是因为这件事的确让他异常震惊了。饭快吃完时，他问：“千代得了那个病，还剩多长时间呢？”不用说，他已经知道千代的病治不好了，所以没问什么时候能治好。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这么回答不是态度冷淡，而是确确实实不知道。野崎点了点头，马上又说：“我一直都想问问您，您觉得把千代送到别的医院可行吗？”我对转院当然没什么异议：“如果可以的话，送去有全方位护理的医院更好。”听我这么说，野崎就说，他也是这么想的，院长大概不会反对。然而，他嘴上这么说，脸上却看不到什么信心。野崎又说起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曾想把千代转到有空床的绿之丘医院，但是院长的脸色不太好看，所以最终放弃了。今年年初正是院长找我谈提高千代医疗费一事的时候。野崎告诉我，院长说绿之丘没有外科医生，所以不能转过去。确实，绿之丘医院以精神科为主，再就是有少量内科病人。但要是转去全方位护理医院，就能省下陪护的工夫和花销，难怪福利机构希望把千代转到那里去。
“必须得有外科医生吗？”野崎又问。我含糊地点了点头。千代的病一开始确实属于脑外科领域，但是说实话，到她现在这个阶段，只要有内科医生在就足够了。极端点说，即使没有内科医生，甚至即使没有医生，也妨碍不到什么。就她现在的状态来看，医生在场还不如照料她的护士或是陪护人员在场。既然如此，院长以没有外科医生为由反对千代转院，到底是为什么呢？照顾治疗千代虽说很是费事，但与之相应地，收入也会增加，院长是因此才拒绝让千代转院的吗？如果以恶意加以揣测的话，这种解释是行得通的，但只有真正问过院长，我才能知道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绿之丘现在有空着的病房吗？”我问。野崎回答说，当时只是碰巧空出来了一间，现在已经没了。绿之丘不仅仅是精神病院，一些被亲人抛弃的老人也住在那里，只要他们不死，就不可能空出房间。近来，那样的病人确实越来越多了。
我们吃完饭，开始喝来收拾餐具的食堂阿姨泡好的茶。野崎为我请他吃午饭的事情道谢，夸赞医院的餐食特别美味。我告诉他，今天吃的是员工餐，比病人餐多了一道菜。听我这么说，他就笑着说，一天一千日元的病人餐确实没法供应这么好的菜。
到了下午，窗外透进来的阳光更加暖和。野崎小口啜饮着茶，边喝边说：“福利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荒唐，就不存在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的道理，一旦开始了，就会陷入无底沼泽，永无上限。”我问了他一个近来常被提及的话题，就是福利会不会让人变成废人。他说那种例子极少，而现实中确实有需要救助的人，如果剥夺了他们的福利，他们就只能陷入深渊。因为福利变成废物的人确实也有，但那只是一小部分，不能因为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就说福利保障没有必要。先不说正确与否，作为实际从事福利保障事业的工作人员，野崎说出这样的意见理所当然。“但是，父女俩做了不检点的事，却让我们支付流产费用，这种浪费方式是最让我们生气的。”
我问野崎多大年纪。他带着有些古怪的表情回答说三十二岁。“仔细想想，诚治也很可怜。”听我这么说，他瞪大了还留有青年余韵的清澈双眼，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绝不是因为这次的事同情诚治，而是觉得有个实情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那就是诚治的性欲得不到宣泄。诚治的妻子瘫痪在床，他自己又没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亲近女性的路都被封死了。也因此，他日积月累的欲望才终于朝着女儿这个错误的对象发泄了出来。听完我说的话，野崎的脸上满是惊愕，想要反驳些什么，最终只是斩钉截铁地说那种事不值得同情。
“那就是说，妻子生病的穷人和自己的女儿发生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要知道有很多人很辛苦，但他们却一直都在约束着自己。照您那么说，福利机构还得给他们准备好嫖娼的钱？”
我问他《生活保障法》的原则是什么。野崎回答说，《生活保障法》是沿袭《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的、维持最低文化限度的生活的权利”这一条款，以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为标准。
衣食住确实很重要，但是人类基本的本能包括了食欲和性欲。保障了食欲，却对性欲放任不管，这难道不是有失公允吗？听我这么说，野崎马上回答道：“人不吃饭的话会死，但是压抑了性欲并不会死。”野崎说得确实没错，但是，让一个健康的男性压抑性欲，有时可能比让他受饿更令他痛苦。健康的、有文化气息的生活自然需要保障衣食住，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性欲也是刚需。我们一边说要过健康且有文化气息的生活，一边又无视男人性欲的需求，往大了说，这不就是枉顾人性吗？我说完这些话，野崎为难地叹了口气：“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还必须保障低保者对女性的需求了？”
野崎的困惑有理可循，但我觉得自己也能理解身体健康却失去了**的诚治所感受到的痛苦。我会这样想，或许是因为自己孤身一人来到这座城镇，和桐子展开了交往。但是，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些前提，我也不会单方面责备诚治。
我又想起了雪夜里诚治拼命向前奔走的身影。毫无疑问，那不是因为想见孩子或是怀念自己的家，而是一只饥饿的雄性动物要去追求雌性。可能对诚治来说，满足性欲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侵犯女儿，把自己埋进女儿体内。
“让福利机构为男性的性欲买单也太可笑了。”野崎强调道。确实是很可笑，但它无疑也是男人们殷切的期盼。
“那诚治要怎么办才好呢？”我问了一个不知道答案为何的问题。“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但是就我们的工作而言，那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野崎自信满满地回答道。
下午，我做了一台手术，接受手术的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家庭主妇。她三天前就开始感到腹痛，却一直喝非处方药强忍着。今天早上，她疼得越发厉害，却到下午才被抬进医院。她腹部膨胀，伴有发热症状，大概是得了腹膜炎。我即刻交代护士们去做术前准备。三点多的时候，手术开始。打开腹腔一看，正如我先前所料，是阑尾炎穿孔引发的腹膜炎。关键部位的阑尾突起化脓后破裂，和周围的组织粘连在一起，摘除非常困难。我小心地摘除中心部分后，给旁边粘连的部分滴了抗生素，而后插入塑料引流管，结束了手术。
“保险标准不变的话，简单的病症趁早做手术更划算。”护士主任这么说着，开始收拾起手术器械。
我身上出了点汗，便决定去洗澡。手术室的浴室扭开阀门后立刻就会出热水。此时正是下午四点，躺在浴缸里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是桐子的生日，我们约好了六点见面。做完手术的病人情况比较稳定，看来这次我应该不会迟到。我洗了好久没洗的头。正冲着淋浴的时候，年轻护士的声音从外面传来：“阪田夫人不太对劲，请您快来看看。”我慌忙擦干身体，出了浴室。
从今天早上的例行查房开始，阪田夫人就不大对劲。之前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每次都会微微睁开眼睛，向我倾诉“太痛苦了”，但是今天早上，她却只用空洞的眼神看向空中。我触摸她的脉搏，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时，她的表情都没什么变化。更令我在意的是，这几天她的脸色黯淡发黑，还出现了浮肿。处于癌症晚期的病人，皮肤会因为所谓的恶病质而发黑，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但身体浮肿却是肾脏功能低下的表现。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她就会因尿毒症而陷入昏睡，面临死亡的危险。今天早上，她空洞的表情仿佛就在暗示这一切。总之，采集血液和尿液，做个检查，就能搞清楚她的肾脏功能究竟如何，但我什么都没做。虽然我安排了输液和吸氧，但那对病危患者来说都只是常规的处理措施，对实际的问题所在—肾脏障碍来说，不会起到任何效果。
毫无疑问，到了现在，没有人期待阪田夫人还能继续活下去，恐怕连她自己都是这么想的。一旦陷入昏睡，她就必然会失去意识。比起意识清醒地体验死亡的痛苦，对她而言，在沉睡中死去或许才是一种幸福。
我到达病房的时候，阪田夫人已经闭上了眼睛，只有嘴巴还在轻轻呼吸着。她的嘴唇朝向上空，一翕一张，似乎是残留在体内的剩余力气勉勉强强地支撑着嘴巴的活动，而不是病人本身还存有意识。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陪伴在身侧。
“妈妈是十分钟前变成这样的，怎么叫都没有一丝反应。”大女儿的声音很是激动。
我问大女儿有没有联系她爸爸。大女儿回答说，刚刚护士长告诉她要联系爸爸，她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估计他十分钟左右就能赶过来。我准备给阪田夫人测量血压，又把听诊器贴到她的身上，然而她已经测不出血压了，听诊器里倒是还能传来心跳声。阪田夫人的心跳声十分微弱，似有若无。她的生命大概还剩几分钟，或是十来分钟了。
阪田夫人依旧维持着微弱的呼吸，看起来就像是正在用全身的力气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恋恋不舍。我保持着站立的姿势，继续用听诊器听心音。两个女儿和护士长一起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下有效的治疗措施可能是心脏按压加人工呼吸，需要切开肋骨，直接用手接触心脏并进行按摩，如此一来，心脏怎么都会继续保持跳动，血液会继续在全身流动。如果不这么做，我们还可以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在肋骨上方按压刺激心脏，同样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她的生命或许还可以延长一到两个小时。当然，我并不想这么做。
我继续贴着听诊器。这时，二女儿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她的眼神分明是在控诉：“妈妈快要死了，您什么都不做吗？”我看着护士长，说了句“地莫拉明”。地莫拉明是一种强心剂。我虽然不认为它对现在的阪田夫人还有效果，确切地说，就她现在这种呼吸微弱、缺乏氧气的状态，强行用地莫拉明去刺激心脏是有危险的，不过现在还是给她打一针为好，至少二女儿可能会因此认可我们施行的治疗措施。可以说，在死亡结局不变的情况下，遵循第三方认可的形式是很有必要的。
护士长拿着注射器和地莫拉明，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她掰开安瓿瓶，用注射器吸取里面的药液。她的动作始终慢慢吞吞的，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我的懒散可能就是她传染的。我接过注射器，直接扎入了阪田夫人突出的肋骨之间。扎入的瞬间，注射器里涌入了从心脏倒灌出来的血液。我轻推注射器，那些血液瞬间就和药液一起消失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做起来行云流水。以前看医院的前辈做同样的动作时，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阪田夫人在一刹那皱紧了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注入了强心剂，她的心跳声暂时变得强劲有力起来，但那样的趋势只持续了三十秒，而后又变回了原先微弱不清的样子。大女儿看着母亲连连摇头，似乎不愿意接受现实；二女儿低下头，把手按在了额头上。
直接把药液打进心脏后，我感觉自己已经完成了作为医生应尽的所有义务。它们就像是面临死亡时必须要办的手续一样。我取下耳朵上的听诊器，接着又观测阪田夫人的脉搏。姐妹俩的表情随着我的动作不停地变换。地莫拉明带来的短时效果已经过去，阪田夫人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她的嘴巴已经动不了了，只有鼻翼还在微微颤动着。我再次把听诊器贴到了阪田夫人瘦弱的胸前。我的耳朵倾听着心音，眼睛看向了窗外。太阳已经落到了防雪林的另一边，干洗店的轻型小货车从那边开了过去，之后又跑过了一群孩子。夕阳照亮了病房的窗户，窗边放着观叶植物，它们的影子已经蔓延到了阪田夫人的病床边。
“妈妈！”二女儿呼喊道。就在她出声的同时，阪田夫人停止了呼吸，或许这就是一般人的直觉吧。听诊器里传来恋恋不舍似的两拍心跳，而后归于平静。我知道心跳不可能再回来了，却仍然继续贴着听诊器，眼睛看向窗外。拿下来吧，我心想着，又考虑起拿下来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二女儿已经握住了母亲的手，大女儿把手撑在病**，注视着母亲的脸。两人都知道母亲已经离世了，却仍然等着我最后的宣告。
我贴着听诊器，注意到护士长的视线动了动。她先是看着阪田夫人，视线几乎要笼罩整张病床，而后又退开一步，移开了目光。看到这儿，我拿开听诊器，卷起橡胶管，向离世的阪田夫人行了一礼。
“妈妈……”这次两个女儿一起喊了出来。两人一左一右，趴在已经没了呼吸的母亲身上，身体微微颤抖。
我对护士长点头示意后，再一次垂下了头。走廊前方传来了人声，病房门被打开，阪田出现在门外。他穿着西装，似乎是跑过来的，领带稍稍松了一些。从我的表情里，他仿佛立刻意识到了妻子的死亡，一瞬间绷紧面部，随后仅垂了垂视线，算是打了个招呼。
阪田夫人沉睡在午后的阳光里，面色一片平静，几乎看不到痛苦的痕迹。阪田慢慢走到她跟前，凑近了脸去瞧，似乎是想看看妻子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爸爸……”小女儿把脸埋到站着的阪田怀里。看到这里，我离开了病房。